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文帝并未施行科举制度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选官,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定论,并以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二年正月、开皇七年正月、开皇十八年七月发布的选官诏书为依据。这些选官诏书的内容竟与北周实施察举的诏书大致相同,却与唐代的科举制度大相径庭,既无新的考试科目,也没有叙述考试内容。通过对这三道选官诏书发布时间前后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杨坚之所以反复发布内容相近的选官诏书,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至于杨坚为何继续沿用北周政权所实施的察举制度,又与当时中枢最高权力核心的人员组成、士族在该政权中的影响力以及关陇地区文化相对落后有关。杨隋政权在一段时间内选官制度仍然沿用北周政权的察举制度,并未实施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     

均田制述论

均田制始创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历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前期,存在了将近三个世纪。本文试对这一土地制度进行初步探讨,就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解散了原来的氏族组织,使其成员定居下来,成为国家的编户。这一重     

论北朝的两次灭佛斗争

在中国佛教史上,“三武灭佛”是很出名的历史事件,其中两次(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是发生在北朝时期。长期以来,许多史学家把这两次灭佛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佛道之争。解放以来,许多新编的史书仍持这种观点,因而也就降低了灭佛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就北朝时期这两次灭佛斗争谈些浅见。 一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来,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是其发展时期。佛教教义宣传“生死轮迴”和“因果报应”,这种说教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面临广大人民的反抗,南北朝时期的统治阶级便可以利用佛教的教义占欺骗、麻醉人民,让广大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     

从中枢决策机构看北齐北周的汉化

近来有学者认为北齐政权胡化现象严重,但对比北齐、北周中枢决策机构中最重要的角色宰相的族属、出身、学识等,可以看出北齐政权宰相中汉人及汉化胡人的比例,要远高于北周政权。因此说北齐政权并未出现严重的胡化现象,相反,其汉化的步伐却远快于北周政权。     

五代时期割据政权中道士受宠现象探因

五代时期,在中原地区,道教、道士备受冷落;然而,在周边各割据政权中,道教却得到扶持、发展,道士备受礼敬,以致被尊为国师,被统治者视为神圣。道士在五代割据政权中受宠,其原因,一是割据者需要利用道士制造谶语、神话,以神化自身,增强号召力和凝聚力;二是一些道士斋醮或预言的“应验”,增加了自身的神秘感,使愚昧的统治者确信依靠道士可以求得神灵的保佑和庇护;三是某些道士富有政治眼光和才干,因而成为割据者倚赖的肱股大臣;四是割据统治者多幻想借助道士所炼丹药或获得秘诀而延年益寿,长生久视;五是割据之主期望借助名道振兴道教,为其割据统治服务。     

论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是北朝继北魏孝文帝后又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者中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北周武帝(560——578年在位),鲜卑族,姓宇文、名邕,宇文泰第四子。他即位后,励精图治,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恢复和发展了北周的社会经济;他禁止佛教,没收寺院的土地财产,使寺院占有的大量人口转而向国家纳税服役;他还亲率大军于公元577年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从而,大大缩短了全国统一的时间,为后来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明代的宗教旅游

宗教旅游是众多旅游活动的一种。明代佛僧、道士、耶稣会士乃至文人士大夫在宗教之名下所进行的旅游闲暇活动,说明明代的休闲文化已经开始与宗教的虔诚融合在一起。而两者的渐趋融合,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导致宗教的世俗化。     

隋文帝时代中央高级官员成分分析

北周末年,杨坚由于周宣帝身边一班机要宠臣的阴谋策划,发动宫廷政变,篡周建隋。捷径给胜利者遗留下的隐忧,深刻而复杂,尤其在人事方面,宫廷政变不像改朝换代的战争那样造就一支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胜利者只能在旧的官僚中收拢人心,怀柔延揽,这就在两个方面制约了隋朝的用人政策,亦即隋朝只能在北周政权基础上构建新班底,同时又必须清除旧政权势力,仔细平衡各个民族或区域集团的势力与利益。     

灾害危机与明代佛、道二教

灾害与明代佛、道二教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灾害危机给佛、道二教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寺观的因灾损毁给佛道发展造成阻碍;因灾鬻牒导致佛道的表面繁荣与群体的鱼龙混杂、素质低下;官员因灾上言使佛道发展受限。另一方面,佛道二教在灾害危机中作出了应有贡献:僧徒道士积极为禳弭灾荒进行祈祷、祭告;寺观为官方祈祷、祭告、施粥等弭灾救济活动提供场所等。     

唐代佛道二教的发展趋势

在唐代,佛、逾二教的发展臻于极盛。在统一、强大的集权政治体制和发达繁荣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二者终于确立了从属和服务于现实统治体制的地位,其教化的、学术的、伦理的、审美的内容从而大为加强了,而信仰的方面则相应地淡化了。这样,佛、近二教演变为更具文化色彩的宗教,发展起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这也是这两个宗教在中土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生存的必然结果。从此佛、道二教确立起与封建政权的更为协调的关系,成为现实统治体制的重要辅助力量;另一方面,佛、近二教的教理与作为封建统治理论基础的儒学进一步交融,在“三教”进一步“调和”的基础上,促成了宋代“新儒学”即理学的形成。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     

略论北魏道武帝平定河北策略的制定

北魏道武帝在联合后燕平定代北以后,制定了平定河北的策略,这无疑与河北地区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文化等因素对鲜卑拓跋部的强烈吸引是分不开的.从北魏自身的原因看,这一政策的制定首先吸取了十六国一些政权兴起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深受鲜卑拓跋部"图南"传统政策的影响,加之早期依附鲜卑拓跋部的汉族士人的谋划,以及对后燕内部情况较为了解等,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道武帝制定了平定河北的策略.     

论赣西北客家佛教道士的度亡醮——以江西万载高城乡村佛教道士度亡醮为例

赣西北客家佛教道士所从事的度亡醮保留了客家文化的鲜明特色。客家度亡醮有着繁杂规范的超度仪式,具有浓郁的佛教拯救意识,并以之与本籍的道教道士所从事的道教度亡醮形成泾渭分明的民俗文化界别。赣西北客家道士的度亡醮糅合了佛教与民间传统的巫教、当地本籍的道教,形成别具一格的客家民间信仰——普庵香花教信仰。客家佛教道士通过度亡醮来谋生,也同时通过它来传承客家民俗文化。     

唐代佛道二教与政治的关系探析

历史上佛道二教不断发展的同时都主动向世俗封建政权靠拢,衍至唐代二教都得到充分发展。二者的兴盛与唐朝的政治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借助统治者们的扶植与尊崇、经济上的支持、良好的学术环境为佛道二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反之,唐代政治运用佛道为其服务,佛道二教的发展为唐代统治者的治国提供了舆论影响,巩固其政权的统治。认清这一关系,有利于我们从宗教这个角度更深入地去了解唐朝社会的发展过程。     

再论《哀江南赋》的作年

庾信《哀江南赋》的写作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学者们莫衷一是。笔者通过释证＂《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以及＂天道周星＂等赋文,补证此赋作于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12月,系庾信晚年作品,这对进一步认识庾信晚年的思想有重要意义。     

道教在巴蜀初探（上）

巴蜀地区与道教产生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文化上看古代巴蜀文化中的昆仑仙山、长生不死、肉体升天以及诸神灵等思想都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从地域上看 ,五斗米道发源于四川大邑鹤鸣山 ,这是与当时蜀地的今文经学风气很盛、黄老道术流行甚广、西南少数民族中的神仙方术、巫术甚盛行有关。从道教政治实践来看 ,巴蜀地区先后有张鲁政权与李特成汉政权的存在。并且道教传统中神仙及后世著名道士及道教学者也为数甚众 ,在教内教外影响巨大。     

西魏北周封爵食邑问题的考察

西魏北周时期封爵开始虚封化,封爵"本封"的食邑也随之成为虚封。可是,西魏北周国家却依然使虚封的食邑与封爵的等级结合在一起,虚封食邑的数量也就成为封爵等级的象征。由于西魏北周国家还将有爵者的爵位等级晋升、所任实职官的转任或散官和勋官的加拜以及对有爵者建树功劳的奖励同虚封食邑数量的增加相结合,食邑数量的变化也就成为一种荣誉的体现。西魏北周国家为了特别奖赏一些有爵者,又以"别食"的方式封授实封食邑,并使这种食邑成为有爵者租赋的来源。因为西魏北周国家封授实封食邑的人数很少,并限制严格,实封食邑的封授也就成为上层权贵的一种特权。     

迁徙地客家文化及其本土化趋势——赣西北万载民间佛、道度亡醮仪式对比研究

客家迁徙地的民间度亡醮仪式往往分为佛、道两种.在传统观念上,佛、道二教的度亡法事在主持道士的民系身份、法事活动范围、法事过程中所使用的口语、所崇拜的神祗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差别.但现实中,佛、道两教的度亡蘸仪式却突破了身份、语言、法事范围分野等传统,在仪式节目上表现出了较多的形式趋同.佛、道民间度亡醮法事的趋同,表现了迁徙地客家与本土民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融合.     

孝文帝改革的民族观审视

汉化给少数民族带来的不仅有所谓的繁荣，更有伤痛。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迁洛阳、屏北语、禁胡服、变姓氏等汉化措施在极大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历来被视为极其大义的举措。但其改革过于激进，强权汉化给鲜卑民族、文化都造成了巨大伤害，以致鲜卑丧失了民族特色和独立性。     

武帝时代黄老之学的兴衰

西汉思想之演进,以武帝时期最为深刻,其前期承黄老之余绪并将之终结,其后期倡儒学之独尊并开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文化模式之先河,中间又杂以诸多申韩思想和法家政策。终整个武帝之世,黄老之学何以在其前期独盛?又何以在后期盛极而衰?本文立足于汉武帝时代黄老之学的发展命运,试图从“外缘”和“内在学理”上探讨其所以兴、所以衰的一些深层次原因。一、官僚行政体制之渐进秦自孝公始便以法家思想立国,“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士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①。统一六国之后的秦始皇更系统地接受了韩非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