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议题”与儿童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议题”的提出夯实了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本土根基,也为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话语资源和价值标尺。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地将儿童问题归并于中国议题,保障了其反映社会结构、拉升思想效能的现代品格。民族国家想象是文学彰明自身价值的重要路径,儿童文学以“儿童”的新人想象为基座,统合“立人”与“立国”的内在关联,为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新的框架。中国儿童文学对“中国议题”的叙述,接榫了新文学所开创的人文传统,在本体论与价值论“一体化”的机制下建构起中国自主的知识话语与精神气度。     

启蒙思想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

中国儿童文学从清末民初开始萌芽,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诞生,其儿童观与文学观的树立,经历了由政治认同到本体认同的过程.在其发生过程中,启蒙思想始终推波助澜:政治和人学思想的变革推进了对儿童地位和特性的深入发掘,美育理念的推行则催生和强化了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性.现代儿童文学既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担当着启蒙的重任.     

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文脉资源与儿童阅读接受研究

文章首次提出了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三种主要文脉资源,即神话文学、韵文文学与幻想文学,并具体考察了这三种资源的儿童文学生成形式与艺术特色,由此论证明代吕坤的《演小儿语》是中国第一部儿歌集,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是中国版的“格林童话”与中国第一部童话集。文章就神话文学、韵文文学与幻想文学对古代儿童阅读接受的作用与影响展开检讨,古代“圣人皆孩之”与“缩小的成人”两种悖反的儿童观是观察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接受的钥匙。     

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批评的问题、结构与方法

厘清“元概念”,是探究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前提。批评史料建设落后与批评结构残缺是导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滞后的两大因素，急需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重构儿童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围绕儿童文学“代际”话语沟通展开的持续发问，开启了对中国儿童文学“思想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辩证分析。在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系统考察儿童文学批评，意在确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与“民族性”标准，在与现当代文学批评“一体化”的基石上确证其“主体性”话语，并在此基础上重构集“史”“论”“用”于一体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图景，创设优良的批评环境，促进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健康发展。     

现代逻辑的理性观及其知识论根源

逻辑与理性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的关联.在现代逻辑视域中,理性是精确的、普遍的,通常被视为一种单独的、先验的认知能力.究其实质,现代逻辑理性观突出的是对理性作合理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知识论上的根源正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知识的理论传统.     

语言变革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生成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具有现代化的品格,是思想现代化与语言现代化的“道器”融合。脱胎于新文学语言变革的整体体系,儿童文学接榫了白话文运动所开创的语言新传统。在国语教育的现代制度下,语言新变与儿童教育双向发力,整体性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现代化根植于儿童性和文学性的本体,重构了汉语新形象,并融入母语现代化主潮中。     

全球风险治理视域下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三大命题

作为一种地方性道德知识的中国道德话语只有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才能获得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能力。转移即重构,其中包含三个内在相关的基本命题：空间场域、价值逻辑与叙事进路。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概念突破了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双重疆界,推动地方性道德知识所构造的空间场域实现了从地方到全球的转向,由此获得了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中国道德话语与全球风险治理发生了交集。文明交流互鉴逻辑与文明同质化逻辑的分歧,从本质上反映了多元现代性与一元现代性的观念之争。前者突破了后者在共同利益、文化交往、责任担当等方面所存在的多重认知局限,成为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内在遵循。此种价值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道德话语重构的叙事进路,而叙事文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结方式则成为问题的中心。与“直接转进”和“间接转进”相异的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中国传统道德话语融入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并以后者作为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中国文化资源,由此全面而客观地注解了“中国”场域中现代道德话语的意涵。     

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观的范围内容、层次结构与制度灵魂角色

2018年民政部儿童福利司成立,标志中国现代、普惠性儿童福利时代来临。本文以国家福利责任和社会福利制度理论视角,界定儿童福利观的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制度灵魂角色,论述儿童观、现代儿童观、儿童福利观、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家庭福利观之间的关系,描述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儿童福利制度范围内容、层次结构,探讨现代儿童福利、家庭福利观与现代儿童福利、家庭福利制度建设之间的内在制度逻辑。中国特色、现代、普惠、广义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和关键之举是：重构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观和家庭福利观,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制度建设的福利责任主体是国家;现代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主要制度途径是国家为本的政治责任与政治机制;中国特色现代儿童福利服务制度体系建设的优先领域与战略重点是以现代家庭福利服务为基础的现代儿童福利服务制度。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价值

五四时期,周作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凸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     

人学与神学: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两条致思路径

在德国古典哲学成就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当中,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致思路径,一条称之为“人学路径”;另一条称之为“神学路径”.人学路径以康德为代表,从“人”的先验能力出发,把“人”的先验认识能力看作是认识“真理”的条件.其结论是,人能够认识经验对象而不能认识超验对象,至多形成关于超验对象的消极知识.神学路径以黑格尔为代表,把真理看作是无条件的自我显现,“人”充其量是显现真理的环节.哲学要想建立积极的形而上学的科学逻辑体系,必然超出人学致思路径,而回到神学致思路径上来.这可能是建立知识形态形而上学科学体系的唯一道路.     

19世纪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

在人类社会,秉持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文学大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英国19 世纪出现的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标志着真正儿童本位意义的儿童文学的确立。这个“黄金时代”的出现是不同儿童观所引导的儿童图书创作实践在历史语境中碰撞、演进的结果。在英国,具有群体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肇始于清教主义。约翰·班扬的诗歌及寓言体小说和威廉·布莱克的相关诗作是比较接近现代儿童文学的读物,受到儿童的青睐。詹姆斯·简威的作品成为以“圣经和十字架”为象征的清教主义儿童文学的代表作。18世纪40年代约翰·纽伯瑞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的事业超越了以“布道说教”为中心的清教主义儿童图书阶段,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国儿童文学的开端。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维多利亚时代异军突起的儿童文学共同体成为真正儿童本位的、契合儿童审美接受意识与发展心理的童年文学表达。这些具有经典艺术品质的作品构建起现代儿童文学的丰硕实体,影响深远,同时成为儿童文学史和批评史关注、研究的重要对象。20世纪以来,相关领域的学者对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黄金时代”及其作品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学术研究,从文学艺术的学理层面揭示了英国儿童文学名篇佳作的经典性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由此开创了当代世界儿童文学独立自洽的学科研究道路。     

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学思想探析

法兰克福学派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隐蔽的人学逻辑加以拓展和深化,形成了“综合性的人学观”.这种“综合性的人学观”以马克思的“社会性的人”的理论为其基本底色,对以人的意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人学进行了批判和补充,深入探讨了潜意识在人的行为和社会文明中的功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社会的学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革命新理论”.此外,哈贝马斯将传统人学所理解的个人的凝固不变的“自然理性”的本质,创造性地转化个体之间所共有的“交往理性”,并赋予人学理论更为具体的内容.     

知识、道德与传统儒学的现代方向

文章试图通过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知识与道德代表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人们对道德的关怀方式也有认知的和实践的两种,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可以各自独立发展;尽管知识与道德的结合可以是一个理论课题,但是它们之间的真正碰撞和结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生。正像我们不能指责研究知识论就犯了“重知识、轻道德”的错误一样,也不能指责儒学作为一种道德传统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不少现代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学者)之所以从“形上学”、“存有论”等角度来寻求传统儒学与知识之间的结合,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误认为传统儒学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而没有把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的现代结合,当做一个现代人在面对知识世界的时候如何确保或重建自身价值的修身功夫和道德实践。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困境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外来文学影响和自身意识逐渐成熟共同作用下的"风景发现"。从西方儿童文学、人类学等"外面"接受而发现儿童文学,存在着理论"损耗"和"变形",作家往往会依据现实需要和传统习惯调整接受维度。由童年体验所导致对传统儿童文化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构的现代儿童观则深刻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从"儿童问题"到"儿童文学",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发生"与现实"文化革命"相关,呈现出"为儿童的文学"的典型特征",儿童本位"的文学观念始终未能确立。如何处理"现实性"与"儿童性"的平衡,是影响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困境。     

郑振铎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

本文从理论建设和具体实践两方面对郑振铎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贡献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指出郑振铎早在 2 0世纪初叶中国新文学的发轫期 ,就不仅深入批判了封建儿童观的罪恶 ,不人道 ,揭露其实质就是要将儿童培养成统治阶级的“顺民”和“奴仆” ,为在中国建立符合世界现代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新型儿童观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理论探讨 ;而且还以大量具体、深入的实践 ,组织、创作、翻译、改编了大量古今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为中国儿童文学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论略

周作人最早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并将其应用于儿童文学理论建树、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译介等方面,这在现代中国起到了首创和引领的作用,具有了一定的进步性和系统性。然而,由于自身人生价值观的影响,又使得他的儿童文学观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给儿童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存在——以童谣为中心兼与朱自强先生商榷

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轫期,学界主要有三派观点:“古已有之说”、二十世纪初叶“外国移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稻草人》说”.本文以童谣为中心,针对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先生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就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的观点,详细考察此观点的具体出处及其论证过程,反证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悠久存在.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际遇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在五四时期享誉全国,而且在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建设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可是在20世纪20到7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并没有沿着"周作人的方向"发展下去,而代之以"现实的方向"前行.造成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性悲剧遭遇原因是:个体优先与群体本位的矛盾、娱乐游戏与传统教化的对立、西化儿童观与传统儿童观的冲突.     

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关于中国大自然小说的思考

"大自然文学"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和现代性文学语境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和形态.在中国,则是以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大自然小说为雏形.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八十年代以"自然、土地与人"为题材、主题的"寻根小说"只能被视为准大自然小说.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脱胎于儿童小说.从儿童小说到大自然小说的演变、转换,其内在机制是儿童文学作家的传统儿童文学观向现代儿童文学观的嬗变.大自然小说开拓了当代小说创作新的领域,显示了新的小说美学原则.进一步培育、发展.可望在小说创作方面建立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     

论儿童文学中的“成人因素”

本文就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主体和主要内容、人的认知力的发展过程、儿童生理与心理的进化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成人因素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是不可或缺的,它不但可以促进儿童智力的发达,而且会导致作品内涵的丰富、深刻,提高作品的层次。文中还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成人化”做了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