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动态效应、机制识别与异质性特征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37个地级市数字金融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虽然作用效果无法避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约束，但在长期内保持了强劲态势。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尚未显现。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贷资金比重、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等路径，最终达成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功效。第三，从调节效应来看，行业竞争的加剧会强化数字金融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第四，基于企业内外部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成长期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政策稳定性强的情境下，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带来更为突出的驱动效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多渠道赋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的建议。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

在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的冲击下,商业银行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重要机遇与重大挑战。选取2007—2020年在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中介机制检验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银行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银行经营效率,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效果在大中型、非国有和竞争程度较高商业银行,以及东部地区商业银行中更加明显。因此,商业银行应尽快顺应数字化转型大势以降低经营风险,不同规模和禀赋的商业银行应明确与经营特点相匹配、与风险管理能力相适应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和创新风险容忍度理论考察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当代理问题较严重、融资约束较大和风险承担水平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即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而赋能企业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应当从缓解代理问题、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三方面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企业价值。国家层面要完善内部控制和会计质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通过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涉农企业的实证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路径。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涉农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影响效果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机制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大,对加工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养殖种植业企业更大。传统金融发展越好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总体而言,在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逐利性"大于其"普惠性"。文章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解决涉农企业融资难题、助推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第一,要继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涉农企业提供数量众多、业态丰富的新型金融服务;第二,涉农企业要积极进行信息披露,减小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拓宽自身融资渠道;第三,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经营养殖种植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和资源倾斜,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     

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利用2012-2018年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使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从融资约束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增长;企业创新投资活动普遍存在外部融资约束,金融错配的提高会加剧企业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分析可知,金融错配对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加剧作用对于非国有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数字创意企业更为显著。     

金融创新类型、内部治理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基于2006-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了两类金融创新类型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不同金融创新类型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存在差异化影响。降低业务和管理费用的金融创新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水平,提高投资回报率的金融创新程度越高给银行带来的金融风险越大;内部治理机制能有效抑制金融创新风险,公司治理水平低的银行应用金融创新导致风险承担水平的增加显著高于公司治理水平高的银行。银行业要正确引导金融创新发展方向和完善公司治理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以合理运用金融创新化解银行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制造业集聚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及发展环境的重要工具, 对我国制造业集聚发展影响深远。基于此, 本文选择中国 2011-2019 年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 尝试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集聚,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等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 还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改善人力资本水平来影响地区外部环境, 从而间接促进制造业集聚发展。其次, 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也会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差异性影响, 主要促进作用来源于覆盖广度。最后,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并且提升作用具有长期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和企业融资成本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加；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更为显著，表明数字金融的普惠特征较明显。此外，对金融市场实施强监管与弱监管相比，加强金融监管更有助于发挥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基于“规避—风险”效应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的融资约束越少。基于风险规避效应,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显著抑制了企业违约风险、增强了信息透明度,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有效的内部控制、治理结构以及媒体监督会强化社会责任履行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融资的经验为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补充,对于纾缓融资难题大有助益。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     

企业财务柔性、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企业财务柔性、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柔性与融资约束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前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后者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务柔性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以及上述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该研究结论扩展了融资约束的前因与机理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理论依据、经验证据与行动方向。     

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金融化吗？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董事网络异质性与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基于并行双重中介机制的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A股2008—2018年专利引用数据和董事网络数据，从融资约束和风险承担视角分析董事网络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网络通过直接和中介路径作用于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一是直接效应，董事通过其关系网络的信息交流与共享活动融入到企业知识获取、创造和溢出过程，进而促进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二是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的作用具有差异性，且独立董事网络作用弱于非独立董事；三是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差异化的中介效应，独立董事网络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作用于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而非独立董事主要通过风险承担作用于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     

数字金融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双重视角,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策略、改变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对分析师预测离散度高、外部监督弱、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低、经营不确定性高的企业更明显,验证了数字金融降低代理摩擦和增进管理者学习的作用。渠道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改善了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股东—经理人代理成本,提升了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的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数字金融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都有显著抑制作用,对融资约束低的企业更显著地抑制过度投资,对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更显著地降低投资不足。     

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

本文通过测度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农村产业融合指数,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能显著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这一结果在替换变量和改变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能成立,并且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农村创业活跃度是数字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机制。其次,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在财政支持、城镇化水平和地区分布的不同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最后,采用空间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以上,本文针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法治环境、融资约束和企业研发投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投入则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探索宏观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法治环境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上述影响以及法治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探索式研发中。并且,法治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金融法治化改革,它有助于破除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潜力。     

金融科技何以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有为政府和有志企业协同的视角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正向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在考察不同企业类型、行业特性和地区特征条件下,其驱动效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两个渠道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和企业家精神对金融科技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协同调节作用。政企的协同调节效果又因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而异：对数字化领先型企业的调节是互补的,对数字化后进型企业的互补调节不明显。因此,在当前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应大力推进金融科技赋能实体企业创新转型,并协同加强政企合作,为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股权结构、会计信息质量与Ｒ ＆ Ｄ 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R&D投资的关键因素。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以会计信息要素供给和股权制度要素供给为切入点,寻求R&D融资约束的缓解路径。以201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对于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具有显著作用,且这种作用与企业股权结构密切相关。股权集中度较低、制衡度较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对R&D融资约束缓解较显著,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对R&D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强。     

绿色金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构建多期DID和DDD模型,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中间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融资需求、产权性质、发展规模的企业之间和“两高一剩”与非“两高一剩”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此,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企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对经济质量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性,强化服务深度和提升数字化程度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突出;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但在中部地区并不明显。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和空间溢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