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与重构：政府对公众心理安全感的满足——基于公共安全事件的思考

安全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心理需求，公共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对社会公众的心理安全感有着极大的影响．政府在公共安全事件中的作为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心理安全感的满足。而在公共安全事件中，由于政府信任危机、信息不对称、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和公众认知偏差等原因造成了社会公众心理安全感的流失。对此，我们应从提升政府处理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尊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保障社会公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加强公共安全教育项目和成立公共安全事件心理预警与应急支撑体系等五个方面来重构社会公众的心理安全感。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维护与提升之道——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视点

地方政府公信力是指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获辖区内社会公众普遍信任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它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由于其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一些不当行为,导致了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化解这种危机的有效方法是秉承科学发展观的治世理念,完善制度建设的公民参与机制,定位政府角色和保证制度建设的制度刚性与公正性.     

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初探

由社会理论家贝克发展起来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工具理性独大的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结果,现代风险具有决策决定性、难以认知性和全球性等特质.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传统政治秩序陷入以下困境: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和进步的政治秩序观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专家治理的信任危机以及随时可能引发的"政治爆炸".重构风险社会政治秩序观应转变发展模式,构建风险管理型政府和自下而上的亚政治以及重建公众对专家治理的信任等.     

论中国未来政府治理范式的特质与进路

政府治理范式的生成与变迁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政治时局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走向厘定了我国未来政府治理范式的特质,即“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构建具有这种特质的新的政府治理范式,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着力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结构,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三者的良性互动,践行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以及建设“管理—服务型政府”。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协同治理视野下社会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

协同治理是伴随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协同治理呼唤建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互动关系,而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主体,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在协同治理的视域下,我国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完善,应当走一条以政府为主导下的官民互动合作之路径,最终达到善治的目标。     

强化农产品安全重塑消费者信心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使得消费者对农产品生产和市场信任度急剧下降,对农产品安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本文在深入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信任危机的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指出农产品安全问题要想得到根本性的治理,消费者的信心要想得到重塑,有效的农产品安全治多元治理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是关键,即建立一个确保市场主体激励兼容、信息充分对称,经济责任与法律、社会道德责任共同治理,政府监管主导与社会参与有效协同的多元治理机制。     

论我国陆地边疆的合作型治理

我国陆疆合作型治理是中央政府及其陆疆地方政府在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把拥有不同资源优势的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及其社会公众统合成一个拥有共同目标、既合理分工又有效协同的治理体系,以陆地边疆问题的解决为依归的边疆治理模式。陆疆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决定了合作型治理是陆疆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合作型治理理念和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决定了该治理模式是推进陆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陆疆合作型治理模式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建构：府际间的协同模式、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模式、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模式、政府与公众的互信模式等。     

社交网络平台有害信息治理的演化博弈——基于社会公众辨识度视角

随着社交网络应用的普及,社交网络平台已成为信息传播、知识共享的重要载体,在为人们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有害信息传播创造了条件,社交网络平台中的有害信息治理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文章引入社会公众辨识度变量,同时考虑社交网络平台受政府监管部门惩罚成本以及政府和平台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建立了社交网络平台和社会公众有害信息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有害信息辨识度等因素对演化过程的影响。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提高社会公众对有害信息的辨识度以及平台受罚成本,减少政府与平台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可以有效治理社交网络平台有害信息的传播和泛滥。     

政府伦理品格论纲

政府伦理品格是一个新的概念范畴,与一般行政伦理学研究的品格、行政伦理规范等概念有明显的不同,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政府伦理品格是实践性和动态性的综合,是行政伦理能力在政府行政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品格.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伦理品格已越来越为社会公众所关注.当前,构建完备的政府伦理品格是服务型政府道德建设上的一项系统工程,应当从多角度、多方位进行完善.     

保护型经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实践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着特殊的功效,充当了政府与社会双重代理人角色,发挥了保护型经纪的功能。作为支持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不失为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类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规范化自主运营、专业化实体服务、能动性个体与团队是其保护型经纪功能发挥的重要机制。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     

网络舆情的反思与应对

近年来,网络舆情事件频发,由于政府对网络传播规律的认识不足、对多样化网络舆情的处置不妥,引发基层政府信任危机.这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暴露了一些地方政府不具有妥善处理网络舆情的责任意识和技术手段.因此,政府应从网络技术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和网络话语的转变这些方面入手,来认识网络舆情频发的原因.在应对网络舆情时,要从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入手,增强政府媒体素养及回应网络舆情的责任意识,并充分利用网络、培育公共交流的平台,构建基于诚信的社会合作治理体制.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     

村镇共治平台的塑造:四种治理模式的考察

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终结以及基础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速,村镇治理新机制开始生长出来,新机制要求新的治理平台产生.本文从乡镇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等几个村镇治理主体关系出发,考察村镇治理机制变革路径,并通过对四个村镇共治平台的实地调查与比较分析,认为村镇组织沿着制度滑行、制度模仿、制度拓展和制度创新等变迁路径塑造村镇共治新平台,不断回应村民的需求,在乡镇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力、村委会落实自治权力和村民实现政治、社会经济权利之间寻找到协作平台和权益实现的平衡点,官民共治是村镇有效治理的现实路径,而民主深度发展则是村镇治理机制变革的基本保证.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来自河北省G县十个乡村的调查分析

在经济体制加速转型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农村的地位急剧衰弱,农村蕴积着贫富差距、治安恶化、养老风险、公共空间缺失、人际关系淡薄等带来的高风险.农村基层政权的软弱化、异化,农民信任危机的加重,公共民间组织的缺失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农村成为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潜在根源.只有创新农村治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等在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协商能力,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完善风险应时体系建设,方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机制创新

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既不能实现水资源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也不能有效协调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无疑有助于提升政府民主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为此,应以政社合作为突破口,树立社会组织民主参与理念,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民主合作互动机制,以实现社会组织民主有效地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和促进社会组织自身的健康发展。     

官民话语信任：官民话语体系的历史、现实及变革——以江西唱凯大堤“六·二一决口”连线采访事件为例

官民信任可来源于官民话语信任，官民话语信任可来源于官民话语体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间，我们的官民话语体系在信任个体的数量、信任个体的质量、信任氛围的形成三方面建立起了高度的官民话语信任进而官民信任，但一些普通的“话语事故”又常常滋生出人们对这一体系的怀疑和信念的动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话语事故”被泛化为官民话语信任危机的现象做出了有较高解释力的另种诠释。我们无需厌弃已有的官民话语体系，需要的只是改进其表达方式，而布迪厄的场域一惯习理论则为探讨这一改进提供了分析工具。     

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研究

本文着重阐析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并对目前中国的社会资本现状进行了分析.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目前面临着现代社会资本相对短缺等问题.政府治理过程中应进行传统社会资本的转换,培植现代社会资本,并且通过新型治理、民主观念的树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