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发展，进而使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重要优势。采用201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和客户集中度的关系及其中的渠道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客户集中度会显著降低，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的能力和动力，从而缓解过于集中的客户资源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外，对于销售费用率和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来说，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为企业吸引客源，减少客户集中度。同时，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的省份，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最后，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客户集中度后，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地位。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升级与高质量就业

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企业经营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也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升级以及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升级。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扩张经营规模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仅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讨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扩大了对高、低学历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表明数字技术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劳动力工作效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层面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要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注重对内部组织架构的数字化改造,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行为——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研究

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机制。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的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标，实证分析了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创新水平，并且不仅体现在创新投入上还体现在创新的结果产出上。机制检验支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的信息质量渠道，但是经营杠杆渠道没有得到有效的数据分析支撑。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型公司中更为显著，并且其效果随着公司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有所降低。以上结论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政府不仅应竭力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税支持力度，努力降低企业面临的转型成本，激发数字化转型对于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同时还应秉持分类管理原则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与不同分类指导和跟踪服务。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数字化对企业价值链提升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的投入对价值链升级产生影响。该研究从价值链视角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我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管理者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企业管理者对于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分析对象，实证检验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企业管理者能力越强，则能够显著驱动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上述结论在经过稳健性与内生性处理后依旧保持不变；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管理者能力越强，能够对非国有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企业，以及处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裨益；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管理者能力越强，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增强研发投入强度并实现企业内部预期的改善，这些变化都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动力。特别地，企业管理者能力的影响能够突破特定企业的边界，进而向外部企业产生积极影响，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经验借鉴和驱动力。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趋势下，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2010—202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报告质量，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来提升财务报告质量。在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产业数字化与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基于非位似CES生产函数的研究

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使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企业可以通过数据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理论上,非位似CES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引入数字要素分析出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机制;实证上,数理分析的结果为构建实证模型提供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测算出2012—2020年中国491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可用于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产业数字化对实现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数字与非数字生产要素结合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激发企业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机制。后续的DID外生冲击检验发现,激励政策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政策效果受地区差异以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探索更合理的指导方针来放大产业数字化的规模经济效应。     

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基于此,分析检验当前亲清政商关系构建会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2016—2020年中国A股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观察数据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政商关系越亲清的地区,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导向效应”和“资源供给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主要是政商关系的“亲近化”而不是政商关系的“清白化”助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且亲清政商关系能够降低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自愿性审计需求：抑制还是促进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会对企业的自愿性审计需求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自愿性审计需求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孕育数字技术的潜在风险”以及“加剧人与技术的不信任程度”两类作用机制促进自愿性审计需求;这一促进效应还与企业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在高管经验更为充足、员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情况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经济后果和自愿性审计需求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为政府合理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审计监管部门调整监管政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战略差异度与审计师决策

战略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至关重要.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战略差异度对审计定价及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与审计师给予的审计定价和审计意见类型显著正相关,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审计定价越高,也越容易被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战略差异度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弱;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战略差异度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越弱.本文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企业战略选择方面的文献,也为审计师决策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与对策

基于2012年至2020年的数字经济指数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从企业财务风险的角度,讨论了数字化发展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探讨了数字化对于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总体层面上,数字化显著增加了中小型企业的财务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位于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程度高和信息披露不充分的企业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更为突出。数字化通过进一步加剧企业间竞争,从而增加了企业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此结论为中小型企业数字化环境下的财务风险管理提供了启示和指导。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制定合理的政策和内部治理措施,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财务宽裕、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构建我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是微观经济主体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6—2021年长三角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宽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宽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海外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高管年龄异质性则具有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分析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期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建议与实践参考,为企业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成员、优化高管团队结构提供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面对当前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结合国泰安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对于高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高市场规模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研发创新效应带动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所采用的数字技术中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边际成本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影响。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准实验研究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交叉融合,低碳转型与数字转型相辅相成。以此为出发点,将2010年开始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位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比不在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平均上升8.5%。该政策通过企业层面的风险以及企业产出这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在异质性分析中,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年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为中国上市制造业在低碳转型中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注意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检验,为政策效果提供进一步数字效应研究,为未来研究低碳化与数字化交叉前景奠定坚实基础。     

金融市场化改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利率市场化的中国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这离不开高质量金融供给的支持。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路径。实证发现,利率市场化能够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驱动效果更为突出,但对于科技属性企业的支持力度并未展现出特异性的支持偏好。机制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企业杠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应着力营造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进一步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效果;金融机构应主动适应市场化定价方式,加大创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投贷联动;企业应当侧重将金融资源注入创新项目,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研究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可以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能力、结构优化和资源利用这三种途径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规模大、非高技术和ESG责任高的制造业企业内实施数字化可获得更大的促进效应。深入揭示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数字经济与绿色制造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助力创新效率提升;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效率的潜在路径在于缓解融资约束、升级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知识溢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提升效应在CEO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明显。拓展性分析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创新质量。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效率的作用路径与边界,对于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效能,增强企业实质性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非遗数字化传播战略SWOT模型研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转型不仅有助于拓宽非遗文化的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还有助于挖掘非遗产业的经济潜力，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加快非遗产业数字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性举措之一。但是，我国非遗数字化传播转型在现阶段实践中出现了系统性组织规划不足、数字化转型方式单一、专业人才紧缺、资金投入不足等现实问题。研究对标我国文化数字化发展政策目标，全面梳理和评估我国现阶段非遗数字化传播实践所具备的优势、劣势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与风险；制定符合我国现实条件的多层次、多路径非遗数字化传播转型战略。此将助力非遗文化在数字时代的传承传播，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