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宪政思潮的勃兴对商人的影响

从1901年清末实行新政以后尤其是1904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宪政思潮沛然而兴。宪政思潮的传播对商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商人的权利意识萌苏,参加立宪团体,积极参与试办地方自治。商人有了政治历练,逐步成为清末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清末报刊立宪动员与政治变迁

清末报刊立宪动员对政治与社会的冲击,其力量来源于立宪民主理论与报刊媒介本身.立宪思想通过报刊宣传改变了传统的话语体系,从理论层面瓦解了专制制度赖以依存的伦理基础;报刊传媒以立宪理论为武器,从实践层面发起了社会动员,培植了挑战现政权的社会力量,有效地推动了清末政治变革.不过,由于立宪宣传和动员阶层的局限,清末政治变革并未完全达到报刊立宪动员的政治目标.     

地方精英与清末宪政——晚清江苏省咨议局研究

预备立宪是清政府面临国内外压力下所采取的积极行动.晚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地方精英成为推动预备立宪开启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江苏地方精英在江苏咨议局的筹备、选举和开办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和地方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当选江苏咨议局议员的人尽为地方各界精英,他们在本省内进行了地方的政治和社会革新,并发起了全国的开国会请愿运动.在这一时期,由于清廷一系列铸成大错的举措,得罪了地方精英及其背后的支持力量,最终促使其转向支持革命,结束了清廷的统治.     

国家现代治理应对动力变革的思考

社会变革是国家现代治理走向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各参与主体在治理体系的位置不同,其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也不同.应该看到,利益分配和调整是这种动力变革中影响力产生的源泉,而表现在制度创新、治理理念转变、功能多样化和主体能动性等不同的影响决定了动力变革的力量大小.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经济动力、民主化推进的政治动力、价值整合的文化动力以及多元主体聚合的内在张力构成整个动力变革的力量体系.要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结合新时代发展环境,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从制度建设的基础做起,强化思想引领,集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合力.     

袁世凯与清末政治近代化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袁世凯积极投身其中,与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立宪,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参与官制改革,推动资政院设立,在直隶搞地方自治。其活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在中国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现代政治精英的成长：对中国民主化动力的一种思考

民主化是世界的潮流,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强大的国家权威主导下展开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在现阶段仍然存在些许局限性,借鉴西方成熟民主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参考东亚、第三世界国家走过的历程,我们发现政治精英与民主化存在高度相关性。国家与社会走向民主实质是调节人与制度的关系,在人的方面,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现代政治精英的成长;民主化是需要现代政治精英推动的,现代政治精英的成长是民主化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     

西方民主化研究的认识论反思

20世纪后期发生的全球性政治变革浪潮催生了民主化研究。研究者围绕民主转型的特点和阶段、民主转型的条件、转型之后民主制度的选择、民主如何得到巩固以及如何促进民主的国际化等问题展开研究。西方民主化研究在看待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转型时,往往将早期民主国家作为范型,以西方民主国家的体制和成功经验为标准来衡量转型国家,将政治转型等同于民主转型,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民主化的目标,主张民主化不需要前提条件而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认为民主化就是政治精英设计和推动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研究,损害了研究本身的客观性、科学性,对此,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     

从“开官智”到“开民智”:论晚清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路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晚清,在中外时局逼迫及体制精英诉求下,清政府通过政策变革、体制调整开辟了由官员现代化到民众现代化的自强之路。自洋务运动开始至清末新政早期,中国"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官员现代化,即所谓的"开官智"教育。日俄战争后,随着"新政"向"宪政"的过渡,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继续"开官智"外,还有"开民智"方面的努力,中国社会进入了官智、民智齐头推进的新阶段。开官智、民智的内容也不再仅仅拘泥于自然科学知识,西方国家的政治智慧和体制优势也被大量借鉴。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了。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近代胶东商人研究

近代以来,胶东商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推动地方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力量,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来自于农民阶层的商人群体成为近代胶东商人的主要来源构成,并发展成为商人群体的中坚力量。近代胶东商人投资领域和经营观念的转变,使近代胶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具备现代化生产的部分特征。商人组织形式的变化,则体现了近代胶东商人力量的联合及其向公共领域的渗透,使得近代胶东社会具备了市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在商人力量的推动下,胶东地方社会亦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     

清末地方自治与民权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变迁中,地方自治作为一种推行宪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而被纳入国人的视野。在清末立宪过程中,以省谘议局和地方各级议事会等机构的建设为标志,普通民众开始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文本意义上的民权开始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保障,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重要的起点。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     

论清末民初直隶商会的政治参与

清末民初(1903-1920)的直隶商会是在清末新政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背景下成立的,以天津商会为首遍布直隶地区的新式商人组织网络.商会虽为保商而设,但在时代大潮影响下它们利用国家提供的政治活动空间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国家和地方的政治进程,因而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自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后,直隶商会组织直隶绅商参加和发起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在清末民初的直隶社会中扮演了积极活跃的角色.     

新政学系的地方行政实践探析——以张群为中心

新政学系是国民党内一个重要政治派系,其成员或曾入阁南京国民政府,或曾担任省市地方大员。张群是新政学系的重要成员,曾经主政上海、湖北、四川,尽管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能够积极施政,为推进地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而努力,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体现新政学系具有丰富的地方行政实践经验并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联盟与地方政治——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晚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清末新政以及议会选举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不仅导致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且引发了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不断重组,先后出现了团练局、同姓联宗、“同盟会”等乡村联盟.这些不同形式的乡村联盟,在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律师、家族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下,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民国时期社会组织在救灾中的作为追溯——以1920年甘肃大地震为例

1920年甘肃大地震,灾黎遍野,由于政府救灾功能弱化,社会救灾力量进入国家场域,成为赈灾主力.凭借传统士绅影响力凝聚起来的地方团体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愿望与社会诉求达成一致,赈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现代知识精英逐渐从地方团体中分离出来组建更具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并最终与更大范围内的慈善组织实现了重构,揭示了中国的慈善活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轨迹.     

清末新政中的保守主义思潮--立宪运动百年的反思

清末立宪运动中的立宪缓行派对西方宪政制度植入中国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持有审慎的怀疑态度。它与立宪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反映了后发展的传统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两难矛盾与困难。研究这场思想论争 ,有助于认识制约中国走向宪政与民主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矛盾 ,这对于百年后的中国人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本文通过考察清末新政时期保守派对立宪思潮的批评言论 ,来展示 2 0世纪初的中国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些基本思想内涵     

清末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地方自治成长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深深吸引了面临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晚清社会精英,这种“爱慕”之情汇集成清末地方自治热潮.清廷对地方自治予以勉强回应,并小心翼翼地限定控制着地方自治实践,以谘议局为依托的地方自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它预示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和地方自治的成长.     

地方督抚对预备立宪的舆论引导

清末报刊发展迅速,对近代史事记述颇多,并形成强大的舆论阵地。由于地方督抚舆论话语权的不断提高,他们不断引领着舆论潮流。当立宪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时,地方督抚从维护自身统治和拯救国家命运出发,顺势而上,引导清廷预备立宪,推动晚清政府作最后一次政治变革。     

市场转型、精英政治化与地方政治秩序

本文尝试从精英成长的模式来解释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作者认为 ,市场转型与地方政治秩序的失范不必然是一种因果关系 ,2 0世纪 90年代 ,社会抗争事件之所以呈现上升趋势 ,地方社会精英的功能丧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不仅使他们失去了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能力 ,更为突出的是 ,他们反而成为加剧社会抗争事件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