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澜湄合作的定位及发展

澜湄合作是基于特殊的地缘优势、良好的合作基础应运而生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并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澜湄合作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也为澜湄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广阔空间。积极推进澜湄合作,致力于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利益纽带,实现共同发展,对于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制约因素与发展途径

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产业结构面临巨大的转型优化升级压力，国际产能合作日益受到重视，如何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 实施的焦点。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湄公河五国是中国“一带一路” 沿线的关键节点国家，被定位为中国“一轴两翼”国际产能合作布局中的“主轴” 重点国家，新成立的“澜湄机制” 为“一带一路” 倡议在湄公河地区实现突破形成重要的战略支撑。目前，产能合作已纳入该机制五大优先合作方向，但次区域产能合作还面临诸多制约。从国际产能合作的内涵出发，梳理中国与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的发展与面临的制约，提出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即通过机制构建、需求对接、产业聚集平台、早期收获项目等多种途径来推进次区域产能合作尽快取得实质性成效，从而为澜湄合作及“一带一路” 倡议在次区域加快落实服务。     

澜湄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路径探析

当前,澜湄水资源合作正处于确立合作项目与建立合作机制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将区域争议点转化为区域合作亮点,最大限度地协调沿岸国水利益,统筹各方水需求,形成符合澜湄流域实际的合作机制,促成“水命运共同体”建设,确保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是开展水资源合作必须思考的问题。文章回顾了我国推动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发展历程。针对问题提出了以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为切入点,深化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建议。     

竞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种新格局趋势

"竞合"是指处于同一产业而又相互独立的企业之间所形成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是一种可以实现"双赢"的非零和博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是经济合作的初级形式和竞争的直接形式,温特尔主义和全球生产网络成为"竞合"运行的中观平台,各区域、跨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则成为"竞合"运行的宏观平台,各经济体之间在展开竞争中合作的同时,合作中的竞争也在不断深化。随着"竞合"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中国必须通过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分工互补与经济合作,在更深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通过"竞合"充分利用世界的各种资源,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     

从“普遍竞争”到“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新动向

中日两国在湄公河次区域长期存在着普遍竞争关系,主要表现为日本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之争、地区合作制度之争、地缘政治之争与海洋安全之争。2018年以来,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双方在湄公河次区域出现了合作动向,主要表现为两国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日从次区域的“普遍竞争”关系到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美国因素带来的国际大环境变化,助推中日展开区域经济合作;二是湄公河次区域作为“一带一路”与“印太构想”的重要“节点”和中日的传统经济合作伙伴,为两国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广域的合作视角与具体的合作平台;三是泰国作为次区域中等国家,主动协调中日两国展开合作。尽管日本在次区域与华竞争的基本态势不会发生改变,但双方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两国的次区域合作开辟了新的思路。     

环境政治视角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合作开发

澜沧江_湄公河水资源开发是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的重要方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由于各国对水资源开发的利益存在差异及区域外部力量干预等因素,合作的推进面临着诸多困难与问题.从环境政治的视角,对影响澜沧江_湄公河合作开发的相关因素和发展前景进行分析,新形势下我国参与GMS水资源合作开发的路径和措施：发挥大国作用,促进区域合作可持续发展;加大与相关机构的合作力度;加强国际河流的合作开发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建立次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对相关企业投资行为的引导;创造和扩大GMS国家在湄公河航运方面的共同利益.     

云南省参与GMS旅游合作回顾与展望

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MS)旅游合作一直是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在云南省目前参与的国际国内区域旅游合作机制中,影响较大、推进较快、取得较明显实效的就是GMS旅游合作。然而,因为是国际性的区域合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同样是很多的,需要在积极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深化与GMS国家的旅游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旅游合作、继续加强与缅甸的旅游合作和积极构建对外宣传促销网络方面下功夫,才能推动这一合作项目的健康、快速发展。     

新区域主义：构建东亚安全共同体的新视角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文章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区域竞争与合作视域下的中国南海渔业纠纷

南海渔业纠纷成因复杂,受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渔业纠纷表象下,是多个主权国家及行为体在该地区竞争与合作的"综合产品"。其具体诱因可归结于四个主要方面,即相关法规不健全、渔业合作机制碎片化、域外势力干涉、当事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南海渔业纠纷问题不能片面地脱离区域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区域内国家间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走向,需将此问题置于南海区域关系变化的舞台上,理顺南海区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期在竞争中发现问题,在合作中解决问题。     

“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建构二题

“安全复合体理论”是以区域安全相互依存为基本前提的“安全共同体”。本文依此理论分析新兴的“东亚安全复合体”安全结构及其变化的多层动力,揭示东亚安全区域主义从“弱安全机制”到“强安全机制”,最后走上在区域一体化推动下形成的新的“安全共同体”的发展轨迹。     

区域主义:通往全球主义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是上世纪 80年代尤其是冷战后同时发展的重要国际关系现象 ,学术界对两者关系主要有“冲突论”、“兼容论”、“过渡论”三种看法。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区域主义的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区域主义的初始内涵是民族主义的体现和放大 ,经过旧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 ,封闭性的区域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等不同阶段对区域主义内涵的改造 ,其当代内涵与全球主义日益接近。新帝国主义披着全球主义外衣为殖民主义张目 ,对区域主义造成一定冲击 ,我们在推进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同时 ,应坚决反对新帝国主义。     

“一带一路”与我国区域旅游空间布局优化

全球旅游业已经步入区域旅游空间竞争阶段,“一带一路”为新时代下国际区域旅游合作以及我国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有益探索。目前,我国区域旅游已初步形成“三横两纵”的空间格局,但存在如下局限性：（1）旅游区域缺乏对空间异质性的考量,在经济合理性上有所缺失;（2）缺乏对沿线国家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旅游目的地的层次和协同效应不高;（3）客源地和目的地高度重合,“东强西弱”的非协同发展格局难以得到有效缓解。基于“高大全”、空间异质性和合作共享协调发展三大原则,我国应以城市群为载体,构建多中心次区域旅游空间系统;以异质性为依据,打造特色旅游精品线路体系;以网络设施建设为重点,提升区域旅游联结效率;以产业公地建设为抓手,强化沿线各国旅游合作基础,以此来优化我国区域旅游空间布局,提升区域旅游国际竞争力。     

中国与东盟国家反恐合作：理论创新与路径探索

“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非传统安全威胁给合作成果带来的威胁日益凸显。东南亚地区的恐怖势力呈现出域内域外整合、与暴力极端组织融合、与有组织犯罪结合的发展新态势。深化在反恐、打击跨境犯罪等领域的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协调发展、共同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然而,双方现有合作中面临东盟内部结构性障碍、预防性反恐缺乏、法制建设不均衡以及区域力量制衡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反恐合作的深入发展。本研究将国际反恐合作问题置于与区域间主义、集体行动等与合作相关的理论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和思考,从合作的达成和合作困难的根本性原因出发,对合作发生的可能性、可行性进行理论分析,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审视问题解决的可能途径,并通过该分析框架详细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间警务合作中澜湄执法安全合作这一典型案例,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化解反恐合作困境提供新的思路。     

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政府间主义探析

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发展过程主要体现为各成员国的政府间行为，其决策机制突出体现了政府间主义性质。成员国间的共同国家利益是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的动力和限度。尽管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在范围和深度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在决策机制方面引入了超国家主义因素，从而在该领域形成了以政府间模式为主、超国家模式为辅的混合决策体制，但由于涉及各成员国敏感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欧盟司法与内务合作仍将继续采取政府间合作模式，不会突破目前政府间性质的合作框架。     

“合作安全”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

“合作安全”作为冷战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实践中一种最重要的安全机制,它是西方“共同安全”观和本区域“综合安全”观融合的产物。“东盟方式”是其运行的基本程序。在实际运行中,它表现出明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领域的互动;东南亚国家、东盟、“自然经济区”等市场组织和“第二轨道”等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外部的区域间组织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一种多领域和多元行为主体的综合性特征。     

信任、威胁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四种联盟类型

小多边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推进印太安全合作的重要路径。回顾美国安全合作史,美国构建了制度联盟、条约联盟、意愿联盟等性质各异、类型多样的联盟形态,多边主义、小多边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成为美国安全合作的四种主要路径。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选择不同的安全合作路径？本文在既有安全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信任”与“威胁”两个变量并在两个变量的互动中构建类型学分析框架以解释美国对不同安全合作路径的选择。本文认为内部成员国信任水平的高低与对外部共同威胁认知的强弱是导致美国选择不同安全合作路径的一般性原因。具体而言,信任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安全合作行为体数量的多少,即信任水平的高低与安全合作行为体数量成正比;威胁认知的强弱决定了合作机制的制度化程度,即威胁认知强弱与安全合作机制的制度化水平成正比。     

地方政府行为目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效应探析

市场经济下,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发展和民众的福利,不可避免地成为竞争主体.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不同,基于目标的行为选择不同,导致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竞争效应也不相同.建议从规范地方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合作机制、形成新的合作规范制度等方面入手,以降低或是避免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     

全面贯彻“五统筹”：新时期新疆与欧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新理念、新目标

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提出的“五统筹”发展理念,为新时期开展次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当前,新疆与欧亚国家次区域合作取得一定成绩,但优势和潜力尚未充分发挥,严重制约着双方在次区域层面的合作拓展与发展需要。新时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合作和竞争、统筹存量和增量、统筹整体和重点”,贯彻落实新疆与欧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新理念,有助于实现“经贸水平实现新提升、新发展格局达到新高度、治理保障能力得到新增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迈上新台阶、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新目标。深刻把握“两个大局”意识,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全面贯彻“五统筹”发展理念,是深化新疆与欧亚国家次区域合作的必由之路,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次区域合作问题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际次区域经济合作。一方面,由于边疆地区城市数量不足、规模偏小,大型企业匮乏,缺乏开展国际次区域合作的支撑点;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国际次区域合作中缺乏相互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存在恶性竞争现象,同时国际次区域合作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部委,对地方开展跨国合作形成消极影响。为推进国际次区域合作,首先需要加强边疆地区的城镇化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衔接,完善城市体系,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其次需要加强国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通过国内区域合作支持国际次区域合作,同时设置专门机构统筹指导国际次区域合作;最后,边疆地区需要扶持和培育大型跨国企业和生产型企业,以适应国际次区域合作的需求。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非洲国家次区域合作： 以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为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跨境次区域合作逐渐成为中国边疆省区参加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非接壤式次区域合作也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创新合作的重要方式,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次区域合作的典型案例。中非经博会作为常设在湖南的次区域合作平台,不仅有助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的对接,也有利于实现中国国内“内陆开放”与“沿海开放”的联动发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中非经博会仍面临一些挑战：例如需要进一步落实展会成果,需要进一步发展配套的服务业、交通运输等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