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革命与1830-1839年伦敦会议

比利时为争取独立，反抗1815年维也纳会议强行把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的决议，于1830年发动了起义。为了解决比利时问题，1830-1839年欧洲列强在伦敦展开旷日持久的谈判，最终承认和保证比利时的独立与中立国地位，其中，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扮演了领导角色。     

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赴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一批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裔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相继赴美。赴美华裔学者,到美后失去了在中国社会中的支援系统,但得到美国的研究环境,潜心于中国文史研究。20世纪40年代赴美的这一代华裔学者,可称之为协力培育和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者,他们对美国汉学有基础性贡献和推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引领美国汉学研究新方向。     

汉学名著安文思《中国新志》英译者辩误

葡萄牙在华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志》1688年出版,成为欧洲汉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著作。英国作为欧洲大陆汉学圈的一员自然受到了该部著作的深刻影响。《中国新志》的英译本于同年出版。但国内外学术界对该译本的译者、版本问题存在着一些谬误,文章依据新发现的史料就此展开考证,以期还原一部分史实真相,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西方早期汉学试析

17-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在学术史上属于早期汉学时期.西方早期汉学大致可以1688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利玛窦为首的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儒生的帮助下,研习文化典籍,体察风俗习惯,使早期汉学一开始就处在较高的起点上.第二阶段,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早期汉学转入法国中心.西方的早期汉学为19世纪以后现代成熟的汉学搜集了多方面的原始资料,奠定了基本的研究领域.     

简评英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帕麦斯顿

１９世纪英国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帕麦斯顿（１７８４—１８６５），出身于爱尔兰贵族世家，一生为英国主导欧洲事分和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进行殖民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期间，连续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中国沦入半殖民地深渊。     

北美的明代小说翻译与研究概述

早期北美明代小说的翻译和研究受到欧洲汉学的影响。自1933年赛珍珠在美国出版第一本《水浒传》英译开始,北美对明代"四大小说"和其他重要作品的翻译和研究陆续达到了高潮。北美汉学家(包括在北美的华人学者)对明代小说翻译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种类和数量上,更多体现在重视版本的选取和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著,而且译者一般对所翻译的文本有长期较为深入的研究,因而很多英译本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的必备参考书。在明代小说研究方面,北美汉学家也是很重视对批评方法的理论探索,涌现了不少重要成果。通过对北美明代小说的翻译和研究的出版情况较为系统的概述,重点选介具有影响的学者的代表作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兴趣和成果,以呈现北美汉学在这方面的努力探索与成就,同时也展望北美与东亚学者在这一领域更多交流合作的未来。     

潜文本、参照系与对话项：理解全球化时代汉学话语的一种进路

全球化时代汉学话语的核心特征突出表现为语文学根基、比较性视野和自反性省思三方面，学者不再把汉学仅仅作为一种对他者时空产生知识治理兴趣的“异托邦”研究，而是将其想象成一个真正的国际领域，使其处于古今中西多学科、多视野、多语境的交汇处。柯马丁等汉学家的工作是这类研究实践的代表，“表演”与“阐释”便是其借以反思传统文本性与文本研究的典型入径，由此从观念与方法论的层面开拓和更新了早期中国文本文化实践的分析场域。与当代汉学开展有效的批判性对话，需要充分把握其所依凭的潜文本与参照系，理解其问题意识、话语资源和表述方式，体认汉学窗口映射的西学整体知识范式。跨文化对话的建设事业对中西学术共同体提出了双向的挑战和职责诉求。在世界中重访中国古典传统，召唤我们进入包括当代汉学领域在内的多种国际学术协商空间，去开展更扎实和具体的话语对接、转换与形塑工作。     

追寻文化的魅力——法国汉学发展史研究

国外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由法国人创立,法国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汉学研究的发祥地,在汉学研究上有着良好的传统,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出现了许多闻名世界的汉学大师.从18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现在在整个国外汉学研究中仍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国学者视野中的美国汉学研究

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显然无法同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相提并论,但美国汉学界稍有影响的汉学新著出版后,即有民国学者撰著书评进行引介和评述。考察这些书评,不难发现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存在诸如研究者的中文修养薄弱、解释和译注史料时常存误解误译、材料搜集和材料审别难以博雅以及观点或结论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等局限。美国汉学固然存在不少缺陷,但在民国学者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如公开合作之精神、新颖之视角和方法、重视组织结构与系统性、冷僻领域和材料之注意等。面对海外汉学著述,民国学者坚持一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在充分注意其局限之同时,尽可能挖掘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可取处。民国学者对待美国汉学的这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及其所撰书评,对当下中国学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清醒剂。     

帕美勒着装的蕴涵

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在整个英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小说巨匠塞缪尔.理查逊用自己的小说《帕美勒,》(又名《美德有报》),向人们表明,美德最终会战胜邪恶,得到回报。小说的女主人公帕美勒通过对自己着装的选择体现了她性格中并存的两个特点:反抗与顺从。     

从“海外汉学”到“中国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从晚清民初开始，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逐渐确立，学术范式也随之形成，而范式的形成迎来了汉学学科的建立。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进程中有了巨大的改变，其变化影响着学术范式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嬗变意味着海外汉学学科的革命性进步。访谈中，曹顺庆教授就学术范式转变中关于学科称谓、学科建设、学术自律、学术前沿以及在该学术共同体中中国学者所承担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大致勾勒出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起承转合的发展路径。     

批评今文经学派——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

近世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于1911年9月随端方入蜀，1912年元月受聘于四川国学院任副院长，同时主讲于四川国学学校，至1913年夏离蜀。他在蜀中为时甚短，但学术成果颇丰，讲学的影响尤为深远。他的治学途径与方法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派，却超越了门户之见，体现一种纯粹的学术追求，并对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这为四川学界带来了新的学术风尚，活跃了四川学术，使蜀学丕变，大大促进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     

马一浮国学观散论

当今谈国学不能不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要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就务必要了解章太炎、马一浮的国学观,因为章马两先生的国学观是上个世纪初学人国学观的典型。本文对马一浮国学观的探讨,重在说明：马氏不赞成章氏以经、史、子、集四部学问谈国学,将“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他对于其国学之定义并没有予以论证,只是陈述了他的看法——“国学”为“六艺之学”,是因为中国固有的四部学问为“六艺”（六经）所统摄。他不但认为“六艺”统摄中国一切学问,还进而强调“六艺”亦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这一强调,旨在凸显“六艺之学”的世界意义,为其“世界人类文化最后必归于六艺”之见解确立学理上的依据。     

傅飞岚《二十四治和早期天师道的空间与科仪结构》书后

本文介绍和分析法国汉学家傅飞岚先生一篇探讨早期道教空间和科仪结构的文章,用回到具体的空间并追溯文献的办法,可以看到汉学家的研究过程、发现不足和新的可供研究的问题。从这篇道教研究的文章中也可以窥见力图以道教研究展示法国汉学研究的学理和过程。     

对新世纪汉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海外中国学也好,海外汉学也好,是一个学科领域,而不是一个学科。这个学术领域包括了若干个各种各样的学科和专业。因此,没有谁可以说囊括中国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精细,政治介入学术越来越深,海外汉学的研究领域扩张了很多。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成分越来越大。因此,需要在汉学研究的目的和基本方法、汉学的意识和理念、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的重建、汉学的实际研究效应几方面做具体的探讨。     

论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关系——兼论欧美社会科学论著中的中国意象及其问题

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不可分割性,但在方法论上又有其紧张性。两者离则两伤,合则双美。两者间的紧张性,可以经由“互为主体性”关系的建立而被克服,使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获得汉学研究的文化资源的挹注而日新又新,开发新的意义;而汉学研究,也因为从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启示,而不再是闭门孤芳自赏的学问,从而可以提出具有普世意义的新命题与新理论。     

新时期海外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海外汉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甚大,主要表现在：第一,海外汉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散佚资料的搜集、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某些海外汉学著作本身就是极具参考价值的重要文献;第二,海外汉学促进了大陆文学评判标准的改变;第三,海外汉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拓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空间。     

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研究

国学大师钱穆一生重视宣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把礼文化放在核心地位。钱穆对传统礼文化价值的评判素有主见,对传统礼文化秉持扬弃的态度。钱穆的礼文化价值观之形成离不开先祖、父母的教诲及家乡等地传统礼文化的环境影响。     

论钱基博对《礼记》的文章学解读

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札记约纂》别开生面地从文章学角度对《札记》进行了解读,这是创新之举.他认为《礼记》的写作好在三个方面:一曰选字造句之妙,二曰关键筋节之法,三曰谋篇命意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