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气场”串起的“国魂·军魂·石油魂”

《奠基者》是何建明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国家叙事的经典,它以人物传奇体来建构国家叙事,精选"国家声音"和"国家语境"等叙述代码,与主人公的"行动素"一起,互相交融,生成了"国家叙事"的模式结构。影响国家历史叙事主旨生成的因素有,文体方式的选择、时代精神的需求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需要等要素。     

试论李春雷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

李春雷的报告文学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宏大叙事的特点。纵观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创作,经济改革就像一条核心线索,贯穿其创作的始终,最终聚合为鲜明的叙事主题"改革"。在真实地再现事实的基础上,李春雷的叙述不拘泥于个别事件的即时报告,而是以事件为酵母,展开对社会、历史和文化全方位的思考。在写作过程中,李春雷致力于报告文学文体新品格锻造的努力,使其创作呈现出跨文体写作的特征。李春雷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当代意义。     

视角·结构·策略——从《鬼作家》到《退场的鬼魂》叙事的承袭与嬗变

自1979年发表《鬼作家》到2007年出版《退场的鬼魂》,菲利普·罗斯的叙事技巧既有承袭也有嬗变:虽然在叙事视角上都采用回溯的第一人称"内聚焦",但视角与声音的相异或一致凸显叙事的稚嫩或成熟;虽然在叙事结构上都采用框架式,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却有简单和复杂之别;虽然在叙事策略上都采用虚实相间的后现代小说艺术手法,但就叙述者与作者、叙述本身、叙述文本中主人公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界线而言,《退场的鬼魂》比《鬼作家》的叙述更复杂、更娴熟.从视角、结构、策略三个维度看,《退场的鬼魂》承袭前作叙事主体、文本语境与叙事风格,含而不露地生成兼具文本间性的独异性,其充满叙事性想象的小说文本为"祖克曼系列小说"画上完美的句点,可视为菲利普·罗斯"祖克曼系列"叙事艺术技巧上的扛鼎之作.     

试论《呼啸山庄》叙事方式的创新

《呼啸山庄》在欧洲文学史上被誉为"奇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叙事方式的开拓性艺术创新。其一,它大胆借鉴书信体小说的叙述模式,在欧洲传统框架式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开创了多个叙述者叙述相同故事域的叙事结构;其次,在欧洲小说叙述视角的演变历程中,首创了欧洲小说旁观式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     

“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圣经》叙事模式解读

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十七年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而史无前例地承载着太多的重负。作为缔造共和国"神话"重要文本的"十七年文学",我们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这种神话叙事与别的神话叙事,比如《圣经》故事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能反过来证明共和国叙事的神话本质。"十七年"短篇小说这一最迅捷、灵活地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样式,与《圣经》,特别是《新约》故事在叙述模式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文体的“朦胧”与修辞的狂欢——王蒙《闷与狂》散论

王蒙的新作《闷与狂》采用了"反小说"的写法,由此导致了读者对作品文体认知的困难,呈现出一种文体上的"朦胧"。同时,作品也将王蒙式叙事语言推向了极致,陷入一种修辞上的狂欢。这种带有强烈实验色彩的文本是立足于未来的,其探索精神值得肯定,在当下则可能造成一种接受障碍。     

《千山外,水长流》与《桑青与桃红》文体比较

文章从文体创新的角度,对聂华苓的两部长篇小说的外在直观形态的殊异作了三方面的比较。在叙事结构上,《桑青与红桃》采取的是象征性的场景结构,以表现流浪的中国人的精神恐惧与分裂;《千山外,水长流》采取的是经緯式的织锦结构,以展现不同文化与国度的三代人的感情纠葛。在叙事观点上,《桑》采用自知观点,真实地揭示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千》采用自知和次知两种观点,以利表现各人物之间感情的阻隔与沟通。在叙述语言上,《桑》逐渐加强张力,《千》充满感情色彩。通过比较,可知文体是作家艺术个性和艺术风格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国际性写作报告文学的三个话题

报告文学并不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文体",它是发端于欧洲的国际性写作方式。"非虚构"本源于美国的"非虚构小说",以"非虚构"置换报告文学,缺少内在关联的基本逻辑。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之争,反映了文学界对文体基本认知的某种缺失。称名纠缠,一方面造成写实类文学写作、评论等的混乱,但另一方面非虚构也为报告文学文体的优化提供了反思的可能和必要。报告文学需要走出过度的新闻性、过度的意识形态化,通过故事性和个人性的强化,在回到非虚构叙事中建构写实之美。     

从“隐含作者”看卢梭《忏悔录》的真实性

自传性作品的真实性一直是人们关注与探讨的论题,卢梭《忏悔录》作为自传文学的代表,其真实性引发了持续的争议。从叙事角度看,厘清"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经历事件时的叙述视角"和"追忆事件时的叙述视角",有助于对作品真实性建立严密而公正的评判标准。就卢梭《忏悔录》的真实性来看,不管陈述的是事件还是感受,只要这些事件、感受是"当时"的,其陈述就是坦率和真诚的,符合文本"隐含作者"的规范,保证了叙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不能将"隐含作者"对"经历事件"的叙述看成是"真实作者"带有"自辩"性质的"事件追忆"。但《忏悔录》中也存在违背"隐含作者"规范的不可靠叙述,这对其真实性又构成了一种反讽的审美张力。     

海明威《在异乡》的叙事艺术和文体风格

作为“精通现代叙事艺术”的文体大师,海明威以杰出的艺术成就和独树一帜的文体风格著称于世。《在异乡》是海明威的著名短篇小说之一,充分体现了其简洁洗炼、内涵丰富的叙事艺术和语言特点,从叙述视角、叙事方式和叙述语言等角度分析海明威独特的现代叙事艺术、文体风格和富有感染力的艺术效果。     

《史记》《汉书》叙事中融入诗歌的原因探析

《史记》《汉书》的史传叙事中融入诗歌有多方面原因:从文体角度看,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也是史传文体复调潜质的显现;从文化传统角度看,史传叙事中融入诗歌既受引诗传统的沾溉,又受楚骚文化的浸染,同时也有民间文学的渗入;从创作主体看,优秀的史传作者往往具有"史德""史学""史识""史才",且兼具诗人气质,这为史传叙事中诗歌的融入提供了创作主体上的可能性和倾向性。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文心雕龙》“封禅”与《文选》“符命”之辨析

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深远的两部伟大著作。从文体学的意义上讲,它们为后世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创作与欣赏提供了蓝本。二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艺思想:刘勰以文体评论为主,从理论的高度对文学样式进行总结;萧统以选文为主,以文代评。从《文心雕龙》和《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与萧统有着不同的选文标准和文艺思想。本组专题三篇文章分别以三种文体为例,对比分析《文心雕龙》和《文选》文体观的异同。刘群栋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乐府诗的批评和选录入手,分析了二者乐府观的区别和联系;罗明月以《文心雕龙》中的"封禅"与《文选》中的"符命"这两种异名同称的文体为例,说明了刘勰与萧统在文艺思想上的个人差异性和时代趋同性;赵俊玲比较了刘勰与萧统在诔文观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并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     

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

本文从叙述学和文体学视角对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作了考察和探讨 ,旨在揭示这一文体的结构的运行规律。作者认为 ,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述者类型和非叙事性话语等层面来看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事模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过程 ,表现出与别的文体样式既同又异的特征 :一是从传统的“一元化”格局向“多元化”格局转换 ;二是叙事性和非叙事性呈阶段性更替 ;三是非叙事话语形成了正反合题的话语格局。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是在不断解构和建构中获得新质和活力的     

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萧红“忆家”题材系列与严歌苓《穗子物语》合论

儿童的、非成人的叙事视角,是为不少中国现当代作家所青睐的叙事策略。萧红"忆家"题材系列(《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等)与严歌苓《穗子物语》系列小说,虽然创作的时间间隔已逾半个世纪,但是在叙事技巧的选取方面,却有殊途同归的惊人相似——通过儿童的、非成人的叙事视角的娴熟运用,以不同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叙述方式,在难得的女性视野的展开中,实现作家独特的历史记忆与个人体验的双重书写。而且两位作家在叙事探索方面所呈现的微细的差异,也别具意味。     

对《纪念爱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花》的文体学批评

威廉·福克纳是一位伟大的文体家。在其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花》中,他将不同文体巧妙揉合进故事叙述里,使《纪念爱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花》成为经典的恐怖小说;同时,他对叙事视角的精心选择,又使《纪念爱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花》的内涵远远超出一般的恐怖小说,上升到对人性的深层关怀。     

《古炉》:叙事创新与“文革”叙事突破

贾平凹《古炉》的"文革"叙事有多重突破:特异的儿童叙事视角实现了作家的隐退;客观化叙述还原了"文革"乡村生活的本真状态;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位开启了另一种乡村历史的书写;俯瞰式视角可以挖掘出政治原因之外"文革"爆发的多种因素。《古炉》的黑色幽默叙事把人类的灾难和人类自身的缺点与缺陷撕破给人看,以反讽话话和喜剧性戏仿表现了对"文革"悲剧的否定和批判。     

可能与现实:走向强势的报告文学

作为一种“时代文体” ,报告文学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特定社会文化生态的激发。言说报告文学将会终结 ,这是感情用事式的缺乏事实与理论支撑的臆说。新的世纪无限壮阔、无限丰富、无限复杂的社会现实存在 ,报告文学作家坚守关注国计民生、守望人类价值原则的高尚的文学精神 ,以及视觉文化时代 (“全媒时代”)纪实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受众因素等等 ,都使报告文学有可能成为新世纪一种强势文体。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是两个内涵和外延差异甚著的范畴 ,不能简单地以纪实文学替代报告文学。     

干校文学的双璧——《干校六记》和《云梦断忆》的回忆诗学与文化政治

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在新时期以来关于干校的写作中是成就最高的两部作品,堪称"干校文学"的双璧。两部文本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对往事的选择性叙述,呈现出"回忆诗学"的审美特征,在自我意识、写作姿态和文体风格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两部文本躬身自问的思想姿态和"温柔敦厚"的审美表达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政治场域中别具一格,其对人性美人情美的吁求也可以视为在民主、理性等宏大叙事之外的另一种启蒙。     

《史记》的叙事特点及小说因素分析

《史记》以朴素平实、简洁形象的语言在"本纪"、"世家"、"列传"中不仅以纪实的方法完成了对历史性事件、人物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充分运用形象思维,在实中有机地融入了"虚"——合理虚构的成分,以天才的艺术思维和高明的表现技巧创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历史叙事中所表现出的突出的文学色彩,显示了有别于传统史书的历史人物叙述方式,在"史"的叙述中有着浓郁的小说因素,为后来的小说发展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