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

芳贺矢一是近代日本“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其代表作之一《国民性十论》,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漫长丰富的国民性讨论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书,于明治四十年由当时的日本出版业重镇——东京富山房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国民性十论》立足于国民教育立场,面向普通日本人讲述本国国民性之来龙去脉,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以丰富的文献为根据而展开的综合国民性论.具有明显的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加以“塑造性”叙述的倾向,就内容涉及面之广和文献引用数量之多而言,堪称前所未有的国民性论和一次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尝试.《国民性十论》是周作人关于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国民性的重要入门书之一,他对日本文学研究、论述和翻译多有该书留下的指南痕迹.鲁迅对《国民性十论》的参考,主要体现在由芳贺矢一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而关注中国国民性,尤其对中国历史上“吃人”事实的注意,促成了《狂人日记》“吃人”主题意象的生成.研究此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解读周氏兄弟的知识结构及《狂人日记》的生成机制,亦有助于将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从狭隘的“一国史观”拓展到整个近代跨国界的处在不断流动、转换、生成状态的广阔的“知层”.     

人的现代性转型尝试——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

近代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屡遇挫折后,意识到“国民”在建立近代独立国家中的重要意义,他们主张实施军国民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大规模的军事教育培养了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民族认同感,促进了西方现代体育运动、卫生知识输入,对于改变民众重文轻武的观念,转变国防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国民教育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之门,但单纯的军事教育不足以促使国民现代性的转变.     

发现异质语言的世界——再读鲁迅的翻译观

鲁迅对"硬译"的解释,通常被认为是跟他对中国现代性(启蒙)的规划有关。然而,本文却尝试探讨解释"硬译"的新的可能性。这首先要探讨鲁迅对《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态度。尽管他十分关注该书,但却没有对其做出翻译,而是采取了一种延宕姿态,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书中所蕴含的国民性话语的缺陷。他怀疑以透明性(transparent)、同质性(homogeneous)为前提的国民性话语。《阿Q正传》不仅描写了典型的中国国民性,更描写了一种不能以国民性话语概括的异质性(heterolingual)的主体。在鲁迅的写作根底里所具有的对所谓"中国语"的异质性的认识,即知识分子语言和大众语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导致了双方在传达上的困境。鲁迅的写作与假定中国语具有同质性的普遍认识无关,而是跟酒井直树所说的"异质语言的言说"(heterolingual address)酷似。鲁迅的"硬译"要求读者诉诸积极的读书行为,因为中国语本身是异质性的,想要达成毫厘不爽的认识并不可能。鲁迅批判"学衡派"和"大众化"论者,是因为他们都缺失对语言异质性的认识,而是将之理所当然地想象成一种同质性的"民族语言"。总之,我们可以将"硬译"理解为一种异质语言的言说实践,并且不能以所谓的现代性话语加以概括。     

论19世纪末法国促进民族统一的教育举措

19世纪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在社会政治不同层面上均出现国民分裂为相互对峙的"两个法国"的现象。第三共和国政府致力改革国民教育,希望将学校建设成为法兰西民族统一的熔炉,相继出台世俗化教育、统一学校教育、修订教学大纲等教育改革举措,践行从"一个祖国"、"一个共和国"到"一个民族"逐层递进的教育理念,将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思想教育融入民族统一思想教育之中,推动民族整合与国家整合同步进行,从而为现代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巩固奠定了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基础。     

民国时期国民性教育的大众探索与现实指归

民国国民性教育思想的大众探索,是以“救亡图存”为鲜明的时代特点,在方法路径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教育对于国民性养成与改造的重要性已成共识。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新的转型和发展时期,以史为镜鉴,将国民性教育与改造作为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有序为之,促进国民对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促进国民的全面自由发展,通过教育促进“国”与“民”之间的认同,努力塑造有“健康国民性”的“现代中国人”。     

论合理有效地配置教育资源

当代社会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将全体国民作为接受教育的对象 ,国民教育状况已成为考核综合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 ,这使得现代教育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 ,面向全体国民 ;第二 ,已形成充足或比较充足的教育资源 ;第三 ,由政府主持制定的基本的国民教育标准。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有可能探讨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的宣传教育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党通过国民教育、社会教育、革命文艺、标语口号、办报等方式,成功地把执政理念和先进的文化根植于这片土壤。这对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如下启示：要把握好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一主渠道,创新和丰富宣传教育载体。     

日本体验与近代中国尚武思潮的发生

近代中国尚武思潮发生的原因、理论主张和理论来源,及其传播途径和具体实践活动的展开,均与近代日本有着很大关系,留日知识分子是这一文化思潮的主要发动者、传播者和实践者.近代中国尚武思潮的出现与近代日本国内的国民性讨论和抨击中国国民性弊端的言论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留日人士萌发"以武强国"、"铁血救亡"的想法,与他们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特殊体验有着内在关联.     

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鲁迅所倡导的国民性思想内容,是通过不同视角下国民性的含义、鲁迅"国民性"概念中的"国民"构成、鲁迅国民性思想类型概说和细说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国民形象加以改造、树立"诚"与"爱"之人等内容表现出来的。     

再探"阿Q"形象的国民性

《阿Q正传》不朽的思想价值 ,在于它高度概括的表现了在数千年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 ,阿Q则是这种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者。通过这个人性展示的是整个现实世界 ,表现了一种文化弊害和在这种文化窒息中形成的国民性。本文从人物个性入手 ,探索了这种国民性产生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鲁迅“国民性”思想与中国文化复兴与自信

鲁迅认为文化以人的精神为基础,所以中国文化复兴与自信离不开"国民性"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与国民精神都经过历史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的、凝固的整体。所以,要谈中国文化复兴,必须有一个批判清理的过程;要谈中国文化的自信,也必须有面对"国民性"糟粕的勇气。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是希望中国国民精神得到改进,成为现代的"新人"。中国文化复兴的目的,是要中国和中国人能够与世界各国先进、强大的方面并肩而立,甚至超越向前;中国文化的自信,并非建立在眼睛朝下向低标准看齐的基础,或处处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而是建立在处处向上、向最高目标奋斗的要求。否则,我们只是"复兴"了遭扭曲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中的阿Q精神。     

对鲁迅国民性思想的研究简述

一、关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分期问题 一般看法,是以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和以后而分成前期和后期。例如,王瑶就说:“所谓改造国民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揭露和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一方面是肯定和发扬国民性的某些优点,其目的都在促进一种新的向上的和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诞生。……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前期或后期,都是存在的。”     

当代文学中的“农民性”问题

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主体。因此,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实际上就体现了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潮批判了农民性中蒙昧、麻木的一面,影响至今。另一方面,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也证明了农民性的不可低估。这两种不同的农民观昭示了中国国民性的复杂。而当代一系列政治运动对农民的伤害和经济巨变对农民的影响也迫使作家对"农民性"问题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该如何认识"农民性"的复杂?这样的思考不仅催生了一批立足于深刻理解"农民性"的文学作品,而且呼应了随着改革深化产生出的关注"三农"问题的迫切呐喊。     

文化复兴与国民性重建——论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误读

在认为中国与古希腊都存在现世主义与中庸两种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周作人展开了中希文化进程的同构性想象,并企图复兴中国"孔孟时代"与古希腊相似的"灵肉一致"生活,重建国民性。然而,由于文化的误读与虚构,这种文化复兴与国民性重建的"宏伟构想"最终陷入了理论与现实的困境。     

论家庭教育中的十大关系

论家庭教育中的十大关系骆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的三大组成部分。在这三种教育形态中，家庭教育是基础，无论是从时间的长期性上，还是从内容的多样性来看，它都有优势，是其它两种教育无法达到的，对年轻一代的成长影响极大。然而，目前在我国家...     

准确把握定位 谋求科学发展 实现教育公平——关于电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思考

当前，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这是我国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离不开教育。党的十七大提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要更加完善，     

"国民性神话"的神话

<国民性的神话>一文存在的理论困境在于:刘禾在运用后殖民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理论来批判"国民性"话语的本质主义时,自己也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本质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不乏一定的深刻性:语言的确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与程度上塑造经验乃至现实世界,但是把这一点推到极点就会十分荒谬.     

鲁迅与20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文学建构

鲁迅以文学的方式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奉献了深刻的精神与文学遗产。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现代转型,他始终致力于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早年正面的"立人"设想,以及后来终其一生从事的国民性批判,是正反两面;他诉诸"文学"的感召作用,早年对"立人"-"诗力"关系的揭示,后来以小说和杂文展开的国民性批判,开启了文学与家国命运结合的新范式,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传统,其以文学方式展开的国民性批判,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之一部分的进化论,在鲁迅这里展现为一种深刻的复杂状态,进化背后,是对文明与种族退化的隐忧,受尼采影响,其进化思想的深刻指向是人的精神进化。早期以"心声"为指向的现代语言观,及其后来通过创作与翻译展开的现代汉语白话文实践,在内涵与形式两个方面为中国现代汉语的生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组成部分。     

从《野草》看鲁迅“最理想的人性”思想

在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考量中,"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揭示国民性的"病根"是建设"最理想的人性"的第一步。《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的人生哲学,表现了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体察,从《野草》可以看出鲁迅关于"最理想的人性"思想的建设性思考。研究《野草》中鲁迅的"最理想的人性"思想,实际上是在研究鲁迅的人生哲学及其"人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这对拓展鲁迅思想研究和《野草》的人学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