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之非功利的创作自由与开放性的阐释自由——论李商隐诗歌之无题与唐宋词之无题的相似性

唐宋词的大部分词作只有词牌子没有词题,因此,与李商隐的无题诗具有相似性。中国古代诗歌的题目与创作的功利性目的有密切关系,而李商隐诗歌和唐宋词的“无题”则否定了这种功利性,不为宣扬政治教化,不为科举考试、行卷、温卷,不为显示才华,甚至不为流传后世,因此,达到了创作的自由。作品的意义来自于三个方面：作者的意图、文本的语言和结构、读者的在批评性阅读中的再创造。“无题”造成了作者意图的缺失和模糊,从而增强了文本的开放性,使读者的阐释自由加大,造成众解纷纭的情况。非功利的创作自由与开放性的阐释自由使“无题”的诗词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     

论AI文学文本的符号形态与具身性阐释伦理

AI文学文本的阐释活动是复杂多元的,无法直接用有无“意义”的排他性方式来衡量。大体说来,AI文学文本具有“无意义文本”“准意义文本”“意义文本”等符号形态,对此所进行的阐释活动要分别论述。在不同的阐释活动中,文本“作者”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断变化,作者与文本、文本生发语境、阐释者、阐释活动语境等要素之间存在多种可能,如整体合一、自相矛盾、对立割裂,等等。以此表明,“作者”或“拟设作者”在阐释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并构成了阐释的重要内容。AI文学文本的生产与阐释均应遵循相应的具身性伦理规则,对其阐释的重点是甄别文本好坏的价值判断,而非有无“意义”的事实判断;具身性伦理呼唤并要求“作者”始终在场。     

宋代经学变古与诠释的心理维度

一 施莱尔马赫曾把诠释学定义为"理解的艺术",他认为理解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而是如同艺术家创作一部艺术作品那样,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相对于文本是作者将其意图和思想加以外化的创造过程而言,理解可以说是对栽于作者意图更高的再创造.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区分了两种解释,一种是"语法的解释",一种是"心理的解释"①.由此,使诠释学从当时的教条与独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心理的诠释"是施莱尔马赫对西方诠释学发展所作的原创性的贡献②.     

当代文化批评的修辞策略

由于“精神殖民化”现象存在，他者话语进入言语结构，当代文化批判往往呈现乌托邦特征。阐释只能达到公共含义层，意图的私有化令阐释无法彻底。本文认为修辞批评是当代文化批评的取向，当代文化批评的修辞策略正在于促成文本、作者、阐释者的多元对话。对话性修辞批评要求批评与文本的意义内核交锋，是双向言说、异声同啸而不是自说自话的独语，这样批评才能显示其创造性。     

文艺阐释的语境问题分析

语境问题是影响文艺阐释效能、功用、甚至阐释性质的重要因素,其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有创作语境、接受语境、历史语境三重关系;其在文艺批评中的表现,有对象语境、关系语境、结构语境和功能语境。文艺阐释语境中的内容,表现为“说什么”,作者的言说意图与文本表达的客观效果之间是有差异的。文艺阐释语境中的人际关系,表现为“对谁说”,即言说者对谁说和所说内容谁在听的问题。以上共同构成了阐释语境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文艺阐释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传达过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人工智能艺术是艺术吗？——以艺术生产为视角

随着人工智能在绘画、编曲、作诗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艺术创作活动的“属人性”受到极大挑战,“人工智能艺术”的可能性问题也逐渐成为艺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目前的人工智能艺术基于特定的计算机算法机制,具备了极强的“智能性”,但“智能性”并不等于“属人性”,称其为“类人性”可能更为恰切。一方面,作为人工智能艺术“大脑”的“算法”最终是由人来操控的,算法不可能真正独立于人的世界之外;另一方面,“属人性”艺术活动的“求真”“致善”“臻美”的自由本质是人工智能艺术所不可能真正企及的。从生产主体维度来看,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主体是以人类为主导因素的新型合作主体;从生产机理维度来看,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依赖于模仿、融合和创造的算法机制;从生产客体维度来看,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只具有有限的创造性,本质上是基于经验回溯机制的“类人创作”。当前人工智能艺术生产活动无法超越“属人性”意义上的自由创作,只能成为“类人性”意义上的“平庸创作”。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广西作家李约热中短篇小说特性解读

作为广西新生代作家之一,壮族作家李约热具有清醒的小说文体意识,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后现代小说文本的个性特色。“不确定性”是其主要特色和创作风格,也是作者观照世界的方式。“不确定性”在其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作者思想意图、故事情节发展、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和语言的跳跃性强等方面。“碎片化”是造成李约热小说“不确定性”特征的主要原因。     

语言惯性与无意识

对文学创作中经常出现的作品与意图冲突现象的解释,目前学界还主要局限于缺乏语言学视野的意识领域。但文学创作最终表现为运用语言的活动,而一切投入使用的语言都像运动起来的物体一样具有惯性。语言惯性是语言流动到一定程度时那种难以控制的自动化特征。在语言惯性驱动下的语言自由流淌,能够冲决自觉意识的控制,诱发作家的无意识和潜在意图,并可能导致作品与作者初衷的冲突。语言惯性根植于人类的完成趋向中,显现在正常语言的挫折中,它使语言具有先天的表现性征。从语言惯性与无意识入手,能为理解作品与意图的冲突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王夫之诗学中的“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论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是王夫之提出的关于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或理想,是伟大诗人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才情,意味着灵心巧手、文心笔妙。“内极才情”是诗人灵心巧手的艺术显现,是即物达情、文心独运、声情动人的艺术创造力的充分施展。物理,即万物之理、人情物理或人伦物理。“外周物理”意味着与物通理,理随物显,呈现神理,得写神之妙。“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这一命题不仅适用于诗歌创作,而且适用于各类文艺创作;不仅符合古代文艺的创作实践,而且对当代文艺的创作富于启示意义。     

谈标志设计意象中的“兴会”与“灵感”

标志设计是一种应用性极强的艺术设计。作为一个设计艺术门类,它是实用与审美的结合,是生活艺术化的重要体现。本文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兴会”概念出发,融合西方美学的“灵感”与“潜意识”理论,探讨了标志设计主体艺术意象创作中的创造性思维特征。文章从设计者的角度来理解“兴会”与“灵感”的异同,并以“应感…‘顿悟”“天机”的诠释对“灵感”的概念及其作用加以丰富与延展。“兴会”与“灵感”的获得是产生高水平标志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本文力图对现代标志艺术设计中的创作思维形态及后期过程做出阐释,以寻求标志设计意象创造的理论依据。     

诠释学视域中的“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的解释方式,强调以“己意”来意度、推想和体味作品的意旨,是对解释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它强调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参与,肯定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它把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经典的解释学思想。     

哲学诠释学与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本体论阐释

哲学诠释学从人类此在存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出发,把文学作品视为自律性、表现性和真理性的存在,提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半成品”的解释概念,认为文学作品的美只是邀请人们进入艺术经验的“请柬”。只有在诠释学理解事件的时间性过程中,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真理经验才能得到实现,文学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才能得到理解。在某种重要意义上,哲学诠释学改变了传统的文本概念,拓展了文学理解和解释的诠释性空间。但它完全否定作为文学诠释活动重要维度的作者意图阐释和形式结构分析也是值得商榷的。     

“美的艺术”与意境形态

康德在分析“美”时的主要见解大家已相当熟悉。即审美无利害；美只涉及形式不涉及内容；美是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在分析“美”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到了“美的艺术，”认为“美的艺术”应具有如下特征：（亚）美的艺术的“意图”就是符合人的发展的规律。而人的发展规律、艺术规则都与自然的一切规则同构，是生命的灌注，生机勃勃。所以艺术的“意图”不是确定的意图，它应该是从对具体事物的审美判断出发，从感情出发，这样，创作和接受才不被某种意图所左右，才具有天真而又丰富的生命特征，才使艺术成为艺术，才能创造出自然一样的东…     

汪曾祺作品中的对照艺术

汪曾祺对“对照”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自己的小说所要表达的自我意识是通过解释、说明、强调或是参差的对照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的。他并不仅仅运用对照去描写一人一事，而是把它看成一种艺术法则，广泛地应用到创作中去。在他的作品中存在着一个艺术的对照系统，而“对照”法则的运用，对题材的处理，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刻画，结构的安排，意境的创造等，都产生了良好的作用。本文拟对汪曾祺的艺术对照系统及其艺术功力，作一点说明和分析     

论“艺术更需要人民”

文艺的生命力来自人民,“艺术更需要人民。”这是因为:人民群众给予文艺家以精神的哺育;人民生活给予文艺家以创作的源泉;人民的创作给予文艺家以艺术的乳汁;人民的语言给予文艺家以丰富的宝藏;人民对文艺的鉴赏给予文艺家以创造的活力。批驳了以农民意识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论;反反映论;“自我表现”论;“贵族”文艺论等错误理论。     

“言为文之用心”——谈《文心雕龙》有关构思的论述

《文心雕龙·序志》有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这句话赵仲邑先生译为:“本书称为‘文心’,是在于说明写文章时对于心思的运用。”而这“为文之用心”不期与《现代汉语词典》中“构思”条的解释——做文章或制作艺术品时运用心思——     

心斋之心与现象学的纯粹意识——试论徐复观对庄子的现象学诠释

徐复观对庄子作了“再发现”,认为庄子的心斋之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也是关的观照得以成立的根据。心斋之心与现象学的纯粹意识有相通之处,表现为三个方面：心斋的“忘知”和现象学的还原,心斋的虚静之心与现象学纯粹意识的意向性结构,心斋之心的“明”、“若一志”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通过引入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徐复观对庄子思想作了创造性的阐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其对胡塞尔现象学直观的理解有局限性。     

论阐释的目的——中国文学阐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只有人才阐释,因为只有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离不开语言和阐释。那么人为什么需要阐释呢?传统阐释学大多认为阐释是为了发现作者意图,现代阐释学则认为阐释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显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谈论问题。然而这两种阐释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不大重视“阐释的目的”对于阐释行为和整个阐释过程所具有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传统阐释学关注阐释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阐释的目的之于阐释行为的影响;哲学阐释学重视阐释者的“前见”(偏见)对阐释行为的重要作用,却也无视阐释目的的重要性。事实上,面对阐释对象,阐释者总是从某个角度切入发现某个层面的意义,没有人可以全方位地理解阐释对象。阐释者之所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角度切入固然受到其“前见”(偏见)的影响,但也同样会受到来自阐释的目的的重要影响。“前见”(偏见)和“阐释的目的”一明一暗、一显一隐,共同决定着阐释过程的走向与结果。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同一性追求与多元化生成

中国古代诗歌阐释者们通过多种方式来追寻诗人本意,无一不是为了回归作者创作的真实意图,恢复创作的最初视野;而这种对诗歌同一性理想的追求又往往受到阐释学另一种观念即"见仁见智"的挑战。从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同一性追求、多元化生成以及同一性与多元化的意义这三个方面辩证全面地论述诗歌阐释的同一性及多元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阐释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追求,本不应该束缚于某种僵化的观念和方法,而应本着动态开放的精神来阐释,这样就会使文本本身以及作者、读者在众多纷论中展现出新的景观和更多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