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

高丽贡宦制度是 13— 14世纪伴随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宗属关系逐渐确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国家行为关系 ,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在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高丽王国定期向蒙元帝国献纳宦官 ,使得元朝出现了一个高丽宦官政治势力集团 ,对元朝和高丽王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蒙元时期蒙古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蒙元时期蒙古与高丽的经济交流是以回赐和纳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上的交流则表现在农业、医学、人文等等方面。蒙古与高丽种族之间的融合不仅表现在蒙古与高丽上层之间 ,而且还表现在普通民众之间     

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高丽忠宣王王璋

元朝通过在高丽扶植亲元势力、联姻、设立征东行省等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政局.高丽忠宣王是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并遭遇了政治命运上的大起大落,高丽忠宣王一生的政治遭遇表明高丽王或世子在元朝政局中的地位和立场不论对其政治命运还是对于元丽政治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元史》高丽驸马王封王史料考辨

高丽是元朝的藩国。元朝将蒙古公主下嫁高丽国王,又封高丽国王为驸马王,以此作为维系宗藩关系的一项重要措施。《元史》对驸马高丽国王有记载,但以《元史》之记载互勘,并与朝鲜14世纪中期的官修史书《高丽史》及元人文集的相关内容互校则不难发现,《元史》关于驸马高丽国王封爵的记载阙误严重,尤以《诸王表》为甚。这对于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元朝与高丽的关系颇为不利。     

大蒙古国驿传探源

大蒙古国的驿传制度在成吉思汗时期便得到广泛的应用 ,但并非完全承袭前朝旧制 ,而是在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并且在窝阔台时期得到规范     

元代高丽贡女制度与其政治文化背景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高丽贡女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在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习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婚姻文化价值观,既是蒙古贵族采用贡女制度来体现蒙元帝国对高丽王国控制的重要原因,又是该制度在元代得以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源;蒙古族的女性观念为大量纳娶、使用高丽女性提供了心理基础;高丽贡女制度的存续,既是蒙元政治、军事强权的产物,也体现出蒙古贵族对高丽民族文化的认同。高丽文化观念中的"事大"思想,是高丽贡女制度得以推行并发展的内部条件;高丽女性的文化与人格魅力,是高丽女风行于元朝的必要条件。     

论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的实质

贡女制度是 1 3世纪前期到 1 4世纪中叶蒙元帝国同高丽王国之间重要的交往形式之一 ,它以制度化的方式 ,规定了蒙元帝国与高丽王国之间不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体现了蒙元帝国对高丽王国的政治控制、民族压迫和人口掠夺等政策 ,是双方宗属关系的典型体现     

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

北燕被北魏灭亡后,高丽接纳了原北燕国主,北魏太武帝朝与高丽的关系一度紧张。此后,双方的关系经历了25年的空白时期。直到文成帝朝,高丽才两番往北魏派遣贡使,但是双方关系依旧冷漠。从献文帝朝起,高丽向北魏遣使进贡的次数显著增多。献文帝当太上皇以后的延兴年间,北魏也对高丽做出积极的回报。由于频繁的使节交往,更因为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双方关系的主流一直沿着缓和的轨道发展,这为后来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关系进入友好期作了铺垫。不过,延兴末年北魏文明太后要求和亲,却被高丽拒绝,这说明双方关系仍需磨合。     

试论庆源李氏家族与高丽贵族政治的关系

高丽中期是贵族政治达到鼎盛时期,门阀贵族势力膨胀,庆源李氏家族是最典型的代表,在百年间国家大小事件都离不开庆源李氏一族。剖析庆源李氏一族兴衰史,了解庆源李氏一族发达与高丽贵族政治关系,利于我们理解把握高丽贵族政治兴衰。     

朝鲜高丽文学的审美理想与追求

朝鲜高丽文学的文学时代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崇尚和谐美,追求雄健豪放之美,崇尚“天然”美。高丽审美意识承前启后,具有转折性的特殊意义。     

汉人世侯与蒙元关系的演变——以世侯征伐镇戍为中心

助军是汉人世侯向蒙廷应尽的六项义务之一。世侯助军与否,是考察蒙廷(中央)与世侯(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指标。蒙古灭金后至元世祖中统初年,汉人世侯的大部分军队镇戍在河南和江淮一带,征伐南宋。蒙古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将世侯军队分割在不同战线,以分解其兵力。忽必烈征战阿里不哥时,将史氏、张氏、严氏等河朔山东大藩军队中的精锐改编到他的武卫军中。汉军久从征伐,率皆困敝,且损失严重。随从助军的世侯所拥有的军队,不足以作为他们割据的资本。元世祖在平定李?之乱后顺利罢侯置守,与汉人世侯的征伐镇戍关系甚大。     

金与高丽宗藩关系演变的历史学考察

中古时期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主要是通过朝贡体系确立宗藩关系.女真族建国前和金初依附于高丽,随着女真族的社会发展和势力扩张,特别是在伐辽灭北宋过程中,金丽之间的宗藩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二者的宗藩关系相持了一段时间.金灭辽和北宋奠定了中原统治地位,此后,金丽宗藩关系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金凭借其强大的实力,继承了辽与高丽的宗藩关系,高丽反向金称臣纳贡依附于金.金丽宗藩关系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国力的消长.     

制度互动、权力互动与跨国森林治理

跨国森林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学者们对跨国森林治理的行为主体观点迥异,甚至针锋相对。全球管制政治学认为,跨国森林治理并不需要始终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特点。但是,在全球治理不能超越国内政治的条件下,如何获得治理的合法性呢?本文认为,通过制度互动和权力互动能够使得认证标准和第三方认证的权力获得合法性。不过,这种合法性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相互妥协的一种结果,这种治理也是全球治理与国内政治相互妥协的一种治理。     

从浙东海交活动看两宋政权对高丽政策的转变与得失

两宋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合理制定对外政策成为了宋朝政府得以维持延续的关键,其中对高丽的政策又得到了格外重视。然而,以靖康之变为界,两宋政权所处的政治军事环境又不尽相同,由此促使了政府对高丽政策发生转变,并形成了前后不同的政策内容。     

高丽对宋朝认知轨迹与宋丽关系的变迁

高丽王朝虽然在地理上与两宋并不接壤,但它在宋朝建立后不久便与之建立了朝贡关系。然而,受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兴起的影响,宋丽关系发展十分微妙。高丽对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到抗辽的潜在盟友,再到汲取先进经济文化的对象的复杂过程,宋丽关系也因之“三立三绝”。高丽对宋的认知之所以数度变化,背后有其国内政局变动、宋朝对丽政策以及东亚地缘格局演进等变数的影响。不过确定的是,高丽对宋文化上的认同与向往,支撑着高丽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依然不断寻求与宋建立联系,使宋丽关系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二百余年。高丽基于对宋认知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的举措不仅维护了本国的安全与利益,促进了宋丽之间的贸易繁荣和文化互鉴,而且给后世韩国务实外交思想的确立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与对华观念转变

高丽中期文人群体的国家主体意识、民族自信心渐趋增强。通过对本国山水景观的再发现,高丽文人体味到高丽可与中原相媲美的高度自信;《东明王篇》通过在《三国史记》基础上对本土历史记忆的再建构,强化高丽政权合法性,强化国民的族源认同;战争与使行诗表现出高丽面对周边民族政权以"华"自居,甚至想与宋朝这一传统中原政权并居"中华"中心的高度自信。这既是高丽通过自建国以来持续学习、模仿古代中国,逐渐确立其国家主体意识的结果,也是12至13世纪东北亚局势变化的激发。     

论高丽、李朝诗人对黄庭坚诗学的接受与变通

高丽、李朝汉诗对黄庭坚的接受是通过书籍的刊行、翻译而实现的,12世纪末,黄庭坚已经在高丽、李朝汉诗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接受是主动和自觉的变通,接受重心集中在诗学观点上,目的在于指导本国诗人的创作实践;认同并高度评价黄庭坚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从唐风到宋调转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肯定其对高丽、李朝诗学产生重要影响.     

高丽王朝凶礼制度分析——兼论对唐、宋制度的效法

在中华先进文化和礼仪文明辐射下,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为实现儒家礼治政治目标,效法中国制度进行大规模礼制建设,作为中国礼制核心内容——五礼制度之一的凶礼也在高丽朝初具体系与规范。高丽凶礼条目共十一项,主要是国恤、丧葬和服纪制度,其内容与形式既体现了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又因本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结构等的特殊性表现出儒佛杂糅、缘情定礼的自身特点。高丽凶礼建设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半岛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王权,意欲实行政治文化礼治化、社会伦理思想儒家化的历史过程。     

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

辽朝与高丽的关系为境外藩属国的关系。在辽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 ,辽与高丽既有战争 ,也有和平交往。和平交往为辽与高丽关系的主流。辽朝重视对东部边疆的治理与巩固 ,采取了建立军事城池、派驻军队、严加防守、移民东部边疆、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 ,巩固了辽对东部边疆地区的统治 ,并由此奠定了辽金元东部疆域的基础     

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政治关系

本文分别论述了成吉思汗时代、窝阔台及贵由时代、蒙哥时代和忽必烈及其后王时代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服从、对抗、亲密及疏远的关系.认为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深受双方领导人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