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经济人”假设的批判

"经济人"是公共选择学派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式,这一范式源自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公共选择学派"经济人"假设有助于对政策失灵现象进行现实的描述与分析,但是由于这一学派对人性的狭隘理解,他们无意中却又使公共政策陷入了歧途,认为政策也只不过是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相妥协,所以最终选择的决策也无法对公共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同时,由于人性的不完美和决策只是在有限的信息条件下进行,所以容易导致政策失误。公共选择理论之所以走入了这一误区,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亚当·斯密理论的片面理解以及错误地阐释理性选择,把理性地达到目标的方法简单地归结为讨价还价。与利益计算相比较,民主的决策程序更是理性选择的重要内容。     

“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

西方文论的"后理论"转向,既表现为"反理论",即对此前盛行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批判反思,同时也是一种"新理论",指向对前人遗留问题及新的现实问题的重新探讨。在"后理论"转向的启示下,我国当代文论研究,一方面有必要加强理论反思,包括解构性反思和建构性反思,这不仅需要怀疑和批判精神,同时也需要建构性的理论精神;另一方面,还有必要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重建当代文论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所关涉的主要问题,一是当代文论建构的现实基点问题,二是当代文论建构的文学观念和价值理念问题,三是当代文论对文学实践和社会现实的"介入"功能问题,四是当代文论的开放与坚守辩证统一的问题。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河北路径——基于“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探索

"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河北培育和践行的重要载体及实践路径。理论上,"善行河北",以"善"为切入点,意在善,重在行,其核心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相一致。实践上,"善行河北"通过宽辐射注重传播渗透、广发动加强示范引领、重践行广搭实践平台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进行了颇具河北特色的探索。深化"善行河北"活动,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基层落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河北真正内蕴于心,外践于行,从而为和谐河北和经济强省建设提供强大道德支撑。     

国家转型、主体性与文学的作用——重思“左翼鲁迅”

正如不能把鲁迅走向左翼的选择简单解读为"遵命文学"一样,也不能简单地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来概括鲁迅的"左联"实践。鲁迅与"左联"的纠葛,一方面说明了他的选择是具有目的理性色彩的社会行动,其中承载了他试图寻求组织化力量以革新社会的愿望;同时也呈现了其深刻甚至超前的主观理性与通过建构强大现代国家以制定良善制度的客观理性之间的分歧。从此种分歧中,我们不但能发现鲁迅进入到内部去展开批判和抵抗的、"横站"的左翼立场,也能够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的必要性和复杂性。虽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对于近代以来所发展出的制度文明的领会不够确切和深入,但他对主体性的重视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特别的文学,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仍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马克思真理观的实践变革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出发,科学地解决了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实现了对黑格尔理性真理观的"实践颠倒"。马克思坚持真理是一个开放的活动过程,但在活动的主体上变黑格尔的"理性、精神"为"现实的人",在活动的内容上变黑格尔的"精神外化的自我意识"为"现实的感性物质活动",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变黑格尔把实践作为认识的一个环节、完成的是一种理论的系统化的哲学系统、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理论为把认识作为实践的内在环节、最终完成在一种开放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践。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真理观的"理性"本质时所实现的并不是从"理性"到"物质"的变革,而是从"理性"到"实践"的变革。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真理论的实践本质与人性特征,对于合理解说当前真理问题研究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社会监管: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社会监管是以健康卫生、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价值为目标的政府监管行为。通过西方国家社会监管制度的考察与经验梳理,由此反思我国社会监管制度在"反向制度变迁"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相应的路径选择。在现实国情下,试图理想化地解决社会监管问题乃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唯有采取理性与宽容的精神对待社会监管的技术层面设计,方能更好地发挥"倒逼机制"作用,借此推动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     

“精神胜利法”与“文化革新”:“道德的教育”何为?

教育本身是需要德性的,道德教育更应当是"道德的教育"。现实中不少所谓的"道德教育"实际上是"缺德教育",这种教育体现出"精神胜利法"指导下教育自身的道德危机。"斯德哥尔摩症"是形成缺德教育的重要心理机制,它直接导致了教育的被动、消极和软弱,导致了教育主体人格的丧失和创造力的枯竭。"文化革新"要求在"异质的平等观"的指导下实行差别对待,从而为教育自身提供一种"合法性"的依据,并为教育活动实现道德上的"超越"奠定基础。     

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解析——马克思的“实践主体”对“理性主体”的突破

当今,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从哲学的层面上看,学者们将问题归结为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理论及建立其上的理性主义和主体性传统.本文通过哲学史的解读认为,问题的核心并非在于单纯的"理性"和"主体",并非是"主体理性",而是"理性主体",即对人的抽象化理解.但西方现当代哲学却未能突破这一理论悖论,而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将社会实践归结为主体(人)的本质,建立起的"实践主体"哲学突破了"理性主体",从而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石.     

对“四个全面”现实运行机理的整体把握

"四个全面"作为着眼现实基础的理论创新,是了解天下,认清大势的眼界和胸怀与内涵民心所向、民情所趋的视域与情怀的有机结合,具有顶天立地的特征。具有顶天立地特质的"四个全面"不仅具有解决当下问题的工具理性,也具有追求更好发展、善政、兴国的价值理性。这个具有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统一的"四个全面"不仅具有实事求是的理论力量,而且具有改变现实的实践力量,这个改变现实的实践力量,就在于作为领导"四个全面"伟大战略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觉悟与能力,从而实现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的有机结合。在化理论为方法中懂得如何做事、化理论为德性中懂得如何做人的基础上,实现化理论为制度,进而实现可持续做事与可持续做人的有机统一,最后在实现理论创新、理论武装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推动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实践”概念对哈贝马斯的启示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强调世界是物质的,把实践活动看成是人与外部世界作用的重要环节。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一样,是强烈反对传统哲学家仅在先验层面上纯思辨地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将社会的现实和实践完全排除在自己的对象范围之外,因此,哈贝马斯要重建"实践理性",发掘"实践"大于"理论"的优先性,并面向生活世界,使后形而上学在现实社会获得存在意义和发展契机。     

施莱格尔的“新神话”解析

启蒙运动因过于强调理性的作用而对神话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神话由于其非逻辑、非概念的思维方式不具备追求真理的能力,所以神话受到摈弃。其结果是不仅摧毁了人的完整意义的世界,而且也使理性的普适性价值受到质疑。德国耶拿早期浪漫派的代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站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立场上,提出了建立"新神话"的理论主张。"新神话"作为精神的创造物,具有与古代神话不同的路径,其理论基础是费希特哲学的"绝对自我"原则,是意识之内的绝对同一和"综合"。"新神话"不仅表达了施莱格尔的"泛神论"和神秘主义思想,同时还传达了浪漫主义者寻找整体性的理论诉求,是浪漫主义者把人、自然和社会综合为一体的理想,目的是为人和世界重新确立一个"中心",从而赋予世界一个新的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新神话"理论不仅以"艺术"的概念成为谢林哲学的体系,而且被浪漫主义之后的尼采以"酒神"的精神使"新神话"得以复活,甚至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以"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以人的存在的"完整性"的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了"新神话"的理论主张,与浪漫派的"新神话"具有理论上的同构性。     

“范式”转移:从“两手抓”到“五位一体”

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新"范式"出现是知识增长的重要标志。从"两手抓"到"五位一体",中国每一次发展观念的更新都是一次"发展范式转移",体现了科学的时空观和革命观。"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发展范式进入到全新的阶段。同时,充分的发展范式转移也对中国的发展理论建设和社会实践提出要求。     

改革与法治“二律背反”及其消解方式

改革与法治的内在逻辑和价值追求迥异,两者客观存在着"二律背反"的紧张关系。三十五年前,中国改革的发生和发展选择了一种对峙性展开方式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以"良性违法"的道德正当性,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运用试点、试验和"先行先试"的办法,挑战旧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允许新旧体制秩序并存、对峙、冲突和比较,待改革成果经实践检验后,再经立法程序予以巩固和坚持。经过三十五年改革、开放和发展,"良性违法"的道德正当性和阶段必要性已不复存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已经有条件、也必须选择消解性展开方式,跳脱改革与法治"二律背反"困局,走向全面理性的法制建构。     

“逆城市化”还是“伪逆城市化”——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逆城市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国家"城市病"和城乡差距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二战"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的现象,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所导致的利益驱动的结果,是一种"伪逆城市化"。故而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逆城市化"理论研究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应当吸取西方城镇化的教训,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苏共“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的性状与危害分析

权力结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党制度安排的基本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顶层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苏共执政74年间,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抛弃了列宁晚年关于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原则和改革实践,创制并固化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高度重合的"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这一权力结构模式是一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战时权力结构,是一种压制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集权领导制度,是一种导致治理能力层层弱化的组织制度,是一种无法保障党的纯洁性的同体监督体制,因而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等级授职制选人用人、权力无法监督制衡、权力垄断腐败并溃败等制度缺陷,最终无人也无能替"天下"负责。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的主导性特点:崇“一”尚“独”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的主导性特点并非如某些学者说的是"王权主义"或"君权至上"。"王权主义"或"君权至上"其实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现实政治运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总体的表象特点。"专制主义"或者说崇"一"尚"独",才是其价值的主导性特点。这个主导性特点在政治权威的归属上表现为崇"一"贬"多",在政治权力的运行方面表现为好"专"恶"分",在治国举措的偏好上表现为存"同"去"异",在政治统治的原则方面表现为求"中"防"偏"。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整体”?——评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追问与反思

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科尔施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发起攻击,努力消解"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连接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的"总体性理论",是一个以辩证法为核心要旨的统一的、一致的"整体"。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并对他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追问与反思的思维路径虽然有失偏颇,但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实践过程中的“几”、“数”、“运”

实践展开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从本体论的层面看,人与世界的互动不仅涉及实然,而且关联可能、必然与偶然。作为行动背景的可能、必然与偶然不同于人之外的本然趋向和规定,其存在意义无法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以人的行动为视域,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必然与偶然分别呈现为"几"、"数"、"运"。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几"、"数"、"运"在中国哲学中已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关注,后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其意义提供了历史前提。从现实的层面看,"见几而作"、"极数前知"、"慎处时运"相互联系,构成了实践过程有效展开的综合前提。     

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价值

"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思想。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实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日益厚重。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专家智库为改革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思想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