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耕半网”经济形态与传统价值伦理复兴

“半耕半网”指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作和短视频生产的分工协作。受农耕时间节点、短视频收益等因素影响，二者存在主业、兼业的动态互换。目前，这一业态已初步展现出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非农收入的成效；对于乡村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的整合与传统伦理的再发现、再创造，构成其独特文化基因和可持续发展动力。据此，“半耕半网”或可成为后脱贫时代应对乡村资源流失、文化空心化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     

乡村业态演变与共享新业态建构

乡村传统业态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副业为辅的结构,这一“农业态”在小农经营、社队集体经营下保持着长期稳定。然而,乡村农业态在乡村转型发展中发生了较大变化。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让乡村出现农业和非农业的“混合态”,乡村产业不再是单一的农业态,尤其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导致乡村农业和非农业陷入劳动力不足的困境。鉴于乡村旧业态已经打破,或出现城镇化不适应症以及已经出现共享产业、共享经济新业态,国家可以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农业生产多方式经营、重点保障土地经营者权益和健全乡村产业发展保障体系等方面着手建构新时代乡村新业态。     

论半工半农家庭的结构及发展趋势

<正> 当前,在我国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之间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另一种家庭形式。它对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调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是在各大城市近郊或矿山、企业附近形成的半工半农、以农村为主的家庭形式。在这些半工半农家庭中,大多数家庭主要的劳动力(丈夫)在国营厂矿、企业工作而家属却在农村务农。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之后,由于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批在矿区和企业附近的农村人员被国家征用后又转成国家正式职工,因而在厂矿企业附近的许多村庄就形成了半工半农的情况(当     

乡村振兴背景下粤西地区乡村人才振兴调研报告

人才振兴是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引领者和发展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本次调研主要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短板人才为目的，以欠发达地区粤西若干乡村为调研对象，以“培育新农人、发展新农业、建设新乡村、创造新生活”为着力点，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人才振兴的调研。通过深入访谈、调研、问卷分析等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探索乡村人才振兴的创新路径，解决人才引进的瓶颈，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发展。通过人才振兴，带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全面推进粤西地区乡村振兴。     

家庭发展能力:理解农民家庭转型的一个视角

在家庭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区域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具有显著差异。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策略的产物,家庭、村庄和市场三者共同定义了农民家庭策略的基本结构。"半工半耕"的强度、代际合力的强度以及家庭目标的调控共同塑造了农民家庭策略的实践形态,导致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分化。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强弱,可以将农民家庭划分为生活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发展型家庭三种理想形态。基于此,农村家庭政策需着眼于农民家庭形态差异,采取富有针对性的"分类治理"策略,这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回应农民家庭生活需要、实现家庭政策有效落地的重要基础。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我国乡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我国乡村劳动力资源具有数量大、质量低，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中等特点。开发利用乡村劳动力应主要依靠农业内部消化，发展乡镇企业和经济作物，开辟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引导乡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等多种途径。同时，还应提高乡村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促进乡村劳动力资源的高效利用。     

农村劳动力市场模式与老年人的“再就业”——鲁北Z村一个老年建筑队的案例

青壮年劳动力大批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导致乡村劳动力呈现出匮乏的状态.此种形势下,原本已处于乡村劳动力边缘,在家养老、看孩子的老年人重新走上前台,回归到乡村劳动力的核心位置.以Z村GYH的老年建筑队为研究议题,探讨乡村老年建筑队的生成及其在成员角色扮演,成员关系结构,成员组织架构和工钱支付模式中的运作逻辑,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乡村老年群体,激发他们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工作热情,弥补青壮年劳动力缺失,推动乡村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耦合性、作用机理与优化策略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数字中国的发力期。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将为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提供新动力。现代先进信息技术与乡村高质量发展之间虽侧重不同，但仍存在巨大的衔接空间。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二者之间具有目标一致性，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为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乡村高质量发展也是数字创新的重要助推力。数字乡村依托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构建虚拟空间，激活、增强各种功能效益为乡村农业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医疗养老、教育发展赋能，进而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阶段，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协同推进：加强乡村数字变革技术支持；促进乡村主体数字理念转型；健全数字乡村相关配套措施。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人才短缺、资本匮乏、产业力量薄弱三个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发展对于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可概括为：通过提高农村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吸引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入、减少农业劳动力需求,破解乡村人才短缺困境;通过促进资产资本化、数字对资本的替代节约效应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资本积累,解决乡村资本匮乏难题;通过减少产业同质化、促进产业融合、提高市场化程度,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解决乡村产业力量薄弱困境。据此三重内在逻辑推进赋能实践,就能使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注入新的动能。     

农业兼业化现象透视

一、兼业化——乡村工业化的“开始曲” 农业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负责制以后,大凡当一个乡、村的社会总产值中乡镇工业产值占据80％以上,务工劳动者劳动力总数中超过60％以后,即基本上“消灭”了所谓     

农民城市化视角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机制研究

农民城市化是推动城乡关系演变的重要动力,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推力.基于山西L县的田野调查经验,以农民家庭就近半城市化实践为视角,考察县域空间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形态与实现机制.研究发现,就近半城市化的农民家庭双向嵌入城乡社会系统,具有生产方式工农兼顾、居住格局城乡分布、城乡生活稳定可逆等特点,是城乡要素融合互动、优化组合的重要载体.而高农业剩余对劳动力的在地化吸附,发展型社会对城乡资源的双重依赖,回应型政府的政策供给,构成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主体基础、实践动力和制度保障.乡村活力有序、农业繁荣发展和县域经济活跃、城市特色凸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效果.L县的实践经验表明,"三农本位"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立场,农民需求和村庄发展需要是城乡关系演变需要回应的基本命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乡村社会改造

乡村社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乡村社会的建设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立足乡村社会实际,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发展农业生产,改造小农经济,规范农民意识,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构建了新的乡村社会秩序,把分散的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设置的政治体系中,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统摄和整合。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改造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乡村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五老会”参与乡村建设案例研究

乡村建设应该关注村民自治所依托的村庄基础。村民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有赖于乡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东姜村“五老会”在乡村文化建设和民主建设方面的实践,代表了一种乡村建设思路和角度的转换,即从单纯增加收入之外的角度,考虑乡村建设的方向,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从乡村社会人文和文化方面增加农民的整体福利,推动乡村民主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韧性乡村：当代流变与国家建构——兼论城镇化中的民生安全

韧性乡村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乡村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基本面,韧性乡村以韧性农业为经济基础,以韧性农村或村庄社区为重要载体,以韧性农民为核心要素。没有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乡村就难以应对自然灾害、市场交易风险和城镇化发展压力。中国乡村不乏韧性,传统乡村的风俗、人情等地方性资源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的系列乡村建设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韧性。然而,城镇化发展在拓展乡村发展空间、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却增加了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不确定性。尽管乡村的“公共性”和“包容性”机制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乡村韧性,使其“弱而不衰,脆而不碎”,但它们的作用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明显式微。为了破解乡村发展体制僵化,阻断乡村资源被超额提取,也为了消弭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国家相继推行“放权—少取—多予—赋能”等政策举措建构韧性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将建设韧性乡村作为时代主题。     

农民合作视角下的乡村环境保护:合作化运动中晋东南的历史经验

乡村环境保护是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农民合作的视角出发,基于20世纪50年代晋东南地区合作化运动的丰富历史资料,来考察农民合作促进乡村环境保护的微观社会经济机制。这种微观机制,一方面表现在农民合作所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可以从原本内卷化的家庭农业中调配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从事植树造林和兴修水利工程等有助于环境保护和防止水土流失的活动;另一方面还表现为经由农民合作所形成的社区认同、关键行动者的带动作用以及约束性的制度对乡村环境保护的持久激励。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度调整及其发展形势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时期,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面临着人口转型、农业转型和经济新常态等多重因素制约,正处在阶层定型化的关键时期。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农民工阶层将成为农村社会结构中变化最大的阶层:进城经商、在城市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及其家庭逐渐脱离农村,成为城市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本地半工半耕型农民工将超过候鸟型外出务工农民工,两者构成农村社会结构的主体,是农村的中间阶层。农村中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数量有所减少,新型农业主体数量增长较快,纯农户比例大幅缩减,贫弱阶层数量将随国家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大量减少。农村能否形成有序、协调、充满活力的社会阶层结构有赖于未来10-15年国内城乡关系的重大调整。     

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以河北唐山乡村公共空间为例

乡村聚落中的公共空间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以河北唐山为调查区域,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地乡村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分布特点。即虽然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多数乡村公共空间还是分布在必需性活动场所及其附近,并以两三种活动复合在同一地点为主,良好的环境和设施是附加性的分布影响因素。同时,本文归纳了公共空间活动的人员结构和组织特征,进而分析了政府、村委会、核心人物在乡村公共空间中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