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中的治理——公共治理的概念厘析

治理是一个年轻、不成熟、内容庞杂的理论,公共行政学者意欲进行治理研究,首要的是对公共行政中的治理进行概念的界定和厘析。在分析完治理兴起的实践背景与思想背景之后,本文将公共行政中的治理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网络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该定义突出了自组织网络治理的重要性、政府的“元治理”作用以及政府与自组织网络之间的合作互动。同时,为了廓清公共治理的外延,本文分别对比了公共治理与统治、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两对容易混淆的概念。就公共治理与统治而言,它们的区别在于自组织秩序和统治秩序、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单中心控制与多中心治理等三组相互对立的范畴;就公共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关系而言,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扩展和深化。     

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

合作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在后工业社会不断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社会治理的控制追求、"分工-协作"逻辑、科层制垂直组织架构以及"中心-边缘"结构全面扬弃和超越的治理模式。传统社会治理出现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控制追求的二律背反以及在治理领域中竞争逻辑的自我否定。因此,实现"善治"需要从多元合作的维度去重构一个行动化而非制度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建构一种弹性迅捷、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的合作治理行动者系统,共同应对不断涌现的复杂公共问题。     

构建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的探讨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食品安全管理上存在政府监管不力、行业自律不足、社会参与不够等缺陷.有效解决食品公共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多主体参与和互动合作.本文通过将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机制引入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构建食品安全治理网络以及多主体参与的食品安全网络治理机制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论社会困境的治理模式——兼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公共物品的限度

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群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这种矛盾就被称作社会困境。治理社会困境,就是用规范的制度、控制体制和组织模式,促进群体内合作及抑制个体间的竞争。在合作治理公共物品时,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地方政府并非是最好的治理公共物品的方式。因此,可以考虑选择与其他治理方式相结合,寻找更好的治理路径。     

西方民主行政理论述评

弗朗西斯·柯克最早对科层行政提出质疑,从他到沃尔多,民主行政的内涵、重要性与发展障碍等逐渐明晰。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是民主行政概念的提出者。民主行政理论的建构始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其"多中心"设计是民主行政的良好阐释。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了民主行政理论的"丛林时代"。它勾勒了民主行政范式的轮廓:以公共治理或民主治理为名;以网络与合作为运行结构与方式;以公共物品和政府角色为关注焦点。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与扩大公共参与——以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例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公共参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培育公民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参与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表明,非政府组织拓展公共服务内涵、满足不同需求、提升专业化、特殊化服务质量的潜在能量,具有激发社会活力、延伸并补充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意义。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良性互动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法制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危机管理中政府与第三部门组织的互动

转型期我国公共危机事件呈高发态势,寻找公共危机管理的"合作伙伴"是当前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治理理论的兴起使得第三部门组织成为政府合作伙伴的最优选择。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第三部门组织合作互动是必要和可行的,但也存在诸如第三部门组织独立性不足、双方缺乏沟通和信任、法律法规不全和发展乏力等问题,需要政府、第三部门组织以及社会共同努力来促进双方的深入合作与互动。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妇联组织横向合作网络的建构

探索妇联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是妇联参与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要求。以往的妇联组织体系注重纵向层级体系的建设,忽视横向、开放、柔性的与其他社会妇女组织合作的网络建设。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协同的主要主体之一,在社会资本和网络的视角下,妇联组织的横向网络建构有助于提升妇联组织专业性、服务性和社会性,拓展社会服务的空间;是官办社团转型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组织增强主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是多组织合作,共同发展,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互补性合作：村级党组织与农村新型组织的关系定位——以目标和偏好的策略为分析框架

运用Najam关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从目标和偏好的策略两个维度来分析当前我国村级党组织和农村新型组织的关系表明：二者具体目标有所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其目标是一种包含关系,农村新型组织的目标包含在村级党组织的目标之中;区别在于,村级党组织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虽然,二者偏好的策略有所不同：村级党组织偏好政治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农村新型组织只有经济手段,但没有根本冲突,各有优势。二者不属于冲突关系或吸纳关系。也不完全属于合作关系或互补关系,而是可界定为互补性合作关系。     

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及其治理研究

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化变迁背景下,部分村级党组织权威呈现弱化的趋势,这可从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党员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其它组织的关系三个纬度进行评估。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包括村级党组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危机等权力性因素,又包括诸如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执政绩效、外部环境等非权力性因素。因此,要重塑村级党组织权威,必须要改革选举方式、协调不同关系、加强组织建设、夯实经济基础、倡导主流意识等,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合法性权威。     

高校党支部“协同创新”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矩阵式支部共建为例

高校职能部门党支部建设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矩阵式支部共建结合了职能部门固态的党支部设置和灵活的合作交流需求,有利于突破职能部门间的壁垒,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合作氛围,便于树立大局意识,鼓励职能部门间＂协同创新＂,在项目制合作中,充分发挥支部共建中的教育和引导作用,更好地推进适应社会需求和高校发展的重要工作。     

诉讼程序运行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论略——以协同进行主义为视角

在民事诉讼中,关于程序运行中当事人与法院的作用分担存在着"当事人进行主义"与"职权进行主义"的划分.针对传统分类的缺陷,加强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已成为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调整法院与当事人作用分担的共同趋势.在我国,协同进行主义的引进有助于修正因过于弱化法院职权所引发的法院实体性诉讼指挥权的缺失,明确当事人在程序运行中的权能与责任.在制度建构层面,协同进行主义需通过强化法院的释明义务与当事人的诉讼促进义务,保障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得以实现.     

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问题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能进能出机制,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形成和建立起来的,是我们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更是首次提出慎重均衡发展中共党员。但目前,一些地方的做法与当前党员队伍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还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仍然存在党员入口把关不严、党员教育流于形式、党员监督管理虚化弱化、不合格党员处置相对偏软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当从严把入口、强化监管、畅通出口等方面着手,健全党员队伍的进出口机制,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     

劳动契约、交易费用与关系治理——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行为分析

本文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结合现代契约理论 ,通过劳动契约及其规制结构分析 ,对华人家族企业内劳动契约中存在的用关系替代正式制度、用家庭式责任强化关系的“关系治理”现象进行研究 ,并试图证明 ,各国及各类企业对劳动契约中不同类型的注重源自于不同劳动契约的达成与执行费用的不同 ,不同契约的费用差异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对契约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 ,而制度对契约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与这种制度和当事人所受影响文化的适应性程度密切相关。     

书院制：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机制的创新与探索

高校的完全学分制给学生带来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激发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积极性,但是也给学生教育管理带来难度和工作量,传统的学生评价体系需要改革完善。东港学院为配合学分制改革,创新一种管理模式———书院制。打破传统的系科建设,成立五大书院,引进社区、学区、番号班级等新的管理理念,对学生的党团组织建设、班级建设进行了全新的改革,建立了新的学生评价体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企业的发展战略研究

在分析传媒企业特点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传媒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采用的三种战略：差异化战略、多元化经营战略及合作竞争战略。同时，为保证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传媒企业应该从建立学习型动态网络组织、构建合理的人才素质结构、塑造优秀企业文化及领导者角色的扮演等方面做出努力。     

城乡二元结构下基层党建效果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基层党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完善结构形态与自身功能发展、团结凝聚群众和向服务型工作方式转变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一元化领导方式为国家集中社会资源、实施战略目标提供了强大支撑。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单位党建体制,使基层党组织在城市和农村各单位承担着团结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职能,发挥着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传统优势。通过这种方式保证国家意志能够融入社会细胞,从而推动了社会的深刻变革。     

论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以皖北S村、X村为例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是党的政治领导力量在基层的外显,是带领广大农民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的保障。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定向力、胜任力、执行力和影响力是提升其政治领导力的必然要求。从当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际出发,以皖北地区S村和X村为例,调研发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治领导力提升过程中还存在着领导作用发挥有待加强、组织结构有待完善、党内关怀机制有待完善的制约因素。因此,从实际出发,从突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和完善党内关怀机制三个方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