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因素与外交决策

考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有利于更好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把握其发展趋势。本文试图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决策机构、国家利益和决策人四方面来审视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     

都市类报纸与"公共新闻"实践探索——以《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为分析对象

“公共新闻”运动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闻界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改革运动。“公共新闻”倡导媒体关注公共领域建设,鼓励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积极寻求与公众、政府间的沟通与交流,以探寻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近两年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公共新闻”热潮,其中都市类报纸的“公共新闻”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仅秉承了“公共新闻”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理,同时也具有自身特色,对新闻媒体探索如何在当前新的社会形势下发挥信息沟通和舆论导向作用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政治功能的演变与发展

本文从议程设置、外交决策、国家形象等方面探讨了国际新闻的政治功能.作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新闻是政府、媒介和公众议程设置的对象和工具,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之一,也有助于外交决策的透明化和国家形象的提升.     

从美国外交新特点展望中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加强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在海外大力开拓商品和资本市场,保护美国商品的国内市场,打击走私贩毒,限制非法移民,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问题,都既是外交政策问题,也是国内政策问题。越来越多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参与到对外事务中去,极力影响外交决策,形成外交决策机制的进一步分散化。内政和外交越来越密切的互动关系,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的一大特点。近年来中美关系摩擦不断,其中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是重要原因。美国宗教组织在政治上重新活跃起来,不遗馀力地攻击中国的宗教…     

美国企业界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

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时受到多种因素、多种意见的影响。由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竞争日益激烈 ,美国政府决策中经济因素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使美国企业界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主观动力加强 ,对政府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本文具体分析了企业界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体制背景 ,回顾了其历史发展进程 ,总结了其影响方式。本文并对美国企业界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以及企业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决策的互动关系——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研究美国国内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互动,不仅可以看出公众舆论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影响程度如何;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政府如何利用媒体优势影响和操控公众舆论,从而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服务。本文主要论述伊拉克战争前后公众舆论与美国政府决策间的互动关系,解析在对伊政策问题上,政府对民意的重视和引导,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约束和调节。     

略论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

"一边倒"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本文拟重点考察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认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是"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所重点考量的因素.     

略论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

“一边倒”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本文拟重点考察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认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是“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所重点考量的因素。     

近代美国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历史演变

本文通过对１９世纪中后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美国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历史考察，重点论述了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三届政府关于东北亚，特别是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勾勒出其从有限实力和有限利益导致有限卷入到努力扩大在华投资，积极推进美国资本利益的历史演变过程。力求揭示出这个时期美国外交的帝国主义本质及其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在特征     

商业利益与19世纪的美国外交

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推动和发展对外贸易,谋求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发展经济,谋取商业利益是19世纪美国外交的动力.19世纪美国外交中的两大主要政策,即中立外交政策和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为本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业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在建国短短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发展为世界头号强国,这无疑是与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很密切的关系,对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探析——以老布什时期对台政策为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决策最能体现其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的特点.老布什时期的决策过程尤其富有戏剧性和典型性.现实主义决策模式认为,该决策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美台两国三方博弈的结果.自由主义决策模式说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和结构起了决定性作用.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则强调,它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国会之间及其内部各官僚政治机构之间较量的结果.最终,这三种行政决策模式共同构成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     

外交决策过程中的现代科学因素

现代科学的发展扩大了外交信息的接收范围,提高了反馈的速率,系统的决策理论成为指导外交决策的方法论,外交咨询机构科学化、专业化的工作提高了外交决策的效率。外交决策实现了从经验决策到科学决策的转变。外交决策过程中的现代科学因素愈发凸现。     

大众传媒、公共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以中美撞机事件为例

本文选取发生于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为案例,详细分析了《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美国公共舆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及在这段时间内的美国对华政策,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美国的大众传媒、公共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总统设定了大众传媒的议程;政府官员通过大众传媒设定了公众议程;公共舆论的变化是大众传媒的报道增强了公众对中国的成见所致;公共舆论和对外政策似乎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重合。     

改革时代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若干国内因素

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内政对外交的影响随着改革的深入日益明显也日益复杂。改革时代,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中,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成效成为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变量;公众舆论的上扬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中国政府在决策时越来越多地听取民意;意识形态因素尽管不能主导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看待外界的框架。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与对华政策

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继立法、行政、司法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美国的思想库一直在政府内政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从历史视角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在对华决策中的角色及其不同流派的对华政策立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开展对美国思想库的公共外交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美国民众对苏联态度的转变与“杜鲁门主义”的出台

二战结束后 ,美国杜鲁门政府便改变了战时与苏联合作的政策 ,举起反共大旗 ,对苏联进行遏制。然而 ,作为一个实行民选制度的国家 ,在制定如此重大政策时 ,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态度和意愿。为此 ,杜鲁门政府利用媒体不断批评、指责苏联 ,极力将苏联刻画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 ,从而迅速转变了苏联在战时给美国民众留下的良好形象 ,为推行“冷战”政策奠定了民众基础。     

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国会在亲蒋议员鼓动下深深地卷入了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40年代后期在事关中国的几个问题上,国会虽未完全控制政府的决策,但在整个外交领域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今天应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外交工作。     

纳粹德国外交决策体制与驻华军事顾问团

纳粹上台初期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外交决策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外交部、国防军与纳粹党成为德国远东政策决策的争夺者。随着纳粹党的最终胜出,亲华政策终止,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被迫撤出。     

论公共政策设计的逻辑和模式

通过对公共政策的逻辑结构分析,在创建综合浴盆曲线图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功能分析模式、政策时间与空间分析模式,以及制定配套政策和替换政策来弥补基本政策失效阶段的政策效力,并进一步提出了全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树方法,引入公众反应概率、专家评估权重和政府权重系数等因素,以促使决策制度和决策方式改革的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