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小说:“品德重造”的工具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是作为他实践自己创作主旨的秘密代码而存在着的。在他所构建的湘西小说世界里,写于１９３２年以后的小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一年,沈从文走出了自己的精神误区,他高扬起“民族品德”和“人的品德”重造大旗,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追求。沈从文...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

沈从文是三十年代初期京海论争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是这场论争的引发者，更重要的是他在论争中的观点具有把握文学本质特征的深刻性和敏锐性。他从文学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标举文学的独立性，倡导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要求作家摆脱对一切非文学因素的依附和屈从，真正实现文学自身的价值。这是沈从文的真正用心所在，也是其不容忽视的价值所在。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影响与修正: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汪曾祺小说

西方现代派文学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表现内容来看,汪曾祺小说对生存处境日益恶化的体悟、对人性恶的揭露和展示、对人的非理性意识的大胆表现,从表现方式来看汪曾祺小说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心理分析手法,注重对人物的潜意识发掘和表现。但汪曾祺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技巧,而是将其吸纳、转化为己有,成功地对其进行修正:首先,汪曾祺用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平淡、豁达来中和西方现代主义那种人与环境紧张激烈的冲突;其次,汪曾祺还根据传统审美习惯和传统的表现技巧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追求技术之上的形式主义做了修正;最后,汪曾祺坚持用传统的时间观来对抗西方现代主义的时间意识。     

在“现实”和“梦”中神游——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观初论

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以他独特的创作风格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为其他任何人所无法取代,而且越来越被世人所看重的地位.正如我们要深刻地了解沈从文的作品,就不能不了解他独特的创作题材——湘西的风土人情一样;要深入地理解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就不能不了解他独特的创作视角——即在“现实”和“梦”中神游.也许是因为沈从文过多地留恋过去而不愿返朴归真,过多地憧憬未来而又感到难以实现,不能不立足现实却又总是格格不入,所以他才总是神游在现实和梦幻之中,因而也产生了他独特的创作心态——寂寞和孤独.“寂寞有助于深思,有助于想象”.寂寞和孤独,也有助于他梦游古今,梦游未来,展开神思的翅膀,翱翔在个人创作的自由天地.独特的创作题材,独特的创作视角和独特的创作心态,成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创作风格,也构成了沈从文富有个性特色的文学创作观.那么,沈从文独特的创作题材是怎样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观的?沈从文为什么甘于寂寞和孤独,为什么乐于神游在现实与梦幻中建造他的“希腊小庙”?这些正是本文试图用文艺心理学方法去解决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实际上也就是对沈从文富有个性特色的文学创作观的探讨.     

论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特色

汪曾祺是新时期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 ,其作品吸引读者之处乃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 ,分别探讨了汪曾祺小说在语言运用(即文体 )上的四个独特之处 :“小说是回忆”、“小说是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以及“气氛即人物”。文章力图从这些方面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创新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理解与阐发。     

论沈从文从军经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作家的创作与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沈从文早年的从军经历,影响着他小说的题材选择、价值取向,人物塑造等。在题材选择上,沈从文的自传体叙事,多写参军岁月;其乌托邦叙事,亦与美化军营生活相关;军队中目睹的死亡、动乱,促使其小说在情感情调上呈现沉郁与明亮的复杂状态;其小说笔下的英雄,多为普通士兵;这三者均表现出沈从文的从军经历是其创作的动力与源泉,其所蕴含的艺术价值也为后人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汪曾祺继承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书写故乡的传统.书写故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在汪曾祺晚年关于精神故乡--昆明的写作中,体现着他个性化的小说观小说是回忆.同时,小说"追忆过去"式的叙述模式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     

论沈从文的生命本体观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以高远的眼光穷究生命本体并把握其价值归依,在创作中展示各种生命形式。他往往在把生命与“情感”、“偶然”、“理性”、“意志”、“美”与“爱”、“抽象原则”这些人生价值与情感因素的联系中,表达他对生命本体的理解。同时,沈从文是生命的神性论者,对于“生命神性”的发现及其张扬,是沈从文生命本体观的最独特之处,形成其独特的“生命神性观”。通过探讨沈从文的生命本体观,可以透视沈从文创作中的许多重要现象,把握其创作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类意识”与沈从文的创作

沈从文的创作渗透着“类意识”,这种“类意识”有着特定的内容。“类意识”主导着沈从文的创作,这是他契合世界文学发展潮流超越时代,超越一般中国现代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沈从文的“类意识”的确立来自于五四新文化人道主义思想影响,得力于他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另外又得力于他对人类学的关注。     

传统人格的现代叙写——重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虽然疏离于时代主潮之外,但在文学史上获得的评价却是难得的一致,足以自成一种“创作现象”。这种现象固然与文学评价本身的时代演变有关,也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文学传统前后衔接,但在汉语文化的创作背景下,他的创作之所以如此容易被接纳,毫无障碍地获得共鸣,其实与创作中渗进的传统文化人格有莫大的关系。从小说的情感抒发、情节节奏、氛围营造到人物品性无不显现出浓重的古典士大夫情调。汪曾祺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新生,不如说是传统文化人格的精神流脉由隐而显地重新涌动,并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京派小说家的"回忆"和"梦"文学观与老庄的"虚静"论

京派小说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和小说艺术理论,他们认为"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的感觉的回忆'"(沈从文),"小说是回忆"(汪曾祺),"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废名).他们对文学创作持"回忆"观和"梦"观,实际上就是把创作看成是一种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意义上的审美现象;而具体到创作主体上来说,"回忆"和"梦"文学观的主旨又是为了培养作家与实际生活的心理距离从而造就一个审美的心胸.如果我们把京派小说家的这种文学创作观和小说艺术观放到中国古典美学历史发展脉络里,就会发现,它的源泉是老庄的"虚静"论.     

生存本体的文学言说——金岱的小说创作与他的文学观

金岱的长篇小说“精神隧道”三部曲《侏儒》、《晕眩》、《心界》是他多年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小说展现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高校知识分子在生活、事业中的灵魂裂变及其对于灵魂整合的渴求。小说以展示人物的心灵为主,充满强烈的哲理意识,可称之为哲理心态小说。哲理心态小说体性特征的外在表现就是其文本形式的颠覆性,内在表现是文本蕴涵的体验性与悲剧性。哲理心态小说实践了作者的生存本体论文学观。生存本体论文学观强调文学与思想的关联,重视艺术的抽象性,关注人的个体性生存,并将其视为文学的本体。哲理心态小说和生存本体论文学观,是当代小说创作与文学理论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

作家王小波(1952-1997)其人其文在中国当代文坛似属“异类”。所以成为“异类”,因素诸多,但拥有丰富的“西方资源”(以欧美文学为主兼及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在内的西方文化)并广泛汲纳乃一重要原因。从其经历可以发现:王小波分别从“家庭”、“学校教育”、自修式的“阅读”三途径接获了这一资源,而广泛的个人阅读对作家身份的王小波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丰富的“西方资源”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王小波,使王小波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应的思想观念、“文理兼修”的知识结构和个人化的“文学观”———“小说家(应)是知识分子”、“文学是永恒的事业”、“做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小说应深得虚构之美”。检视其“文学观”,我们可以发现其以欧美现当代文学为主、以欧美现当代小说为要的西方文学“来路”:从杜拉斯处,他汲纳了小说艺术应“感性化”与“完美化”的艺术追求;从卡尔维诺处,他汲纳了“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的乐观精神,释放了“想象”的双翅,高翔于虚构世界,将经典小说沉重的文体羽化为“轻”;从马克·吐温与萧伯纳处,他汲纳了入世、问世、讥世的精神与幽默、讽刺的艺术个性,成就了黑色幽默的个人风格;从奥威尔与昆德拉处,他汲纳了知识分子作家清醒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与高度的责任感,对中国当代社会人之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度关注与尖锐揭示。“西方资源”的拥有与博取,使王小波成为今日之王小波。     

论骆宾基“歌颂光明”的小说创作

论骆宾基“歌颂光明”的小说创作李怀亮一骆宾基在解放后一些谈创作的文章中都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文学的主要任务不是暴露黑暗而是歌颂光明。他曾经打算写一组连续性的短篇小说，总题就叫“歌颂”。确实，他解放后创作的小说也从来没有一篇以揭露社会问题而引起过象《组织...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王跃文的小说观

王跃文是一位有着理论自觉和理论素养、学者气质十足的小说家。他擅长通过随笔、杂谈和演讲发表对小说的真知灼见。在他看来,好小说必须讲好故事,而这也是好小说最起码的要求。但他又认为故事好编,日常难写。他本人更偏爱日常而非宏大、平淡琐碎而非离奇曲折的故事。因此,他所言的“讲好故事”本义是“讲好”故事而非讲“好故事”。在他的观念中,“讲好”故事的关键是写好人物,因此写好人物是小说家最起码的责任。写好人物则依赖于细节刻画。王跃文侧重讨论故事、人物和细节以及三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这非常符合他“顽固的现实主义文学者”的身份。     

沈从文小说“此在者”与“彼在者”爱情故事分析

沈从文小说中有大量的关于本地人与非本地人的情爱故事,本文借鉴海德格尔的说法把两者命名为"此在者"与"彼在者",并把此类爱情故事分为三类。沈氏小说中有大量的此类爱情故事出现,这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所推崇的创作理念,以及整个文学的流浪母题有关。沈从文的此类小说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为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史创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小说形象,并且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小说形成了一定的创作潮流。     

论列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列宁形成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列宁的现实主义要求文艺家要尊重现实,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貌,在作品中体现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规律;小说创作要抓住“个别出典型”这一关键,要从联系事实全部的总和及注重分析人物的性格等方面来塑造典型人物形象。     

论端木蕻良小说文体的文化意味

现代中国小说经五四文学的自觉追求与不断实践,吸收、融纳中西小说传统和其他艺术文体资源,在三、四十年代日益走向成熟,并形成一套近乎规则化的小说文体模式:人物、情节(结构)与环境的调合、统一。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显然潜在地接受且契合于这样的小说写作规则,同时又尽可能地突破该规则的束缚。他是一位富于文体创新精神的小说“文体家”①,崇尚“旷野、草莽、大海、强盗、狼、毒蛇、蝎子、野生的东西”②,也以创作的“野性思维”对现代小说的审美眼光提出了强烈的挑战,敞露出丰富的文化意味。一端木写小说出手就有“大家”气魄,《科尔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