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信仰、自由与理性——英法启蒙运动的比较

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内涵有相似性，但也呈现出各自的品格和特点。英法启蒙思想家对待宗教的态度迥异，英国启蒙思想家对待宗教较为温和，产生了自然神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则非常激进，从自然神论走向了无神论。英法启蒙运动孕育了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和法国式自由主义传统，英国启蒙者思想家建立了“消极自由”的自由观，法国启蒙思想家则建立了“积极自由”的自由观。这些重大差别是经验理性和先验理性的映射。     

凸现启蒙主义与弱化人文主义──关于“五四”新青年接受俄国文化的研究

“五四”新文化特别地受到俄国文化的影响，今天应该对这个事实及其效应进行反思并做出评估。本文通过研究“五四”接受俄国文化的出发点“情感上认同”和现实主义目的，透视“五四”接受启蒙主义俄国文化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分析同时期俄国文化背景，剖析“五四”如何对待俄国人文主义文化及其对“五四”自由主义影响。     

浅谈“启蒙”的概念——读《启蒙的辩证法》

康德以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并把启蒙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开启了近代启蒙哲学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认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因此,启蒙走向了自我毁灭。从康德到霍克海默,“启蒙”的概念的发展代表着人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反思的轨迹。     

回归休谟的道德认识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道德困境的可能性研究

就启蒙运动的进步意义而言,启蒙理性在知性领域给予人以真理和自由,在道德领域启蒙理性把道德判断的主体还原为人自身,即有理性的存在者为自身颁布道德律令。然而由于启蒙运动自身存在着固有的逻辑悖论,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理性不正确地对待情感导致了现代社会诸多的道德困境。休谟的道德哲学不但证伪了宗教神学的道德基础"上帝存在"的观念,而且还诘难了理性主义道德认识论,因此,回归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认识论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康德之“启蒙”观念及其批判哲学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启蒙观念及其与批判哲学的关系 ,分析了理性“成熟”之含义 ,认为 ,一方面 ,理性须得“不依靠他者”运用自己的理智来认知世界 ,另一方面 ,须区分各种层面的“权限” ,强调在“公众”层面理性的不受限制性 ;这样 ,“成熟”、“启蒙”的理性就具有“现实性” ,而不是“抽象”的形式。“界限”观念的提出 ,同样使以“理性”为准则的哲学不再是抽象形式 ,而是具有丰富内容的“认知”体系 ,从这个角度 ,可以加深理解康德“批判哲学”所做的“划定界限—领域”工作之哲学意义。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侯外庐先生以其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和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凸显了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其“早期启蒙说”，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和对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精微辨析，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接着侯外庐先生往下讲，文章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启蒙反思”的思潮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说，深入探讨了“早期启蒙说”对于突破体用两橛、中西对峙、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具有的启迪意义。     

不可言说的言说——康德实践哲学中的“自由设定”问题

在“康德与自由主义基本理念”这一理论视域内,康德的道德—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一自律”议题（涵纳《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与第二批判中的“理性事实”讨论）引起“物自身”化的论证策略而备受争议。本文从这些争议所引发的理论洞见出发,在探讨康德论证的独特理论意涵的同时,揭示这一理论话语体系背后的西方式的“启蒙”预设,并对这一问题架构做出批判性的回应。     

“启蒙”概念及其张力

启蒙运动是一个始于观念更新而及于自由实践的漫长过程,它唯一可以允诺的东西就是理性的自由。但它只是为现代人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而无法决定他们如何作出选择。启蒙并非自绝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而是这种传统中的异质因素的全面展开。"启蒙"的概念史表明,理性缺位的启蒙不叫启蒙。启蒙史乃是理性自我理解、自我裂变的历史。然而,理性本身只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它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也造成了启蒙自身的张力。正是理性的误用造成了启蒙的偏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启蒙,而在于怎样进行启蒙。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为了重续这一崇高的事业,我们需要汲取法国启蒙运动的成功经验,更要汲取它的失败教训。我们需要合理地对待传统,合理地对待信仰,合理地对待科学技术,合理地对待自然;同时,我们也需要合理地对待理性自身。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从“理性”观看新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文艺观的区别

“理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努力倡导、用以反对封建主义和神学观念的思想武器,但是,它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在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变化着表现形式,在文艺观点上表现出新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区别。为了反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基础——基督教教义,用人权反对神权,自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提出“理性”的口号以来,“理性”就是指的普遍的人性和永恒的人性,是人天赋的辨别真伪好坏的能力。不     

审慎地启蒙:从“有用性”角度看黑格尔对启蒙的批判

一般认为,启蒙运动是黑格尔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背景。受其影响,启蒙思想便自然成为黑格尔哲学思想的一条潜流。虽然启蒙运动在反抗宗教压迫、实现人的自由等方面功勋卓著,但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也为黑格尔所察觉。在黑格尔关于启蒙的论述中,颠覆宗教信仰的过程既展示了启蒙的"有用性",也体现了其不足。启蒙对理性的过度高扬,容易导致人类社会滑向功利主义的泥潭,他认为,"审慎地"看待启蒙,进而实现对理性的自由把握,是克服宗教信仰坍塌之后社会危机的必由之路。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沈从文创作与西方哲学文艺思潮

直接影响沈从文创作的西方哲学、文艺思想有两大体系：一是把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与启蒙主义相结合，进而与柏格森的“自由意志”的“生命力”结合构成一大体系；二是柏格森直觉主义中的“意识绵延”（意识流）和“心理时间”成为作者以性爱为核心，以表现人的潜意识而进行精神分析的基础。     

也谈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的衰落

浪漫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总体的启蒙背景中开始了自身的运动和发展 ,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本土性特征。它既是启蒙的衍生物 ,以对个性与自由的倡导和对封建理性的反抗与启蒙运动相应合 ,又因浪漫主义自身疏离现实、拒绝功利的要求与启蒙存在着的内在的冲突 ,并由于传统文化对作家文化心态人格的影响和浪漫主义自身缺乏沉淀的不彻底 ,逐渐走向衰微 ,被启蒙与革命的时代声浪所遮蔽和改造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欲望”书写中彰显启蒙“理性”——评郁达夫小说的“五四”品格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毫不顾忌地用“爱”这种欲望形式表现对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的作家。他的思想、创作虽然比鲁迅稍逊,但在“五四”文坛上,也是一位公认的大家。在“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他本身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能用人文主义的严肃态度探讨人的情欲和生存问题,从个体的本能欲望切入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借欲望的外貌,灌注启蒙的理性,把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文本成为一面以独特视角反映“五四”时代人性觉醒历史的镜子。     

论中国近代思想概念的“群”与“独”——以“启蒙”为中心

启蒙的目的是实现“智慧”的价值.它分裂出两个专有概念:个体启蒙与群体启蒙.严复提出“群”概念,从“保种”的角度来考虑个人与“群”的关系,他与梁启超的“群”学思想徘徊于客观理性与理想主义之间.梁启超将“独”作为“群”的对立面提出,遭到章太炎的反驳.章太炎认为“群”由“独”构成,“独”才是本体,但他的“独”仍以“群”为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