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庄子》中的“气”及“气化词”的文化本源

“气”在《庄子》中内容广博，灵活多变，与老庄哲学思想融为一体。在庄子的思想中，“道”是“气”产生的基础。《庄子》中“气”的概念，建立在道家学说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源，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化的内涵。汉语中，有许多“气化词”，其内核和庄子中的“气”是一脉相承的。     

先秦诸子“君子”与“小人”之价值取向

“君子”与“小人”是先秦诸子笔下频繁使用的一组对举概念。通过对这组概念语义内涵及其所处文本环境的分析,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君子”与“小人”概念在先秦诸子笔下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既是先秦时代社会文化中流行的一组概念,也是诸子针砭社会、评品人生所共同尊奉的价值圭臬。在这种针砭与评品之中,“君子”与“小人”的概念也被赋予了更多社会文化学上的意义。     

“显微无间”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思潮

在今天，“显体”即“本体”的现象学方法日益引起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被广泛而深入地引入中国哲学思想实质的分析里。实际上，用中国哲学术语来表述，这种现象学方法也即中国哲学“显微无间”的方法。人们看到，这种“显微无间”的方法不仅贯彻于整个中国哲学思想里，一以贯之地成为我们进入中国哲学史的不二法门，而且还以不变应万变，其在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变革中同样存在，并表现得尤为突显。具体而言，它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的“用晦而明”之中，体现在中国近现代道器关系的“体用一源”之中，体现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资源的内源性与外源性统一之中，并且还体现在中国近现代治国理念的德法并举之中。无疑，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可以使我们从一种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出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得以领悟，而且亦有助于我们以一种“返本开新”的方式，在中国近现代思想的解读中走出“以西释中”的理论误区。     

“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戴震解释学思想初探

戴震是中国古典解释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所倡导的以“闻道”为目的,以“强想”、“问学”为手段,以由“词”通“道”为具体路径及其以“权衡兼察”为方法的解释学思想,特色鲜明,影响深远。     

“五四”时期张闻天关于“变革社会”的思考

“五四”时期,张闻天已经开始思考中国社会之根本变革问题。在“五四”的战斗篇章中,他表达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深刻思考：一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铲除士大夫阶级”;二是建设民主共和政治,“以国利民福为归”;三是依靠“劳农界人”,以农村为根基“起革命”。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世界眼光,对百年后当前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双重意识”问题与美国黑人的身份建构

二十世纪的美国黑人小说反映了作家们的“双重意识”以及他们对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思考。他们对身份的探讨呈现出三种倾向：一是“融入”思想,希望被白人主流社会接纳;二是强调其“黑人性”,激发种族自豪感、增强种族凝聚力,与白人种族主义分庭抗争;三是建构其美国人的身份,同时强调其黑人性。这些倾向也是广大美国黑人寻找文化身份时的心理写照。文化身份具有客观、本质的特性的同时又具有主观、建构的特点。双重意识问题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的文化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以及个人经历的变化,美国黑人作家对文化身份的思考也会随之出现差异或者由差异走向趋同。     

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及其对新时代的价值启示

“赶考”精神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持续追问，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观察中，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历史观照中，从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突出共产党人应然的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它既有着鲜明的历史延续性，也有着明确的时代指向性。它象征着新时代“革命者”永葆初心的斗争状态，也展现为新时代奋斗者勇往直前的奋进姿态。通过探究“赶考”精神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衍化，厘清其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价值地位，聚焦百年大党英勇无畏、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和艰辛跋涉、执政为民的历史态度。我们既要有矢志不渝、崇高远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想信念，也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与自觉。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面对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所处的百年大变局与战略机遇期，以及新时代治国理政的艰巨任务，“赶考”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发展奇迹的精神支撑，更是深刻体现出伟大民族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它既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年“延安窑洞之问”的持续回应，也展现了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伟大自我革命的意志与决心。     

试论苏轼的“自然”论文艺观

古代文艺美学中存在着一种以“自然”概念为核心的文艺观,苏轼作为这一传统思想的集大成者,“自然”概念不仅散见于他的诗文书画理论中,更为重要的是,他赋予了“自然”以本体论意义,提出了“不能不为之为工”、“无意为文”的“自然”艺术本源论,“身与竹化”、“无法之法”的“自然”创作论及“平淡”的“自然”风格论,由此使其文艺思想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王充历史观评析

两汉时期，以经学为形式、以神学目的论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正统思想在文化学术领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而身处东汉时期的王充直追战国末期的荀子，异军突起，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由于为那个时代所决定的历史局限，王充的思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社会历史观尤其如此。他主观上力图在社会政治历史领域贯彻唯物主义，但客观上展现出来的却是历史唯心主义；他坚持“汉高于周”的历史进化思想，又摆脱不了不变论和循环论；他坚信历史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而又将这种必然性降低到偶然性；他认为教化与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认为最后决定治乱的是“时”、“数”；他笃信命定论，但有时也相信人的主观努力；他把无情批判的锋芒指向封建统治及其偶像，但又以令人生厌的阿谀之词去歌颂他所面对的王朝和“圣王”，乃至匍匐在“至圣先师”的脚下等等。总之，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是傲世的天才，有时是可厌的俗物，然而，这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王充，而不是被抽象化了的或被一些人用圣水洗礼净化过的王充。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自由主义的“文化公共性”观念及其多元价值观的困境——现代“生存”本位之“文化转向”的公共哲学意义

公共性本身首先是一种文化合理性理想,同时更是一种合主体性、合目的性的价值生存信念。公共性所具有的这一内在品格决定了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实质是“公共性价值”观念的危机,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因理性为世界的解魅所导致的“意义”与“价值”的分裂,以及“个体化社会”生存逻辑的出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和价值观方面的多元主义观念对自由主义的理想模式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文化的人格化是“后现代社会”价值转向的实质。而强调文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引导意义的关键,是真正确立整体性生活准则及其相应的义务整体性观念。     

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及弘扬途径

“雷锋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为更好发扬“雷锋精神”,应阐释“雷锋精神”“形而下”与“形而上”双重向度的内涵,就其本身的产生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它就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真实存在;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即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就对未来社会创造和追求的价值而言,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它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它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落实或实现;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才能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彰显生命力和活力。就目前“雷锋精神”落实的现状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而言,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弘扬：第一,通过文化道德教育途径弘扬“雷锋精神”;第二,通过“典型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众人,对“雷锋精神”产生浓厚的情感;第三,通过社会法律制度落实“雷锋精神”。     

“经济”译名溯源考——是“政治”还是“经济

本文试图从历史语义学的角度 ,探讨economy (economics)汉语译名的来源和类别 ,并探究“经济”一词的本原与蜕变 ,以及这个译名最终得以确立的可能的原因。笔者认为 ,“经济”作为一个宽泛概念对应西方现代economy概念是“言之有理”的 ;而且 ,它在词源上与西方经济概念的重要成分相去不远。作为“经世济民”的简称 ,“经济”原本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汉语译名 ,它既包容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政治与经济的含义 ,又顾及西方 1 9世纪下半叶开始时行的politicaleconomy的简略用法 :economy。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探略

在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之际 ,我们党又决定将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到“两课”的教学内容之中 ,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 ,需要学校党委领导予以高度重视 ,组织力量加强研究 ,充分利用“两课”主阵地、主渠道 ,积极有效地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     

《马氏文通》研究之二：语词“向”理论

早在中国人的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里 ,就有了动词“向”理论的萌芽—语词的“向”理论。语词的“向”包括起词 2、止词 2这些必有的支配成分与象静司词、转词这些可有的说明成分。语词所带的起词以外的名词性成分 ,《马氏文通》还曾尝试以“宾次”这一术语统概之。这种做法体现了马氏的一种句法思想—语词前后的名词性成分 ,除了可做主次的起词外 ,其他皆处“宾次”     

影史启示录——“歌颂”与“暴露”溯源

“歌颂与暴露”是中国文艺史上的老大难问题。在这里,我只想查一查这两派的“谱系”,理一理两派的兴衰史。在健忘症流行、举世“向钱看”的时代,这种“向后看”的努力或许有助于我们真正的“与时俱进”。     

做好高校“非典”防控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

站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 ,科学做好高校“非典”防控工作。第一 ,以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宗旨制定和实施科学的防治策略 ;第二 ,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理论为指导 ,利用科学预防知识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同“非典”打心理战 ;第三 ,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 ,依靠科学手段 ,打赢这场“非典”歼灭战。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批判李洪志“法轮大法”的反动本质和思想政治危害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必须对李洪志的“法轮大法”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反科学、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 ,实质是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及其造成的思想、政治危害 ,进行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以李洪志精神外化的“法轮大法”及其本人为主宰的唯心主义“轮回说”,连同其“末世论” ,其最大的思想危害 ,在于解除人们的思想武装 ,诱惑人们从认识领域的唯心论走向社会历史领域的唯心论 ,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李洪志制造“具有超世界的形象”的“唯一的神” ,甚至让人们把他作为最高的“神佛”顶礼膜拜 ,是要实现其搞乱中国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李洪志的邪说连同他策划、煽动、指挥的“大行动” ,有着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 ,是同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反对中国、反对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密不可分的。我们要从当前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中 ,深刻认识坚定正确的思想政治信仰的极端重要性。一个人失去它 ,就失去一切。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而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又是以科学为前提的。科学是信仰之父。信仰又是在人们对自己不断进行自觉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加以巩固的。放松思想改造 ,就会成为错误政治思想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