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决断力·政治制衡性·政治现代化——从新工党大选失利分析英国的选举政治

本文旨在分析和透视“布朗危机”形成的原因,从而为政治学界更好地预测和理解英国大选政治的走向打下理论基础.第一部分从“西敏斯特”主义的角度分析布朗的领导力,布朗领导力上的软弱成为工党政府2010年大选出局的导火索；第二部分从保守党的角度论述布朗危机形成的另一原因,保守党所做的一系列调整和改变成为2010年大选工党出局的另一重要原因；第三部分则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布朗与媒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媒体的青睐给工党政府在2010大选的选举动员中造成很大麻烦.     

人民的觉悟和社会民主主义

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1979年第12期本文作者是1979年英国大选中共产党的议会候选人。他认为,工党在这次大选中的失败是人民的觉悟大大脱离社会民主主义的又一个证明。从左的方面来看,社会民主主义似乎是强大的,它好象统治着人民的生活,如果从右的方面来看,它就远非那么强大了,由于在人民根据过去身受的社会关系     

“逆反心理”勿滥用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终于有了一席之地。并且展示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这当然是十分可喜的。但是也确有不如人意、令人遗憾的地方。比如对“逆反心理”的滥用就是一个方面。先举两个例子:一是蒋佩玲、徐根宝包庇案公布于世之后,社会上有不少人非但不憎恨蒋、徐二人,反而十分同情他们,甚至说什么“找老婆就要找蒋佩玲、交朋友就要交徐根宝”,于是有人把这种现象归于一种“逆反心理”再一例子是:《步鑫生沉浮录》发表之后,不少人写信给步鑫生,希望他振作精神,东山再起;一个出差在外地的海盐人说:“以前到这里,听到说步鑫生不好的多,这次来反倒好话多了”于是又有人把这种情绪归到“逆反心理”一边。事实上,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一些人喜欢劝不动就把某些事、某种现象归为“逆反心理”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这就有必要作一番分析     

乌克兰民族独立之路与独立后的转轨危机

2004年的乌克兰大选风波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时间人们都在问,乌克兰怎么了?有人说乌克兰问题完全是外生的,是西方与俄罗斯斗法的结果.有人说乌克兰问题是转轨失败的典型,这些都有些道理,但失之简单.乌克兰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乌克兰的未来则与过去的历史以及乌克兰人在如今这个关键时刻的选择密切相关.     

决战2012，马英九与宋楚瑜的历史恩怨

台湾地区2012年“大选”激战正酣，原本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两军对垒，在沉寂许久的宋楚瑜重出江湖后，变成了现今的“三国演义”。有人说这是马宋二人“瑜亮情结”的全面爆发，更是以2012大选为战场，一次性地了结两人多年的恩恩怨怨。     

谈谈期刊编辑的语言文字修养

办好一个刊物,编辑的素质和修养至关重要。一个好的编辑固然需要有多方面的修养,而语言文字修养则占有重要地位。有人可能会说,编辑就是摆弄文字的,哪有编辑语言文字不通的呢?可是事实却雄辩地说明,编辑在语言文字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许多报刊上屡屡出现的语言文字舛错,就是一个明证。笔者近期对34种报刊(其中主要是学报期刊,也有少量报纸和其他书刊)进行粗略的检查,就发现了85处语言文字错误。那么,都有哪些问题呢?从大的方面说:一是语法错误,其中包括句子结构的残缺、句子结构和意义上的不搭配、语序不当和标点误用等问题;二是修辞错误;三是逻辑错误。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是语法错误。下面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试举例说明。     

媒体的本分

至少从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的媒体就被置于严格的审查之下。人们开始注意到,新闻记者不仅仅报道事实,还塑造着事实以及我们对事实的态度。在刺激人们的反战情绪方面,电视尤为受到赞誉。在今天,媒体偏见的问题依然存在。在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丹·拉瑟在节目中使用了意在对布什造成不良影响的明显是编造的材料。今天,约有3/4的美国人认为新闻记者有自己的政治倾向。如果媒体不仅仅报道事实,还塑造着人们的观念甚至是编造事实,我们就不得不提出疑问:他们是否对我们施加了正确的影响?媒体的公共责任成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法家"以刑去刑"理论及实践的诸分析

法家的刑事政策思想以“以刑志刑为核心的 ,秦朝的重刑主义法制实践是法家这一思想的具体展开。而这一刑事法律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犯罪原因论上它犯了以“人性恶”这一抽象的人性论来解说犯罪原因的单一罪因论的错误 ;在刑罚功能论上犯了过分夸大和追求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的错误从而对罪犯的处刑过于严酷并由此激化社会矛盾 ;在法律经济学角度上它扩大了刑罚圈增加了刑罚量从而提高了刑罚执行成本 ,在经济层面上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国外民意调查发展阶段划分研究综述

民意调查的发展,考察其阶段的划分是一个重要角度。在目前可以看到的学术研究资料中,以研究美国的民意调查为主,有两种划分方法,一是以不同年代民意调查的变化特征来划分的不同阶段。二是将民意调查的发展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     

圆明园为中国奸民焚掠说辨析

关于圆明园惨遭焚毁的原因,史学界历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的"中国奸民焚掠说",不但有些外国侵略者持此观点,一些清代的学者文人也有这一方面的记载,但并未得到历史学者认同.然而近年,不断有人撰文,特别是网上的许多文章,多将圆明园的焚毁完全归咎于中国的奸民.经过爬梳相关史料,认为需要明确:所谓圆明园为中国奸民焚掠的说法是错误的,必须厘清事实,修正错误,以正视听.     

锐新闻

正@俄罗斯警察逮捕了一个机器人俄罗斯警方逮捕了一个在街头做民意调查的机器人,而且它还有前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这个机器人在街上帮俄罗斯一位议员进行民意调查,被群众举报后,被莫斯科警方当众带走。警察还曾试图给它戴上手铐,但机器人的身形,让它手腕合到一起恐怕是困难的,遂未果。有意思的是,这台机器人恰恰是此前曾经两次试图逃离自     

英国:专家的兴起

经济学家参加英国政府工作,开始于三十年代。首先是凯恩斯在1930年1月参加工党政府,在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目的在于解决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同年又成立经济学家委员会研究当时的经济问题,并提出适当的对策。这两个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逐步改组成为战时内阁经济处     

送你一束玛格丽特

梅恩小镇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大家彼此熟悉、信任。这种宁静突然被打破，是因为一个叫丹泽的青年闯入。丹泽，27岁的黑人男性，犯强奸罪刚出狱，作为性侵犯者，丹泽到治安处登记，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镇。小镇谣言四起，有人说丹泽强奸的是幼女，又有人说被他奸污的女孩从此精神失常……不同版本的故事加剧了人们对丹泽的敌视和恐惧，人们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把他赶走。     

身份犯与亲手犯、不作为犯之比较

英美法系中没有亲手犯的概念,也没有间接正犯的概念.大陆法系中的亲手犯,是指以间接正犯的形式不可能犯的犯罪.身份证意味着行为者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否则不构成身份犯.身份犯与亲手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纯正身份犯只影响量刑,而不影响定罪,所以关于身份犯与亲手犯的关系问题应该在纯正身份犯中探讨.关于纯正身份犯是否都是亲手犯的问题有三种观点:否定说主张纯正身份犯都不是亲手犯;肯定说认为没有刑法身份就不能成立身份犯;折中说认为应区别对待,有时无身份者可以成立身份犯的间接正犯,则该身份犯不是亲手犯.不作为犯与身份犯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当不作为犯的行为者具备身份犯之身份之时,此时的不作为犯即是身份犯.     

事实错误中的认识模型

传统刑法学都把刑法上的错误分为“事实上的错误”和“法律上的错误”。一般认为事实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认识的事实和实际发生的事实不一致;而法律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违法判断和客观的违法不一致。围绕“错误问题”刑法犯罪领域聚诉纷纷,主要原因在于其并不是建构在共识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只有对事实错误进行逻辑上的推理并建构认识模型,处罚原则才能更趋向合理性,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法国大选三人行

正正如研究极右思潮的学者加缪所说,虽然选举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但他仍然愿意相信,这次选举会重演14年前的一幕:中右翼和左翼选民联合起来形成“共和阵线”,成功阻击玛丽娜·勒庞的爱丽舍宫之路。有人说,法国大选或许将成为2017年最令人咋舌的“黑天鹅事件”之一。2016年12月1日,随着现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宣布放弃寻求连任,法国中右翼政党共和党、左翼社会党与极右翼老牌政党国民阵线在大选中“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     

试论邓小平的错误观

错误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人对其持有不同看法。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错误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赋予了它科学认识论地位。他认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而且“错误是难免的”,要允许“试错”,错误也是宝贵的财富,但决不能重复犯同一错误。     

王永江与日本

王永江(1872—1972)字岷源,号铁龛,奉天省金县(今大连市金洲区)人。1916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之后,王永江先后任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财政厅长、代理奉天省长等职。王永江在全国尤其在东北和日本是一位颇有影响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王永江是反日巨头;也有人说他是“日满一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先驱者。”现就此问题,提些看法,以就教于同行和读     

论罪的缘起与流变

原始社会中已经存在现代犯罪的雏形：犯禁忌。对犯禁忌处罚和原始复仇都反映了神意报复的思想。国家产生之后,犯罪的发展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公共化,一是世俗化。这两个趋势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两个趋势可公式化为：私犯——公犯和罪孽（宗教犯罪）——犯罪（世俗犯罪）。由犯禁忌发展而成的宗教犯罪是最早的公犯;而原始复仇的行为发展而成的私犯,也经历了从神圣到世俗的过程。     

也谈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兼与洪焕椿先生商榷

在如何看待清初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农民军联明抗清的问题,洪焕椿先生最近认为由于“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政权的阶级实质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仍是阶级矛盾(至于农民军的抗清仅“带有反对民族压迫的色彩”)基于此,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是犯了斗争策略上的错误①。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观点,它抹煞了清初、乃至我国整个封建社会 (除却明末的反倭斗争与郑成功的驱荷斗争)民族矛盾与民族英雄存在的客观事实.抹煞了历代农民军联合当时封建王朝反抗其他兄弟民族中统治阶级侵扰的斗争策略的革命性质。 一、怎样看待清初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