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与包容性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一场疫情引发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不仅对全人类的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对文化价值层面产生重大影响,使“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面临更多的文化风险。本文从文化风险的视野出发,结合后疫情时代的文化思想(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种族主义和科技霸权),剖析了“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类型(文化认同风险、文化信任风险、文化安全风险、文化表达风险)和文化治理诉求(认同、信任、安全和表达),并从文化分层的维度(文化整合层、文化维模层、文化冲突层和文化交往层)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化解文化风险的根本治理路径——建构“一带一路”包容性文化共同体。     

国家身份对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的影响模式

文章从安全化视角切入,作为非传统安全议题的解决路径安全化可以被分解为三个阶:“存在性威胁”出现、“存在性威胁”蔓延、“存在性威胁”应对,将国家身份这一内涵丰富的概念解构为“三维一体”的模块:自有身份、集体身份、角色身份,从而探寻国家身份与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安全化路径之间模式.     

上海合作组织的历程、课题与动力——一种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审视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地区化趋向,安全研究随之开始从“全球层次“向“地区层次“转移,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正值此时产生。这一理论开创性地构建了一种针对地区安全研究的新范式。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冷战后亚洲地区十分典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它的创建动因、功能结构与动力基础,从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审视,主要源自复杂的边界问题、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与挑战、大国势力的渗透与博弈以及地区规则与地区认同的建构。上海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与功能扩展,主要取决于区域内国家间经济与防务领域的合作深度以及相互之间集体身份的建构程度。     

试论冷战后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对国际安全、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的影响日益增加 ,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解决机制尚未完善。面对本世纪头 2 0年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应该如何规避战略风险、营造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至关重要。本文将通过对非传统安全的概念界定和主要影响的分析 ,形成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战略构想。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首先需要转变安全观念 ,同时积极参与跨国跨地区的国际合作 ,降低非传统安全危害的程度。     

国际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研究——以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为例

高质量共建是“一带一路”现阶段建设的目标，而高质量目标的实现必然是机制化，其具体机制建设亟待深入探讨。文章基于国际合作机制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观念、权力和利益揭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机制属性，并梳理和分析了“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进展与不足。自“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以来，建立了磋商机制、协议机制、协调机制和辅助机制等多形式、多领域合作机制，但是未来“一带一路”合作机制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化建设。为此，结合具有“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双重属性的中国—葡语国家合作机制建设案例，考究了20年来中葡论坛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特点与路径，为完善和深化“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提供一种新思路，推动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表明国际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是影响国际合作的两个核心变量,二者的共振决定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本文尝试建立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的新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共同利益、身份认同及二者共振对国际合作的作用机制。倡导建立国际公共产品的联合供给模式,为国际合作创造条件、增续动力。通过共同利益的整合与创造,突破利益隔绝“藩篱”,减少互斥利益及其干扰,实现国际合作的充分与分布再平衡;通过合作身份的凸显与相互确认,减少消极情绪和错误认知,推动“收益—责任”分配的日趋平衡。着力加强共同利益建构及其制度化和提高身份认同程度及规范的内化,降低国际合作脆弱性,提高合作效率,保证较高的国际合作实现程度。     

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建构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已经走过十余年历程,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共建国家发展赢得新的机遇。随着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可以反映美国对该倡议的态度,便于中国做出有效应对措施。研究运用语料库文本挖掘方法,选取美国两大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中涉及“一带一路”的报道文本,从主题分布、主体建构、搭配词和索引行等维度考察美国主流媒体对该倡议的话语建构方式。研究发现,十年间美国两大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和中国影响力等多个主题。根据时间变化,报道主题存在三个阶段的差异:初期突出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中期重点报道中国的世界影响力,近期涉及新冷战等主题。两大媒体通过勾勒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大国关系和中美贸易等内容建构“中国”和“一带一路”形象,对该倡议的认知从早期的中性态度转向中近期的消极态度。基于此,一方面适时开展舆论反击工作是应对美国舆论的关键,向美国媒体传递高质量“一带一路”信息以回击不实言论;另一方面事实胜于雄辩,继续坚持共建“一带一路”是长期发展之要义,展现大国的胸怀与担当,吸纳更多国家参与“一带一路”,推动共建国家合作共赢,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新冠肺炎疫情与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必要性研究 ——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

"非传统安全"在冷战结束后逐渐成为"显学",中国目前也面临着诸多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此次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鲜明地凸显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典型特征,即跨国性、爆发性、长期性和动态性,更警醒我们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已经迫在眉睫。而应对全球安全风险挑战,有赖于世界各国通过合作的方式,建设性地处理和化解安全危机;有赖于世界各国坚定维护和悉心治理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体系;有赖于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聚焦合作。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具有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模式,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是重要发展方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已在合作机制和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丝路电商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同时还存在对数字经济认知不一致、外部环境压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数字经济规则和机制建设不足等挑战。未来,要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强化“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和经贸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认知与传播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参与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中国方案。绿色发展理念是在气候危机严峻、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时期驱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的重要依托。然而，在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与国际传播语境嬗变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情势也面临挑战。而许多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海外媒体、海外学界、国际智库等不同类型的传播主体，通过权威性、大众化、学理性、专业化等不同特点的传播方式，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模式、意蕴进行阐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知与认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宣传工作必须统筹国内与国外两路资源，充分调动海外传播主体的积极性，发挥海外传播资源的优势，推动构建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多层次、持续化的中国理念海外传播体系，从而增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文化缺失、代际差异与同性恋认同模式

清末民初从西方传入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身份与传统中国的同性性行为之间存在断裂并缺乏传承性。现阶段的同性恋社群缺乏自身独特的亚文化、并正处于代际转变期，它仍有待于过渡到“形而上”的阶段，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同性恋者与年轻一代同性恋者之间存在明显代际差异。同性恋文化缺失主要表现为：缺乏角色规范、家庭文化的缺失、称谓模仿、“白咖啡与黑咖啡”四个方面。在文化缺失的状态下性行为成为性身份的促变因素并进而影响同性恋者的认同模式。老一代同性恋者的认同模式偏向于“以性为中心”，而年轻一代则“以身份为中心”。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可能预示着同性恋者行为和认知模式的转变。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路径探析——基于全球治理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多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各方共识,是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指导理念和实践方案。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即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围绕“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擘画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有效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策略

“一带一路”建设有力促进了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为沿线各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总结近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就,剖析存在的难题,明晰在国内外环境变化中面临的挑战,提出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建设理念,恪守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建设原则,是有效应对外界干扰、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项目建设效益的保证。要加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机制建设,明确新形势新格局下“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国家和重点领域,以更高水平的自主开放和制度型开放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内基础。     

中国边疆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就、挑战与新思路

边疆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10年来，在“五通”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下，边疆地区恰逢中国政府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支持与周边国家合作诉求及意愿强的机遇，也面临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和边疆经济发展水平低的风险。边疆地区需秉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借助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参与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和生产网络，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企业升级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尤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质量来实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启示。     

论“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创造的投融资机遇、市场条件及风险分布

“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难得的投融资机遇、国际分工环境和市场条件.同时,依托于“一带一路”沿路国家和经济体的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着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政治稳定性与政策变动、生态变迁与环境破坏、安全与利益冲突、货币与金融、外部力量干预等多方面的风险.我国需要积极倡导和推动亚洲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并在适当时期启动菲自由贸易区和中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     

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一带一路”是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数字金融有助于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实现“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以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着数字鸿沟问题凸显,金融产业发展滞缓,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经济风险逐步涌现等问题,导致沿线国家纵向无法联动,横向难成合力,严重制约“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国应充分发挥数字金融驱动作用,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锻造数字发展动力,擢升资金融通效能,激发可持续发展活力,筑牢经济安全屏障,推动“一带一路”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继而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与实践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统筹国内外资源要素、完善流通体系建设，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通过开辟国际循环新空间、拓展国际循环新领域、创新国际循环新模式来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以政策沟通为引领，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内区域战略的有效对接；以深化互联互通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硬联通”与“软联通”并举；以产业合作为载体，拓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领域创新为机遇，激发“一带一路”发展新动力。     

国家认同建构：从“五族共和”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内涵看,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是民族的认同整合,即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或实现各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发展。在近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程中,“五族共和”开启的“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各族身份”的“二重民族构建”催生了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与“平等共治”两条进路。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之争使得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逐渐分野对立：国民党片面强调“国族建构”的“国族同化”进路否认各民族,滑向了大汉族主义的泥沼;共产党强调“各民族解放联合”的“各民族平等自治”进路赢得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但客观上也存在弱化中华民族建设的嫌疑。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使得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走向了协调统一。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实现各民族的认同整合,完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层面认同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