美国政府的公关发展对我国政府形象建设的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政府的行政事务日趋复杂多样,政府工作人员要与社会各方面公众进行接触和交往。为了使政府机构能搞好与各方面公众的关系,达到相互了解,争取公众的信任、支持和合作,就必须开展政府公共关系活动。本文着重论述政府公共关系的基本内涵和特点,国外的相关经验,以及对我国政府形象建设的启示。     

公共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政府信任建设

政府信任本质上是公众与政府之间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一种广义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存在,在公共资源开发这种重大利益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公众期望与实际获得认知的差异,引发政府信任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府信任建设的核心在于政府自身能力建设,较少涉及外部公众认知与监管机制的研究。其实,公共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政府信任建设,需要保持公众、政府与外部控制机制三者地位平等、循环互动。     

警民政治信任问题研究

鉴于新时代政治建警的大趋势,警民信任关系研究有必要突出警民间的政治信任问题。从政治信任生成机制中的信任主体、信任客体与信任环境三要素来考察,警民政治信任问题主要集中在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期待、警察对于人民群众的政治可信性以及警民政治信任的环境等方面。围绕以上问题,提升警民政治信任,应该在激发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兴趣、稳定和培树人民群众对警察的政治预期、政治信心以及习惯性思维偏好上下功夫;在塑造警察政治能力、展现警察政治友爱和坚守警察正直属性上苦练内功;改善警民政治信任大环境,优化治安、法治和涉警舆情氛围。     

合作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政府信任关系源于我国社会从双重转型到"和谐社会"的实践诉求.文章从公众-政府关系的视角出发,阐释了当前政府信任关系所面临的困境和难点所在,并提出构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想和路径.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信任：科学与公众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社会最大的风险源,公众对科学专家及专业知识的信任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从信任的视角切入科学与公众的关系问题,有着更宽广的视野和更积极的意义。     

改善地方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信任是构建政府与公众和谐关系的重要因素。当前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执政行为存在诸如盲目决策、行为不廉、政绩工程、处事不公及处理突发事件不得力等问题,从而导致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弱化。对此,地方政府必须实现从执政理念到执政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塑造勤政廉政善政的服务型政府形象,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对中国律师职业信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思路——以法律职业社会学为考察视角

当前我国律师职业界存在公共形象低以及公众不信任的问题,从职业社会学理论来看,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信任是现代律师职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性要素,公众对律师职业的不信任的存在将会给我国法律职业化目标的实现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该问题的产生有着文化传统、职业化发展道路、律师业结构等多方面的背景,要解决该问题,必须立足于职业信任所产生的理论基础,通过加强律师职业的职业责任来进行。     

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公众感知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调查数据,从政府职能感知满意度视角,考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公众社会信任的影响及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建设性支出降低了公众社会信任水平,而公共服务性与社会管理性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社会信任水平,后两者对社会信任的挤入效应要大于前两者的挤出效应;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实施社会管理、分配资源收入等方面的满意度感知对政府财政支出与社会信任关系起到中介传导作用,保护生态环境绩效的中介效应因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强而未通过检验。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归属感、提高社会管理支出和绩效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完善制度带来的公平感来提升社会信任。     

政府信任与理性怀疑:一个理论的探讨

广义的政府信任是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耦合关系,因此,改善政府信任须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考虑.问题是,在改善政府信任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聚焦于政府本身,而忽略了公众,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公众对政府的理性怀疑在政府信任改善中的重要性.改善政府信任还离不开公众的理性怀疑,这是一种研究路径的转变,一种思维定势的转向,需要在学理层面上给以分析和论证,这也是本文的理论旨趣所在.     

网络涉警舆情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国内网络涉警舆情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警民关系建立、公安工作新机制构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对国内网络涉警舆情的研究,对国内网络涉警舆情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发生、发展、结束的特点、原因,试图探索其中的规律所在,以便采取有效的针对性的措施更好的应对网络涉警舆情。成果颇丰。对国内网络涉警舆情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以期为建立公安应对网络涉警舆情的新机制开启思维。     

One country,three populations: Trust in police among migrants,villagers, and urbanites in China

While the past decade has witnessed the burgeoning of research on public assessments of the police in China, marginalized social groups have rarely been considered in this line of inquiry.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migrant workers, rural villagers, and urban dwellers, this study assesses whether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police are distinguishable along procedural-based trust and outcome-based trust and whether expressive concerns and instrumental concerns are predictive of trust in the police. Findings show that Chinese citizens tend to conflate procedural-based trust and outcome-based trust. Expressive concern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instrumental concerns, with such expressive variables as trust in neighborhood residents committee, perceived law and order, and quality of life influencing trust in the police. Public perceptions of police trustworthiness are also significantly linked to media influenc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论新时期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价值定位

政府公信力作为政府内生的一种价值要求,是公众视野下衡量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行为和能力的重要指标。面对新时期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客观环境和时代要求,构筑政府与公众的新型信任关系,应首先从理论的高度明确和把握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价值定位,这是当代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实践前提和基本保证。     

清末巡警部成立的原因探析

清末巡警部的成因有三：一是警政思想的传播及各地警政的经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二是规范各地警政建设,以实现集权中央;三是“吴樾一弹”成为最直接的诱因。巡警部的设立无疑是近代中国警政史上的里程碑,然而它的成立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一个新机构的诞生,而且也兆现了近代中国特定背景下社会历史的演进、人们思想观念的变迁以及中央与地方复杂的关系等。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安民警的从警道德

新时期,处于社会生活特殊层面的公安队伍,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多重严峻考验。培育、塑造和弘扬良好的从警道德,已成为决定公安队伍质量,关系公安机关职能作用发挥,影响公安民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形象的大事。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强化、规范公安民警的从警道德,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和养成公安民警的良好从警道德。     

关于锦州城区街道公共设施建设的思考

随着城市发展而发展的公共设施,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调着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一个城市的公共设施建设,对于树立这座城市的形象、提升它的层次,其作用绝不能等闲视之。依据城市街头公共设施形象设计的基本原则,对锦州城市街头公共设施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从刑事诉讼目的角度看警检关系

西方各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相互配合与协作的关系,以控制犯罪为直接目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既是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又是一种监督关系,以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然而,从警检关系的实际运作来看,无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互相配合,还是检察监督均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由此导致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目的均未能充分实现。在笔者看来,警检关系难以实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我国应以提高对犯罪的有效追诉为目标重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