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与区域碳排放——兼论城镇化、信息化的调节作用

实现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已列入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厘清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以及城镇化和信息化在此机制中起到的作用,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基于2003—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影响,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作用渠道和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绿色信贷的投放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且该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能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能够增强绿色信贷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相比于能源大省,非能源大省的绿色信贷抑制碳排放的作用更显著;绿色信贷可以通过降低能源强度的途径抑制碳排放,暂时不能通过优化能源结构的途径来抑制碳排放;城镇化水平在绿色信贷抑制碳排放机制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信息化水平在绿色信贷抑制碳排放机制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持续加大绿色信贷支持力度、坚持重点区域先行先试、大力发展洁煤技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建议。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绿色税收、产业结构升级与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绿色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来揭示技术创新在三者之间的作用。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影响是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3)绿色税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有间接的抑制作用;(4)在绿色税收对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关系中,技术创新均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财政分权、产业协同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文章以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城市绿色发展,基于277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不过,短期直接效应、长期直接效应大多显著,间接效应并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锁定现象,财政分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导致产业协同集聚推动城市绿色发展被锁定在本地或一定距离内的圈内城市之中。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环境分权如何影响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基于城市异质性分析

环境管理事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方式如何影响碳排放强度格局？基于2005—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环境分权对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环境分权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倒U形”特征；（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环境分权通过阻碍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从而推高了碳排放强度；（3）环境分权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环境管理事权下放，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均有明显的促增效应，但在西部城市的作用效果最强；环境分权显著提高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但在特大城市的作用不明显；环境分权使得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升高，但此影响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不显著。据此，为实现环境分权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尽快完善中央—地方多级政府的联合管理策略，推动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并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的环境事权划分。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区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产业结构服务化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7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引入环境规制中介效应和财政分权调节作用,构建了我国产业结构服务化驱动空气质量的作用路径,并基于2015—2017年我国74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1)城市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发展,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2)高强度环境规制城市中,环境规制强度在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中有显著中介效应;(3)低强度环境规制城市中,财政分权程度放大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对环境规制强度的负向作用.     

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区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生态效率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的情形下,生态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采用2001-2015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的数据包络模型测算各地的生态效率,进而以生态效率为被解释变量,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为解释变量,建立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将空间效应分解为长期和短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地方财政自由度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本地区生态效率的提升,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存在,生态效率建设存在“以邻为壑”的局面.     

数字经济发展、FDI与碳排放强度

促进经济低碳转型和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焦点问题。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低碳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投入、产出角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FDI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且FDI增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降碳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与FDI对碳排放强度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本文为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污染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财政分权下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博弈,从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产业引导与产业自身调整间的非合作博弈的发生、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异质化效应,并应用2004—201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环境污染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税收竞争与财政环境补贴和支出双重路径影响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借此,对在区域财政分权背景下动态调整区域财政体制与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产业结构调整、绿色创新与旅游业碳减排研究

产业结构调整和实施绿色创新是旅游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实现路径和重要推动力,剖析并识别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果和作用机制,对于我国推进旅游业绿色转型发展、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选择2012—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旅游绿色创新与旅游业碳排放关系的理论框架,分析并实证检验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与旅游绿色创新的中介传导路径,以及环境规制在旅游绿色创新发挥传导作用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绿色创新能显著降低旅游业碳排放,绿色创新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对旅游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SDM的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空间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区2005-2017年的数据,在碳排放强度测度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经济增长、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直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直接效应,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能源强度仅存在短期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数字经济何以促进碳减排——基于城市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考察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2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且可通过扩大社会经济规模、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两条路径来促进碳减排。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邻地的碳排放强度带来负向溢出效应，而对邻地碳排放效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强的地区对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的影响远大于数字经济发展弱的地区。因此，为实现“双碳”目标，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