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

学界对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多有研究,不过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则不多。张载构建的太虚与气体用不二、体用相资关系体现了对《易传》气化万物以及万物之性伴随气化万物的过程而产生观点的发展,同时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人"的下行路线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即实现了太虚与人性的合一。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之间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它们对张载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张子正蒙注》本体论思想初探

本文以其"气"范畴的实体性为逻辑起点,通过分析气与太虚之间的关系,说明在《张子正蒙注》中,"太虚"作为本体是万物从中产生并复归之的宇宙的本然体态。"太和"所表示的也是太虚所指代的对象,但太和的本体性主要表现在其为"气与神和"的和谐性。而且太和所涵之神是宇宙之所以然的根本。通过分析气、太虚、太和以及神等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呈现《张子正蒙注》的本体论思想体系。     

西汉《周易》经学的阴阳灾异化转向

西汉《周易》经学经孟喜、焦延寿、京房等人的努力,发生了阴阳灾异化的转向。这一转向肇端于宣帝时的魏相、孟喜,至元帝朝京氏《易》立于学官,始成就经学的地位。而之前立于学官的孟喜《易》仍然保持汉初儒门易学的宗旨,与京房假托的孟京之学并存。京氏《易》的官方化,得益于彼时阴阳灾异说的盛行。同时,它又反过来改变了西汉《周易》经学的格局,造成了《易》与律历之学的杂糅,导致《易》在五经之中地位的提升,最终经刘歆等人的努力而推出《易》为五经之原的新观念。     

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汉末三国时期的荆州经学

荆州经学因《易》学成就,以及对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受到后人重视,故常被学者误以为仅是一个讲《易》地方学派,其实不然。《易》学成就之外,荆州学派对中国学术的推动还表现在：在经学整体衰微的情况下,刘表却五经并举,集合诸多儒生共同改定五经章句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开唐修纂《五经正义》之先河;其注经一改汉末经学繁琐之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阐发,以创新和注重经世致用为特点,体现出经学风气的一大新变;其习经多以古文为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影响。     

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研究的贡献

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治易继承了孔子《易传》中求索易学义理的宗旨,精研《周易》经传义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经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多窥古人未至之境,开创了金景芳易学学派,其弟子们继承并发扬了他的易学思想,治易坚持以探求义理为主的学风,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周易》的哲学与辩证法思想;具体揭示与说明了易是中国思想文化之源;对《易》与先秦诸子之学的关系多有阐扬;首次在学界提出了《易传》对《周易》神学卜筮体系改造的具体内容与方式;在当代易学出土文献及传世文本的释读、研究上见解独到,著述宏富,在当今经典易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可以说,金派易学对当代易学义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易为宗”——张载太极本体论探析

《横渠易学》是宋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在易学史上居一定地位,且对理学史的奠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太极是《横渠易说》中至为关键的一个概念,是横渠易学本体论的基础。通过诠释横渠太极易象,指出张载是要以此阐明太虚“合两”之性。对此张载重点阐发了“一”与“两”之间的关系,说明由“合两”之性致使阴阳二气呈现至高的和谐——“太和”。太虚之性贯通于太虚与万物之间,且不离乎气而单独存在。横渠对太极与太虚“合两”之性做了创造性的结合,其易学本体论成为宋易中独特且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王船山对张载“太虚即气”的诠释及其意义

王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明确指出,"太虚即气"即是指太虚就是气,而非气之外的另一个存在。但太虚之气并非只是一实然的物质之气,而是理气充凝、理气浑然为一的,故可以为道德实践活动的形上本体。船山的这种诠释即不同于牟宗三讲的"太虚神体",也不同于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气本论"。船山并以"太虚即气"来驳斥佛老之虚无以及修正朱子理气二分的观点,以贞定和保存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历史文化。     

出土早期易学材料与《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

出土相关材料对于《周易》文本的校读和经义的重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破除疑经风气和检讨20世纪的经注成果具有较大的作用,"《易》本卜筮之书"等观点得到了新材料的证实。《周易》经传无论在文本形式、表达方式还是在思想内容、阐释方式上,长期存在紧张的对立关系,《易传》的产生导致了经传对立,并在一定意义上将经学转变为传学;程朱在《周易》"文本"与"解释"之关系上产生了对立,而民国学者深受新潮观念的影响,将清人成果弃置一旁,随意破读文本、颠覆故训的现象十分突出,值得深入反思,并引以为鉴。训诂的错误会造成"文本"与"解释"的分裂,而"元亨利贞"之句读及本义的重新训解,成为当代实现《周易》之义理性、哲学性解释亟需超越的语言学障碍;三百年来的相关训诂成就为《周易》文本之"真意"在一个侧面、一定程度上的澄明和勾画提供了基础条件,而出土《周易》诸本为经文本身的还原及经义的准确理解提供了更为真实、可靠的基本前提.《周易》解释需要重新实现经学化,并将义理性乃至哲学性的阐释有机地植入其中,当然,这里面存在巨大的困难。     

以“天”为中心试析《列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位置

概念作为哲学体系的支点,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深入理解该哲学体系的脉络。将不同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进行对比,则有助于确认各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和发展顺序上的先后。本文以《列子》中的"天"概念为例,基于原文对其在具体事物、气化系统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作深入剖析,并将其与《老子》和《庄子》中的"天"作对比,发掘《列子》之思想体系与《老子》、《庄子》的联系与区别,并由此得出《列子》之气化理论在先秦思想史上的位置晚于《庄子》外篇的结论。     

“义”“事”之别的历史美学探析

今、古文经学对孔子的定位不同,治学方法各异且各有长短。今文经学视孔子为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并据此将"六经"理解成孔子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设计的蓝图,从中衍生出其治学方法论即"《春秋》重义不重事";古文经学则认孔子为史学家,以"述而不作"的态度和方法作"六经",撰《春秋》,缘此形成了古文经学重"事"亦即重"史",带有考据色彩的治学特点。至近代,今文经学兴盛,大有取代汉学之势。康有为进一步引申"《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春秋》在义不在事",其疑古学首先予古文经学以致命的否定;同时又对今文经学釜底抽薪,扮演了传统经学掘墓人的角色,对中国史学乃至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今""古"之争的焦点在于对待"义""事"的态度,"义""事"在历史学中即为史论与史实,中国传统经学"义""事"之分的治学特色与西方历史美学不无契合之处。     

汉代易学与汉政盛衰

经学作为时代的思潮,弥漫汉朝长达四百余年。通经入仕,援经议政,成为一时之风尚。一代社会思潮是一代经济政治的反映,同时,它又对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发生深刻的影响。两汉经学思潮的起落与汉政之盛衰,关系至为密切,其中,尤以汉易学与汉政之消长最具代表性。故择而论之,聊备汉史研究之一端。一、《易》在五经中之地位皮锡瑞说:“《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易》义无所不包,又本卜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托,或得《易》之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据《四库全书》经部著录、存目及附录的卷数记载,《易》类竟多达4141卷。汉代《易》类的篇卷,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记载,远不如其他经多,但《易》的地位却很高。“六艺略”后序说:“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     

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诗经》语体与《诗经》训诂

《诗经》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包括：《诗经》之风、雅、颂与语体之口语体、正式体、庄典体的对应性。文章讨论朱熹《诗集传》经学训诂与毛传、郑笺之不同;马其昶《毛诗学》出而“经学不得废”;戴震《毛郑诗考正》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考证法,以及《诗经》三体与《春秋》褒贬所表现出孔子“语体施教”的特征与思想。     

略论汉代古文经学的制度构想与文论视野

在古文经学家推崇的各类经传中,《周礼》与《左传》集中表达了合乎礼治原则的理想政教制度的构想, 古文经学的文论叙述也便于其中得以安置,并获得具体规定。《周礼》的意义偏重于对文学的制度性安置,核心在 于"乐"的政教功能;《左传》的意义则偏重于文法的具体规定,其实质即如何在书写中寄寓王道理想。     

从《张子正蒙注》管窥船山"气"的层次

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的气论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张载的"气"思想;一方面又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他对"太虚"的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气的层次结构.船山取消了"太虚"的超越性意义,以"气"作为终极根据,所以说船山坚持了彻底的"气本论".船山明确地将气区分出层次结构,即"太和之气"与"成形之气",并由此来说明至善的根据、恶的原因等.然而,由于船山混淆了 自然的善恶与道德的善恶,其理论内部表现出一定的模糊与矛盾,也因此带有一些理论困境.     

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

明初官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多取材元代新安经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安经学家多为终身未仕的乡先生,其经学影响范围实属有限,但却因《元史》的纂修确立了学术地图上的位置。"大全"纂修者之所以取材新安经学,是青睐其以朱熹为指归、又纂辑群言为参考的"附录纂疏"体例。汉唐经学发展到编纂《五经正义》形成了凝固化困局,宋儒"疑经"则是对其破解。朱熹宗师地位确立后,其后学亦步亦趋对其维护,新的凝固化趋势开始出现。新安经学的"附录纂疏"之学是朱熹经学凝固化的表现,而"大全"的修纂使朱熹经学的凝固化成为定局。     

对刘知几的疑经思想的再探析

刘知几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首开"六经皆史"之先河,他的著作《史通》中的《疑古》和《惑经》篇,历来被认为是疑经思潮的开山之作。事实上,《疑古》和《惑经》中对经学的怀疑和批判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怀疑经学的权威,而是希望以此冲破当时僵化的解经形式,表达重新解经的意愿和可能。     

科举时文与经学话语：江永《乡党文择雅》新解

江永编撰的《乡党文择雅》正补二编,收录了350余篇清代康乾时期科举从业者的应试之文,从经学的角度,解读了孔子与儒家对礼仪的现实关怀与传递礼仪实践的经学场景,呈现出考据精深、羽翼注疏、考辨纠谬等经学话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代圣贤立言的科举立场,圆润了传统的经学注释,将《论语》从《四书》中剥离出来,重新置于传统经学系统中,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经学文本题材,不仅是一种科举之体的象征,而且已成为一种探索经学之原的经学话语,既推动了清代经学的顺畅传播与拓展新的经学视域,又延续了科举时文的学术生命。     

船山之“五经”关系论——兼析船山思想由崇朱而尊张之原因

作为儒者的王船山,对于儒家原典的诠释和阐扬是其思想体系展开的核心,其中对于五经之关系处理,显示出其独到卓越的见解,亦是其学说中心旨意的反映。船山以为,儒家思想的中轴在《易》,《易》为往圣所传之大道所在,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即儒学思想之正源与圭臬。而《诗》、《书》、《礼》、《春秋》都是对《易》所传往圣大道在不同层面不同向度的具体彰显与发扬。即是说,《易》为统宗,《诗》、《书》、《礼》、《春秋》为其条绪和节文。晚年船山以为朱子仅仅将《易》作为卜筮之书看待,忽略并遗弃了孔门圣教的思想根基,却发现张子学归易学,因而最终将张子学作为正学,由是船山思想由崇朱转而尊张,以之为要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