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

"尊德性"、"道问学"之说源于<礼记·中庸>.就"尊德性"而言,它首先是指一种关乎伦理道德的"践履性"说教;同时,"尊德性"必然地、内在地规定了"尊德性"之"学"的形上思辨的哲学发展路向.就"道问学"而言,其初旨也带有强烈的实用性、践履性;道问学通过读"经"而"明道",其内在规定性指向考据实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遒问学"就是"尊德性".前者是说尊德性所涉对于诸"哲学"问题的探讨,其本身是一种"学";后者一方面是指学者一秉其"良知"而治学,另一方面则是取尊德性的"价值评判"之特质而正面肯定"道问学".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问学"是中国哲学"为学之方"的经典表述,以后的朱陆之辩在语言学上实际上是出于对"而"字解读的不同.从义理上看,则是自孟子、荀子以来在认识论上"先验论"和"经验论"的分野,也和自张载以来知识论上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相关,这种为学工夫论之争也是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哲学本体论分歧在方法论上的反映.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本质上讲是一致的,不是本末之争而是孰先孰后孰重孰轻之争.关键在于二者所理解的知识仍是"道德知识",最终都仍是落在修身成圣这一目标上,这也和中国哲学德性至上的大传统相符.     

道问学与尊德性折衷于孔子之道——论孙奇逢解决朱陆五百年聚讼的理路

自从“鹅湖之辩”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便一直延续下来。对于这长达五百年之“聚讼”,孙奇逢解决的理路是,既承认二者之别,又阐释二者之同,最终超越出“门户”之争,将二者“折衷”于“孔子之道”。“孔子之道”虽为“本于天”的“天理”,但它不离人伦日用,故“体贴天理”只需“操功于日用食息间”。实际上,这种解决“门户”聚讼的理路可具有普适意义。     

东施效颦:仿王国维谈治学

王国维先生曾借用宋词名句比喻治学的三种境界,由于他的不同寻常的学术地位及其比喻的原创性,很自然地成为学界美谈。本人从东施效颦得到启发,以为东施虽并不因此变得漂亮,却因此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仍可视为一种成功的尝试。于是就有了这篇仿王国维谈治学的短文。被我用来借题发挥的警句不出自宋词,也不出自唐诗,而出自儒家经典《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尊德性而道问学”本是两种修养身心的方法,比附到知识论领域,不妨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路数。“尊德性”偏于领悟,重视直觉的…     

“以经术为治术”:兼综汉宋视野下魏源的今文经学

“兼综汉宋”思潮在道咸之世兴起的同时，“经世”之学重新为学界所重视。魏源立足于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由于其“微言大义”是求之“语言文字”,便失去了崇高的玄妙感，于是不得不“以天为本”,为其“经术”建构道德形上学。但魏源在建构道德形上学时，相较于“尊德性”,更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论，加之以“道”与“势”的关系来讨论“复古”与“变古”的抉择问题，最终魏源的“以天为本”吊诡地又回到了“经术”。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以道为本与明心悟道——以朱熹、王阳明为例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中国哲学的底色。天地人三才,以人心为主宰,会通成就了天道、人道、地道三位一体的道体。道乃宇宙生命之大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各家皆得道而立。诉诸良知揭开道学的真谛,辨析朱、王的悟道之法：朱熹侧重道问学而尊德性,其明心悟道“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王阳明侧重尊德性而道问学,主张讲学以明道、体道而见道：“心体明即是道明”。这充分说明阳明心学是彻底的心体统领下的致良知实践之学,即明心悟道之学。     

王船山的君子至德取向与问学工夫刍议——以船山对《中庸》第二十七章的诠释为中心

王船山的君子观是至德价值取向与问学工夫的合一,核心宗旨是至德凝道,这一君子观在逻辑上完成了价值取向向工夫施予的过渡与演生,价值取向是尊德性,工夫是道问学,价值取向上表现为至德、高明、全备之德性,工夫施予上体现为明、凝、审、用之途径,二者达到中和适宜。一方面,王船山对古圣先贤的君子观进行了继承,另一方面又对其内容进行了发挥,使之具体化。本文以船山对《中庸》第二十七章的诠释为中心,试论王船山的君子至德取向与问学工夫。     

《问学与问题》自序（摘录）

所谓“学术思考”或“质疑”强调的是学术要有思想,乃在于期待所有学术同仁,做学术人,做学问者,应该从问题（当然是哲学社会科学应当面对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当古人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时,     

朱熹《中庸章句》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作《中庸章句》是对《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做出诠释,以接续尧、舜、禹至孔、孟以"心"为核心的传道系统。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讲圣人道统所传之"道"在于"心";以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读"中庸"之"中";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具众理";讲心之"未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讲"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讲"以尊德性为主","非存心无以致知"。具有较多的"心学"内涵,包含了许多与陆九渊"心学"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的内容。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论陆学即实学

象山学术的精神在实学,而象山实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之行不行,及行之正不正,皆受人之本心的节制。所以,要使具体的人生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就必须要先正"人心",关键在打通天地之心与本己之心,体悟其"实理",再转而为己之"实德",便发而为"实行"。所以,象山于学则辨"道问学"与"尊德性",于践履方面则辨公与私、义与利。这就是象山学术精神的全部精义之所在。     

“中庸”与“中道”: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德性观的差异

孔子持"中庸是德性",而亚里士多德持"德性是中道"。孔子的"中庸"是德性的主词,其德性主要是伦理德性,有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天人互动的"天命"观念;而亚氏所论的"中道"则是德性的谓词,其德性观包含着伦理德性和智性德性,侧重于分析的思维方式以及科学的理论思维,其智性德性最终与其宗教观念相通。他们思想的差异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先秦儒学“中庸”说本义

中庸,是儒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但中庸却不仅是一种方法.通观先秦儒家所论,中庸,其核心在一个“中”字.“中礼”、“中道”或合乎内在的道德法则,是“中”的标准或尺度.但“中礼”合道不是机械的、教条式的符合,“中礼”、合道的根本特征是“时中”.不偏执,不走极端,恰到好处,适中合度,则是“中”在人的行为和人格风范上的具体体现.那么,如何达到“中”或适中,这便涉及孔子所言“中庸之谓德”的问题.以“至德”为根本义来理解中庸,它便不是一种外在的方法或可操作性的工具,而是人在其心性修养中所达致的内心自由于现实应事接物行为上的表现,因而是一种依止于人格教养的内在原则.可见,“中庸”本质上乃是一个关乎人的心性修养和人格完善的概念.     

以“家”为归——罗近溪哲学主旨探微

罗近溪哲学的主旨并非仅仅在于其对所谓“赤子之心”的发明,也并非可简单地概括为所谓的“求仁为宗”,而那种近溪学说“近禅”的说法则更是流于对其思想的不可原谅的误读.与所有这些解读不同,一种更为深入的分析表明,其主旨应体现为近溪思想作为泰州学派“身道”的真正光大者,在把身体的“亲亲”之知体还原为“生生”之本体的同时,还与此一致地把整个世界理解为“身向家的生成”这一生命谱系的衍化活动及衍化过程,从而开显出中国哲学思想所特有的“家本”的理论深髓.这使得近溪学说的推出既可视为一种“后理学”意义上的对中国哲学的理论开新,又直续《易》、《礼》,代表了在中国文化业已步入“家道中落”乃至“无家可归”的历史境遇之际,新一代思想家对中国古老而悠久的“宗亲之道”、“宗法之道”的历史回归.     

廖季平“天人 学”探原

一、廖平的经学与哲学廖平之经学,前后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以《今古学考》为纲要),最为人所称道。但这只是廖平经学之“起点站”,是“下里巴人”,故和者甚众。而其四变至六变(“天人学”),则是其经学之造极处,是“阳春白雪”,故曲高而和寡,知音甚少。廖平在世时,门人中只有乐山黄镕(经华),尚能登堂入室,得其精义,其余则即以随侍几十年之长孙廖次山(宗泽),亦未能窥其门墙,而仅知其仿佛,因之,廖平晚年已有“吾道甚孤”之叹。廖平“天人学”之真谛已被埋没几十年,可称之为“绝学”了。廖平之学,素“以善变称”。所谓“变”,实即其学之逐级发展之谓。廖平经学之“变”,又表现为“立——破——立”之过程。往往前一变为“立”;后一变破前一变,又为立。于是表现为:先立后破,破后又立,立后又破又立之发展过程。但是他的破与立皆时入迷途。他的天人学产生在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以变图存的特点正是该时代的反映,但常是颠倒的反映。他死死抱住经学,以时代的各种新知识解经,以违背常识的方法尊孔。这使得他的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也包在了封建的老古董之中,增     

论章太炎的儒家道德观

伦理道德是反映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的重要方面,在儒家思想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如,孔子讲“践仁”,便是实现道德之仁,孟子的“道性善”、陆象山的“尊德性”、王阳明的“致良知”,其所“道”、所“尊”、所“致”者,即道德之性、道德之知。宋儒所推崇的《大学》所谓“大学之道”,以“明明德”为起点,以“止于至善”为终点,其所“明”所“止”的过程,就是道德从启发到圆满的过程。儒学讲“内圣”讲“修己”,都是强调道德理性的价值。不可否认,儒家道德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稳定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