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下的生命政治与“帝国”——基于马克思的立场对Empire的解读

在奈格里、哈特看来,非物质劳动是基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境况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劳动霸权。在某种程度上,奈格里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是两个同一概念,它们与帝国、大众等概念有逻辑地勾连成一体,形成了一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这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以马克思的文本为理论支撑,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导向,意在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可能性问题。然而,其革命可能性的逻辑是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自我解放逻辑。因此,该理论不过是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革命政治理论片面化发展的结果。     

资本的伪生产性与生产性的劳动——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

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资本的生产性是一种颠倒性的假象,这种假象不仅来自作为资本具有的劳动资料的“自我增殖”,而且更深地来自它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吸收和占有者。在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条件下和机器化生产过程中,都会出现劳动工艺结合关系和看管机器之间的结合力量,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运用。这些看起来与劳动者个体无关的社会劳动的一般形式都变成了资本关系支配下的生产力,这使资本仿佛具有了离开工人劳动的某种神秘的生产性。生产性劳动,是一种特设关系场境,它是指劳动成为资本增殖且再生产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质性。     

机器的初始设定、资本塑形与解放向度——《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机器思想的三重维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机器问题有着详细分析和深入论证,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科学的机器观。机器作为工具的历史样态,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式出场,经由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通过劳动资料革命,促成“自动的机器体系”出现,激发了强劲的财富创造力。“自动的机器体系”本身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组成,却在资本的控场中被形塑为“固定资本”,将劳动要素的外部差异转化为资本内部的质的差别。以价值为中心的增殖逻辑同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体系之间的矛盾内含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悖论,时间节约与时间浪费交织。自动机器体系的使用推动了时间节约,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大幅累进。与此同时,自动机器体系的使用对劳动的排斥也造成了时间浪费。但也是这一时间悖论,为人类解放埋下了伏笔。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实现机制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随着新质生产力日渐成为产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有必要对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意涵、实现机制与实践路径进行研究。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要素全新质态的生产力,由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构成,主要表现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生产力、以低碳绿色为核心价值的绿色生产力、以发展海洋经济为主的蓝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催生,需要理念引领机制、动力机制、主体参与机制和保障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当前及未来我国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应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储备基础,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试论生产力的三种形式

(一)曾有学者对生产力的公式进行过探讨(注)。本文也提出生产力的三种形式:基本生产力、大生产力、飞跃式生产力。1.基本生产力。其公式:基本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基本”的含义是指构成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没有这三要素,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劳动者使用以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才能体现出劳动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给生产力下定义:生产力就是劳动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透视

“劳动价值论”当代价值的重新激活,需要建立在对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观照之上。 “活劳动”作为剩余价值唯一来源这一论断,正在面对着以“无人工厂”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挑战;以数字劳动为代表的劳动新形式也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程度进一步加深。面对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劳动产品形态、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动者自身等正在发生的变化,仍需要回到价值生产领域之中,立足于资本主义劳动和资本的结构性矛盾,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和方法,把握数字技术与社会现实生产方式的复杂关系,从而深刻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简论生产力革命的几个有关问题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一种形式，生产力本身的革命则是解放生产力的直接形式。邓小平同志说：“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①生产力革命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社会生产力不仅仅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反映生产的社会性质。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不反映社会性质的生产力是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生产力。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社会各部门劳动生产力共同发展时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     

数字劳动中的隐私问题探析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人类劳动方式的变革。数字劳动改变了人类劳动的形态,使得机遇与危机并存。一方面,“产消合一”的劳动形式突破了传统劳动时空的限制,非物质性的劳动资料推动着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非雇佣性的劳动关系使得数字劳动更加灵活,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个性推荐更加精准;另一方面,劳动数字化与数字化劳动使得一切要素都被数据所中介,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加剧了隐私泄露的风险。随着劳动条件的发展与隐私观念的流变,数字劳动中出现新的隐私困境,包括隐私边界的时空困境、隐私主体的认知困境以及隐私行为的自主困境。现阶段,人们需要积极探索数字劳动中隐私困境的可能出路,突破数字监控的隐形规训,从而实现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     

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批判的哲学方法论探本

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并不是生产力自身发展所带来的“积极革命”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借助国家、技术与垄断而导致的“消极革命”的产物。数字技术的发展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反而帮助资本主义开辟新的利润空间、调整内在结构、生产与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下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往往停留于对一般商品流通、交换、消费过程中人际关系物化和人的生存方式技术化现象的批判,没有挖掘数字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异化劳动问题。借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的理论工具,可以揭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异化劳动问题的三部曲：一是在表面上形式平等的交换过程中,社会关系内容颠倒地呈现为物化劳动成果的形式,其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物化和数字化;二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对技术与固定资本即物化劳动成果的从属,表现为数字技术条件下资本对人的实质吸纳;三是劳动结果被掠夺进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其表现为平台对原本属于公共资源的频谱的占有,并凭借这一占有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主体还是用户？——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数字劳动的本质内涵再审视

“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范畴之一。数字劳动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脉络中存在着“结构研究”与“要素研究”两条进路,其论争集中于劳动主体数字化的论域中,由此体现出用户与主体的区别。用户本质上是主体与数字化媒介的结合,加之以数字化媒介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进而形成了数字劳动中主体与用户的动态关系。基于此种动态关系,“主体用户化”凸显为数字劳动概念的核心特征,并通过同时在场的三条演化路径展示出其社会历史内涵,即“数字化环境下的主体劳动” “主体数字活动即用户数字劳动”以及“主体数字劳动”。这一阐释方式充分说明了数字劳动的标识性特征,既回应了理论争鸣,又观照了社会现实。     

我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照什么标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下面仅就这个问题,谈几点肤浅认识。一、生产劳动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重含义的概念任何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都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正是从这两方面出发的。首先,马克思从生产力的角度,即从简单劳动过程的结果,考察了生产劳动的一般。马克思写道:“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加以考察。”①“如果整个劳动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②所以从马克思对生产劳动所作的最抽象最一般的表述来看,或者从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看,只有创造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数字劳动的相互关联——以ChatGPT为例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数字劳动之间具有相互建构的双向关联性。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数字劳动的新产物，是包括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多方面的数字劳动协同创构的成果，它一经出现，就成为数字劳动的新工具或新平台，形成“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导的数字劳动”,使数字劳动具有了自动高效、人机互动、更加个性和人性化、更富拓展性和创造性等新特征，以至于革命性地建构了数字劳动新形态。生成式人工智能同时也给数字劳动带来了内容过载、数字鸿沟、机器换人等新挑战，需要在积极应对这些挑战中合理而有效地使用这一新型的数字劳动工具，以维持人类数字劳动的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决定生产力水平各种因素矛盾运动在当代新发展的崭新概括,是对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新总结,它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理论与学说。第一,它是对决定生产力水平的诸要素矛盾运动的崭新概括。我们知道,社会劳动生产力是指一定时代的人们结成一定的关系,运用物质手段,作用与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反映了社会的人同自然的关系,生产力中总是包括了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人,用于劳动过程的手段和条件,即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这三个因素是任何时代的生产力都具有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的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并不是生产力的构成由三个要素变成了两要素或     

劳动资料:生产力系统的“序参量”——一种自组织演化的生产力观

<正> 一、研究状况 关于生产力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发展的问题,我国哲学界、经济学界已经讨论了好几十年,形成了不同观点的争论。考察近年来的各种观点与争论,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 陈诚道、司庸之的文章提出生产力的三种形式:基本生产力、大生产力和飞跃式生产力。基本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其基本含义是指构成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没有这三个要素,就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大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管理。“大”的含义,一是相对于基本生产力而言;二是相对于经验管理的作用而言,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管理不再是经验式的,而是科学的、理性的,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被引入生产力中。飞跃式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者+劳动资     

论生产力的“机制要素”

生产力的要素问题,既是理论界长期关注和争鸣的问题,也是目前条件下进一步深化生产力范畴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提出以下观点供思考.有种观点绝对地否定把生产力本身的内在要素归结为人和物的“二要素说”以及归结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三要素说”,这是欠恰当的.因为,第一,从方法论上讲,“二要素说”和“三要素说”遵循的是“实体还原”的方法,即把现实生产力还原为它的原始单元,这些单元都是一定时空中存在的可感形体,而且对生产力的形成具有各自不同的功用.“还原”本质上是一种“分解”或“分析”,而“分析”的方法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之一.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把人和物看作是生产条件的要素,把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看作是劳动过程的要素,这正是“二要素说”和“三要素说”立论的经典依据.我们认为,生产劳动的实现和生产力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因而实现生产劳动的要素同时也是形成生产力的要素.第三,“二要素说”和“三要素说”揭示了现实生产力的实体构成,便于向我们呈现和说明简单生产劳动的情况,特别是原始生产力的形成.     

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发展趋势

自马克思逝世以来,人类已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一个世纪来,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由两大革命引起:一是科学技术革命;一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由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科学技术革命不仅使生产力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带来了生产的社会化、自动化,而且在生产方式方面引起了一场极为深刻的管理革命。由于物质生产日益自动化,生产劳动已分为两大职能:一种职能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直接从事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操纵机器、生产工具的职能;一种是以脑力劳动     

新科技革命视野下对“两个必然”的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战后,新科技革命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系列的深刻变化,反映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但是,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与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且并行不悖,社会主义全面实现的社会物质条件渐趋成熟,印证了“两个必然”的正确性。     

论知识生产力

知识生产力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规定为 :人类对世界认识的结晶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它与生产力三要素紧密结合成为现实生产力的一个要素。科学劳动是最强大的主体生产力 ;知识软件是划时代的劳动资料 ;知识产品是精神生产力的现代成果。对知识生产力的考察 ,作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扩展 ,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发展趋势及建构理路

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下，揭示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实质，诠释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及发展趋势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当前，数字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的假象，其表面以“文明”自居，实则以高歌“数字解放”之名行“数字剥削”之实，以标榜“数字自由”之名行“数字控制”之实，以高举“数字民主”之旗行“数字殖民”之实。相较于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中国式数字文明在理念之维、发展之维上都实现了对西方数字文明的超越，在结果之维上也必将展现出引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新航向的历史必然性。未来，在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克服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弊端，变革不平等的数字所有权关系，推动数字技术自立自强，健全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共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建构一条新型文明之路。     

论战后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内部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若干引人瞩目的新发展。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理论界众说纷芸,有的同志认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有的强调战后科技革命的作用,也有的或强调现代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两因素”,或强调生产力发展规律(即战后科技革命)、生产关系变革(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际经济交流“三因素”,等等。撇开战后某些特殊的背景和外部条件不论,笔者更倾向于科技革命、“经济计划化”,所有制关系调整和社会改良措施的“四因素”。它们四者相互结合,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内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