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太祖推服桑维翰:兼谈宋代“民族主义”之特质

五代大臣桑维翰因交结契丹而被元明清学者所唾弃,但宋太祖对桑维翰却推崇备至,桑氏石晋功臣的形象贯穿两宋.究其因,配飨桑维翰符合树立宋朝正统地位的需要,并契合两宋外交形势及“忠节”观的推崇,它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两宋各个时期的现实政治需求.而宋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质在于:宋代的民族情绪虽激烈,但宋人的“华夷”观却并非沿着纯种族主义性质的进路单向发展,这也影响了宋人对桑维翰的品评.     

知识经济时代学力的诠释

国际国内对学力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欧美对学力的研究主要强调“三基”,又把学力与教育目标相联系,由认知领域、情意领域和运动技能领域构成;日本对学力的研究由“知识累积型学力观”向“创造型学力观”发展;我国研究学力较晚,把学力划分为基础性学力、发展性学力和创造性学力。由于学力是运动发展的,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期对学力的理解和规定是不同的,因而知识经济时代对学力应该有新的理解和规定。     

儒家经学礼法观对东汉社会的控制与整合窥探

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经学的浸润和熏陶下,儒家礼法文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东汉帝王、大臣和地方官吏积极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东汉官僚集团及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同时,刑德并用、礼法和合的儒家经学礼法观不断渗透到东汉社会控制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社会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礼法观成为封建政治与法律的灵魂,这为汉廷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明代四川籍流人在辽东

流人,《释文》解为“有罪见徙者”。《隋书刑法志》说:“流刑谓论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理之差”。这就是说,因罪而被流徙者,均谓之流人。关于明代四川籍流人谪戍辽东,《明实录》、《辽东志》、《全辽志》等均有记载。那么,他们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被谪戍辽东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有明一代所实行的残酷的流人政策。明初规定,犯有二十二条“合编充军”罪中的任何一条,都可定罪充军为流人。所谓二     

从宋代茶具看当时的社会风尚

饮茶习俗的进一步发展和宋代市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使中国饮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点茶。宋代理学的发达,使宋代宫廷饮茶和地方官吏以及文人学士极力推崇以品茶为雅的做法,给茶具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理学“格物致知”、为学严谨的思想,也把宋代茶具推向极精极致的境界;而宋代社会自上而下的侈靡之风,造就了宋代独具特色的黑釉盏和金银具。茶具不仅仅是一个器具,更成为宋人标榜文雅和斗富的工具。     

独立以来新加坡中小学教师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新加坡中小学教师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量”到“质”、“正规化”、“专业化”与“体系化”等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既体现了新加坡中小学教师教育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模式,同时又体现出与其他各阶段教师教育发展相互均衡、共同发展的特色。分析其发展历程与特色,可以为我国教师教育方案的制定与执行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唐代拘捕制度考论

参军、县尉及胥吏等卑品官吏为唐代拘捕制度的实施主体,他们常因拘捕未果、误期及误捕等原因遭受责罚。司法实践中的拘捕原则,则以属地管辖为主,共同管辖为辅,拘捕事务由随近法司与乡村里坊等基层组织联防实施,同时强调州县与敕使、法司与军府协作进行。据出土文献可知,拘捕活动与受理、告诉、庭审、执行等诸多诉讼环节相互关联,官府拘捕人犯,需由佐史等基层书吏拟定符帖,经长官批准,交由胥吏实施。传世文献并无关于唐代拘捕之详尽记载,但笔记小说描述之冥司追摄情节多本当时固定法律程式演绎创作而成。阴司狱讼虽非实录,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与印证唐代拘捕制度,弥补律令典章记载之缺失,并从法律文化层面展示唐代拘捕制度的运行机理。     

华夷天下观：古代东亚各国共有的国际理念

华夷天下观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也是古代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外交理念。在由“华”与“夷”共同组成的天下中,实力最盛的中国负有维护东亚世界繁荣和稳定的使命。历史上,朝鲜、日本和越南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华夷天下观在“朝贡-册封”的互动实践中成为东亚各国的共有国际理念,各国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参与国际实践。传统东亚世界就是在华夷天下观这一国际理念支配下,出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与周边诸国各自中心的“小中华”并存的格局。文化认同是维系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命脉所在。     

独立以来新加坡中小学教师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新加坡中小学教师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量”到“质”、“正规化”、“专业化”与“体系化”等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既体现了新加坡中小学教师教育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模式,同时又体现出与其他各阶段教师教育发展相互均衡、共同发展的特色.分析其发展历程与特色,可以为我国教师教育方案的制定与执行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动物如何不是物

《德国民法典》中有一条规定颇为引人注目:“动物不是物。”而自法律治世以来,动物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物”这一法律概念的题中之义。观此而言,“动物不是物”可以说是对传统法律概念,乃至法律关系模式的颠覆。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传统法律概念对包括动物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物化”,这种物化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与人类自我意识的合力作用下发酵、变质,进而发展成对整个自然界的“异化”。此“异化”正是环境法学亟须应对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对传统的“主客体二分化”的法律关系模式进行反思,提出“主体构成性法律关系模式”这一概念,此法律关系模式承认包括动物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法律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中的存在物———动物、树木、岩石、河流……可以和人类一样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上述法律关系模式的变迁,使环境法更具一种不同以往的伦理诉求———将对人类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     

唐律贿赂罪初探

<正>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局面的出现,是与唐统治者注重整肃吏治密不可分的。而运用刑罚手段对权钱交易或以权谋利的贿赂行为予以有力地打击,则是唐代吏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因此,探析唐律中的贿赂罪不是没有意义的。一贿赂罪,是刑法理论对因进行权钱交易或以权谋利而构成的犯罪的统称。自夏朝始,历代法律都有惩治贿赂罪的规定。《夏书》日:“昏、墨(指贪污受贿)、贱,杀。皋陶之刑也。”李悝《法经》规定:“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受金时,则诛。”秦简《法律答问》曰:“啬夫不以官为事,以奸为事,何论也?当迁。”汉文帝则规定,官吏坐赃者,三代不得为吏。及至唐朝,统治者为整肃吏治,严明法纪,特别注重对贿赂罪的惩罚,从法律     

论唐代的左降官

左降官是在唐玄宗以后大量出现的一种贬官形式,左降官特指因罪而被贬至边远地区任员外官的官吏。在唐代,左降官是一种特殊的贬官形式,左降官不仅集贬官的三种形式即降职、贬为闲职和至边远地区任职于一身,而且左降官在唐代还具有流放的性质。在唐代皇帝的诏令中,常常将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     

文化视角下的法律正义观

一现代西方的法治观是建立在理性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法治观认为法律为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定,“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1](P318)法律本身就是正义最主要和直接的体现,尊重法律就是尊重正义。与西方社会的法律正义观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法律从来不是达成正义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社会转型期新旧法律观的冲突及其化解

在体制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旧法律观的冲突,如重公抑私的法律观与公私并重法律观的冲突,追求平等的法律观与弘扬竞争法律观冲突,“精神至上”法律观与“效益优先”法律观的冲突,“义务本位”的法律观与“权利本位”法律观的冲突等。其“必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客观存在。然而,当务之急,是化解新旧法律观的冲突,重塑弘扬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体现平等竞争时代精神的现代法律观。     

明代山西籍流人在辽东

明代有大批“免死减等”的山西籍谪戍东北辽东的流人,他们离乡远井,跋涉山川,来到重冰积雪,绝塞异乡的北国大地,与当地的兄弟民族,披荆斩棘,辛勤劳动,携手前进,对祖国东北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明初兵源不足,粮饷匮乏.为解决这个问题,明王朝使大量谪戌流人充军.明朝规定,发配充军,不是地望道里相近两地互遣,而是流徙千里之遥,绝塞异乡,基本上是南方人谪戍北方,北方人谪戍南方.有大批“山西、陕西、宣大、河南(流人),发辽东”.     

“清空”词学观与宋人诗文化心理

“清空”词学观与宋人诗文化心理韩经太以往，治宋词之学者，多不涉宋诗，反之亦然，这种隔膜实在太不正常。尤其是南宋诗词的研究，更应该打通而成一体。其中，由张炎标举“清空”词美而凸现在词坛上的姜、张词派的词学观念，若脱离当时的诗坛风气来考察，将始终不得要领...     

关于唐代的逃户

<正>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农民逃亡是历代常有的社会现象。秦汉以来,史籍的记载屡见不鲜。或称为“流人”、“流民”,或叫作“浮客”、“浮浪人”等。到了唐代,史书多称逃户,逃户问题成为唐代严重的社会问题。研究唐代的社会经济,逃户不容回避。因为逃户本身作为劳动力,它同生产关系的某些变革休戚与共。逃户的消长,作为衡量当时阶级斗争状况的一个标尺,它同农民起义又息息相关。本文试就唐代逃户的状况、人身隶属关系的变化及其与农民起义之关系等方面作些粗浅探索。     

论马克思主义文明和谐观的当代形态

从马克思主义对文明的实践本质和辩证意义的科学规定来看,“文明和谐”是指通过合理、公正、科学、有效的途径来调整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交往活动和调整同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使社会财富积累、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得以协调运行,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内心世界各种精神状态得以和谐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可以看成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除了在整体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引导人们考察人类文明的演进之外,还在“文明和谐”的不同层面给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文明和谐”的基本观点主要集中在社会自然统一论、世界一体论和社会系统论上。     

论理学与宋代诗学中的情理关系

宋人的诗学观念, 既云“以理为主”, 又曰 “诗者, 人之性情也”,站在不同立足点时而强调不同侧重点的现象极为普遍, 从而使这两重层面统一到诗学观中形成明显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现象的产生, 正与理学本身内涵的复杂性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