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助力政务运行效能提升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务运行效能提升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提升政务运行效能需要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步伐,不断拓展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实践中的应用场景和应用深度。另一方面,数字政府建设为政务运行效能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在将数字政府建设助力政务运行效能提升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制约政务运行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有府际间和部际间数据壁垒、府际间和部际间业务协同程度不高、部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数字意识和数字素养不足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政务运行效能提升。破除数据壁垒和政务服务平台壁垒、化解府际间和部际间业务协同程度不高、提升全社会数字意识和数字素养水平等,是依托数字政府建设全面提升政务运行效能的有效路径。     

市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边界与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相对于营利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具有相应的市场交易优势.但考虑到组织内部的治理效率,营利企业更具有竞争力.两难冲突的结果是:三个部门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但在不同产业中的分布存在差异.不过从动态的观点看,组织之间的边界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治理中的伙伴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作者通过对公共事务治理结构变迁的分析,讨论了非政府组织在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中所日益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中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二者只有在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开展多种契约性、制度性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良性、友好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     

公共治理的新策略: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

随着我国推行“大社会—小政府”的进程不断加快,当今中国的非营利组织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在公共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配套法律不健全、政府干预过多等因素的制约,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得不到足够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从而使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合作关系陷入困境.要走出这个困境,就要将重建非营利组织内部机制和理顺政府外部关系相互结合,共同营造合作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合作式治理——以公民与政府关系的和谐为视角

“和谐社会”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它是指政治系统内部之间诸多要素实现均衡、稳定、有序,实现相互依存,相互协同,共同发展。其中,公民与政府的和谐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目前中国出现了一些民众与政府间不和谐的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合作式治理”是一种共同参与、共同出力、共同安排、共同主事等互动关系的治理范式,它培育了公民对政府的政治认同感、情感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     

职责优化与组织调适: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进路

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政载体。从功能结构的视角出发,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维度,二者是绩效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辩证统一。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职责体系优化层面,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和"以能定责、以责赋权"的创新理念,明确职责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构建相互匹配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厘清政府纵向、横向以及条块职责体系的内在关联,构建运行顺畅的职责运行机制;在组织结构调适层面,应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取向,注重强化政府组织内部组成要素的衔接配合,构建协同型政府,着力强化政府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新型互动关系,构建协同型治理体系。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功能阻滞及创新路径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有助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伦理道德层次的提升、资源合理公正和高效配置以及我国公共政策的优化和有效.但现实中仍存在着社会组织社会资源不足,公益产权基础薄弱、政府管制苛严,社会组织独立性不强、社会组织专业能力缺乏,多元力量整合困难、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乏力,公信力不高等问题.因此,要提升我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实效,必须遵循国情为本、政府主导、渐次推进原则,清晰区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能领域、协调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责任关系、建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路径创新论析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治理,是我国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实践模式。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引导、孵化与培育。当前我国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合作治理体系还处于脆弱时期,依然存在着治理结构不对等、治理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畅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实践一度停滞不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加快培育社会内生秩序、重塑合作治理结构、建设对等合作的治理平台、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合作治理机制,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理性路径。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特性——兼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的完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作为特别法人,最为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准公共组织”,其法人治理必然具有特性。其成员必须具有特殊身份且权力机构采政治民主的人头多数决的议事规则。成员众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可参酌采用《民法典》第278条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的议事规则,以避免决议僵局。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年代,应慎重设置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的人员无需具有成员身份。成员熟知集体资产的状况且成员彼此熟悉,决定了监管的成本较公司相对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资产类型与规模对治理结构有重要影响,经营资产规模较大的,可参酌公司治理结构,但无论规模大小,都可以也应当汲取乡土社会的固有社会资本来实现良性治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应履行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在外部治理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存在通过控制权市场等“用脚投票”机制的外部治理;国家应尊重其独立性,并予以扶持和持续监管;规模较大的农村经济组织法人宜采“村社分离”模式,村委会成员不宜交叉任职。     

论乡政府的角色冲突——兼论对乡级政府机构改革的认识与思考

乡级政府机构改革是以对乡政府的治理角色认知为基础的 ,对乡政府角色的片面认知导致了“约束”型的行政改革导向。在压力型体制与村民自治背景下 ,乡政府扮演了两个互相冲突的角色 ,结果造成了乡村治理的二难困境。因此 ,乡级政府机构改革必须突破精简机构、约束财政的改革模式 ,在深层次进行治理背景的调整     

政府部门间合作与中国公共管理的变革——对“运动式治理”的再解释

几乎所有关于政府合作的理论都隐含着一个相同的假设,即:政府组织内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已经不再重要.但是,政府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并非一个已经不需要加以考察的变量,有必要把部门间关系重新带回到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中去.政府要提高应对和解决复杂公共问题的能力,首先必须推进政府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变革部门之间关系的任务,依然是公共管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一任务还远未完成.     

湛江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治理结构与组织功能——基于309名农户的问卷调查分析简

本文基于309名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湛江农村社会组织已进入到了快速稳定的发展阶段，但整体总量偏少，规模偏小，发育程度不高，治理能力不强，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有限。应从继续深化社会组织体制改革、规范农村社会组织建设、加强专职人才队伍建设和创新融资方式等四大方面来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快速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