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

何休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个承先启后的人物,早期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他完成的,他提出的“三科九旨”说事实上已成为后世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人刘逢禄竟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可见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公羊家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但是,何休的“三科九旨”就其思想内容来说,究竟与《春秋》和《公羊传》有何密切关系,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其主要观点上,歪曲了《春秋》和《公羊传》的本义。它的思想应该说属于何休自己。     

公羊家隐性批判“讳”的理性审视

＂讳＂是春秋公羊学的重要理念。《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不仅是《春秋》笔法,也是《春秋》大义。＂讳＂本质上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隐性批判,体现了孔子作《春秋》的价值命意。理性审视隐性批判＂讳＂,不仅能加深理解《春秋》尊尊、亲亲、贤贤大义,而且能加深理解公羊学派的批判精神,还能加深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真相。     

春秋公羊学论略

春秋公羊学是先秦齐地学者诠释《春秋》形成的学说。关注社会政治是春秋公羊学的最大特点,经学外王的政治学说集中见于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学的内在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决定了它在西汉与晚清的两度辉煌。但这两度辉煌却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其理论内容也有不同的时代印记,揭示了春秋公羊学理论的价值与不足。     

皮锡瑞《春秋》“借事明义”的根基与限度

《春秋》有事与义两端，汉代公羊家认为《春秋》讬王于鲁，可谓讬义于事，而郑玄提出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应当是“因事见义”。讬是假借义，因是根据义，二者一虚一实，形似而实异。皮锡瑞发扬汉代公羊学的假讬义，借助宋儒分离事与义的解释框架，同时综合常州公羊学和晚清公羊学，提出折衷性质的“借事明义”,一则整合公羊学内部的非常异义，二则取代渐生歧义的“王鲁说”。在皮锡瑞之后，“借事明义”几乎成为公羊学的入门法则，但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借事明义”的解释限度，重估晚清创造的春秋学传统。     

经权与文实——论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

董仲舒与何休虽然都是两汉公羊学大师，但其思想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从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二人思想之间的差异：何休从“例”出发，极力辨析其非“实与文不与”，不与大夫专平；董子则从“义”出发，站在仁以行权的角度，褒扬大夫专平的行为。董、何之间的这一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处时代不同，何休面对日趋分裂的时代局势以及古文经学的挑战，更重视强调“尊王”大义，而汉初的董子虽然也有“大一统”的焦虑，但气魄显然更大。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二人对公羊学的定位不同，董子是借《公羊传》以阐发其儒学思想，何休则致力于将公羊学建构为一门发挥改制、新王大义的政治理论学说。公羊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导致了其千年沉寂，但在晚清大变局中又重新被发现和重视，何休功莫大焉。     

从“圣王”到“素王”:公羊学视域下的德性政治

“素王”问题导源于孔子有德无位的生存处境和儒家“德位合一”思想信仰之间的理论张力。在公羊学中,它内嵌于“素王改制”的义理结构,以独特的政治思考传达出强烈的道德意识;在德性政治脉络下,它则凸显出儒家关于“德位合一”这一理想政教的思想路径与价值诉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素王”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春秋公羊学乃至整个儒家政治哲学的关键枢纽。     

刘歆的春秋学思想新探

对于刘歆的春秋学,向来认为其是左氏学,并且把其与公羊学、穀梁学对立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情况。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因此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左氏学的义理,从而使得左氏学章句、义理都很完备。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左氏学的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即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从《小雅》看西周末期宗亲基础瓦解之先声

《诗经·小雅》里的政治讽刺诗篇,向人们展现了西周末期混乱黑暗的政治局面。宗族之间互相倾轧,加强力量的手段,以及相应的结果,是造成西周社会统治依赖的“尊尊亲亲”(宗亲)基础瓦解的先声,也是西周、春秋间用人标准逐渐不再以血缘、出身为唯一标准的原因。     

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新探

战国封建论者以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为据,说明商周的“臣”、“众”、 “驭”、“鬲”、“人鬲”、“五夫效父”是奴隶,论证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然而,经过认真的译注,切实的辨析,我觉得他们引用的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被他们曲解了,而西周金文(释文)和商代甲骨文(释文)等古籍恰恰说明商周的“臣”、“众”、“驭”、 “鬲”、“人鬲”、“五夫效父”不是奴隶,反而证实西周春秋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 郭沫若的《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把《令鼎》定为成王时器。他在《释臣宰》和《驳〈实奄字说〉》中摘录了《令鼎》金文(释文)的一句话,证明“臣”是奴隶,现抄如下:     

“以义解经”：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的桥梁——读《〈公羊传〉“以义解经”探微》

“以义解经”是《公羊传》解释《春秋》的主要方式,并因此成就了公羊学的重要标志,以之区别于《左氏春秋》的“以事解经”。“以义解经”与“以事解经”虽仅为春秋学的两种不同释经方式,但正是由于观照方式的不同,经典所呈现的意义也就大相径庭。但可能因为很多学者把“以义解经”仅当作走进《春秋》或《公羊传》的“工具”,     

正名以求王道——民国时期宋育仁复辟诉求的经学视野（1912—1924）

“正名”是儒家政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观念。深受传统学术熏陶的读书人在面临近代中国新旧秩序急剧更迭之际，倾向于利用既有思想资源去回应政治现实。1914年的复辟风波中，宋育仁提出辛亥鼎革符合《春秋》“王鲁亲周”的大义，只需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正名“总统”为“公”，即可复辟王道。为了瓦解民国的正当性，宋育仁进一步辨析“革命”“禅让”等名词概念的政治内涵。尽管这些努力在新时代的形势下都难以成功，不过这套经学政治话语颇能折射出民国时期多元歧异的政治文化。     

西周春秋的仆和庶人不是奴隶——兼评郭沫若同志的战国封建论

一仆在西周春秋不是奴隶,已为当时及先秦的文献所证实。《召伯虎簋》的西周金文说:“余老止公仆庸土田。”“庸”即“雇”。此话可以译为:“我的父亲止公雇仆耕种土田”。可见,仆在西周是佣工,西周已出现了雇农。《左传》说:“崔氏之乱,申鲜虞来奔,仆赁于野,以丧庄公。”“赁”即“雇”。此话可以译为:“(齐国的)崔氏那次作乱,(齐国的)申鲜虞逃跑来,雇仆在野外,为(齐国的)庄公守丧。”沈玉成在《左     

“风雅正变说”溯源——从朱自清《诗言志辨》说起

风雅正变是《毛诗序》提出的重要诗学理论.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正变》中认为,风雅正变说是受六气正变的分别和天象正变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刘向《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 “诗妖说”的直接影响.此说值得商榷.孔孟关于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论述,应该是风雅正变说的直接理论源头.孔孟倡导权变的思想方法,春秋公羊学家继孔孟之后提出了经权、常变范畴,用来评价春秋时期正常事件和非常事件.《毛诗序》吸收了春秋公羊学的经权、常变概念,以此来解说《诗经》中的美刺现象.《毛诗序》所说的正风、正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常辞”、“经礼”;《毛诗序》所说的变风、变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应变”、“知权”;变风、变雅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在可以然之域”;《毛诗序》的“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略似公羊家所说的“有善”.风雅正变理论合理地解释了《诗经》中一百多首刺诗现象,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诗歌如何履行批判现实政治使命的问题.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春秋榖梁传》与法家思想

《榖梁传》阐发的《春秋》义法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它抛弃了先秦儒家以及西汉公羊学说所秉持的政治批判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宣扬君尊臣卑、君权至上的政治理论.这种思想的形成,与榖梁学和公羊学在争立学官上的对立与交锋有直接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汉儒通经致用的实质.     

《春秋穀梁传》与法家思想

《穀梁传》阐发的《春秋》义法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它抛弃了先秦儒家以及西汉公羊学说所秉持的政治批判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宣扬君尊臣卑、君权至上的政治理论。这种思想的形成,与穀梁学和公羊学在争立学官上的对立与交锋有直接的关系,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汉儒通经致用的实质。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从春秋公法到天下秩序的现代重建——以宋育仁《公法驳正》为中心

宋育仁写作《公法驳正》批判欧洲国际法体系,运用《春秋》义理构建普遍主义新天下秩序。晚清“春秋国际法”范式可按思想文本和历史实践予以区划,宋育仁是罕见地对国际法原理及其理想世界方案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他反对伦理与政治的“脱嵌”,提倡家国天下一体的礼法秩序,并主张不同于“世界主权”构想的以民本—治理权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宋育仁春秋公法学所体现的“古典的现代性”方案至今仍有其理论意蕴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