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

张岱年在中国新哲学建构方法上所提出的“综合”之说，本质上是“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受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所影响，是对张申府“三流合一”说的深化和发展。张岱年关于建构中国新哲学的“综合”之说有一个发展、深化过程：从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综合”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新哲学，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国哲学、新唯物论和分析哲学以建构中国新哲学，再到以中国哲学的精华为根基“综合”中西哲学之优长之处，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熔铸理想主义精神的“创造”的“综合”，最后归结到建构新哲学的方法和建构中国新哲学的方法的统一。     

张申府和张岱年的价值哲学及其差异——从“中和”转为“兼和”的时代精神

张申府和张岱年都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理念作为自己的哲学背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只有了解它,抓住它,才能真正了解时代精神是什么,及其在哲学体系中的具体体现.张申府将其作为时代的权衡,命名为“中和”.张岱年将其称为“兼和”.本文意在通过分析时代精神的变化,诠释两人哲学的异同及其“价值哲学体系”的转化.     

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

张岱年是20世纪30、40年代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少数几位中国哲学大师之一。张岱年试图在中国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土壤中生长、发展出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独辟蹊径的探索。张岱年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和其他人类智慧成果,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虽然未能充分实现,但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张申府生平及其学术概略

本文从一波三折的政治生涯、中国罗素哲学专家、中西互补的新哲学论等三个方面,介绍论述了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张申府的生平及其学术概略。     

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

张岱年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三四十年代创造了中国现代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方面,他开辟了与现代新儒学迥然不同的“继续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的唯物主义哲学方向;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独辟蹊径的探索,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不应忽略的重要一章;他是昙花一现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学派的主要理论代表,其实这派哲学亦颇适切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需要;他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继续前行的现实道路。     

论张岱年对罗素哲学的诠释与会通

张岱年的哲学启蒙始于阅读罗素的著作,他高度肯定罗素哲学所提倡的逻辑分析代表了哲学的基本方法。张岱年对罗素哲学的诠释和运用是多方面的,从研究方法到哲学命题都有深刻的影响,并且在张申府"三流合一"命题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之一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方法上将现代唯物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在内容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和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最后,比较了金岳霖和张岱年对于罗素哲学的诠释会通,揭示其在20世纪哲学史上的学术价值。     

近期台湾一派伦理学述评

近期台湾省内较有影响的哲学伦理学派别大体上可分为三个:一是政治上直接为台湾当局服务,在宇宙观或本体论上坚持“心物合一论”、“心物一体论”的“中性一元论”哲学、官方唯心主义哲学。其主要研究目标,被确定为“重建三民主义哲学基础、哲学体系”。这一哲学派别在致力于上述问     

论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和最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创立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把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道德心和认知心统一起来,把智的直觉即德性之知和科学理性统一起来,给新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找到了哲学的依据。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成为以中国哲学为本融合和消化西方哲学的一个典型。无论他的哲学有什么偏颇和缺陷,但他开辟的融会中西哲学的理路无疑是正确的。     

会通中西熔铸古今--读《张申府文集》

《张申府文集》于2005年1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出版对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以及学术文化诸多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正如张岱年先生在该文集的《序》中所说:“张申府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1993年中国文     

试论哲学的层次结构——兼涉几个相关问题

按照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的顺序 ,哲学的内部结构可划分为五个层次 :哲学观点、哲学学说或哲学体系、哲学形态、哲学类型、哲学学科。本文分别讨论了与这五个层次分别相关的下述问题 :“哲学家”称谓的意义 ;哲学的思想体系和叙述体系之间一与多、源与流的关系 ;作为哲学类型的现代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依据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特质 ;哲学的中西差异以及中国是否有“哲学”学术公案。     

张岱年兼和哲学的和平论构想

在不同文化、社会、民族之间发生强烈冲突的时代,张岱年形成了他独有的兼和哲学。兼和思想是他在传统的和谐、中庸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发展而来的。张岱年早年受到其兄张申府"三流合一"的哲学观的影响,形成"综三合一"的哲学体系,并最终形成了"工"字型的"三极哲学体系"。兼和哲学中,"兼体"概念是"兼和"价值体系中的一种本体范畴,而兼和则具有创造性、多样性、统一性。兼和理论能够普遍适用于处理社会中复杂的阶层之间以及各种宗教与哲学派别之间的矛盾。张岱年认为传统的中庸思想使人们缺乏创新的精神,必须转换为兼和的"永恒两一"对立统一的精神和价值标准。兼和理论在内涵上具有自强的进取性和厚德的包容性,而包容性是兼和价值平衡的前提条件。     

探寻"新理学"的建树与缺陷--《传统形上智慧与社会人生的现代开展》评介

“三史释今古 ,六书纪贞元” ,冯友兰先生兼治哲学史和哲学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写下灿烂一笔。除了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地梳理诠释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 ,先生还以其学贯中西的营养 ,致力于建构融合不同文化的哲学体系 ,即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贞元六书”中展示的“新理学”体系。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的邓联合先生在对“贞元六书”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传统形上智慧与社会人生的现代开展》一书 ,对“新理学”体系作了较为系统的解读。该书近日已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凡 2 4 .5千字 ,共五章。作者直面冯氏文本 ,又在“回到冯…     

论“五四”时期的中西哲学比较及其历史影响

“五四”时期的中西哲学比较,表现出中西哲学结合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影响了“五四”以后的哲学发展,形成了三种类型的中西哲学结合的哲学体系.     

从"三教合一"到"三流合一"——中医哲学发展史观

"儒学为魂,道学为体,释学为用"是传统中医哲学的基础,重构与时代相适应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医哲学是发展方向.中医正处于"三教合一"的基础已被破坏、而"三流合一"的体系尚未建立的思想真空期,这是中医危机的深刻原因.清醒认识中医哲学发展史观,是挽救中医的关键.建立"三流合一"的中医哲学更是复兴中华医道、中国哲学、中华文化之必须,也可能推动未来科技的发展.     

"大哲学"观与中国现代的哲学发展--赵敦华教授访谈录

在现代中国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哲学被一分为八。有名无实的一级学科与各自独立的二级学科的不合理划分,使中国现代的哲学学科体制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格局,本来都是在研究哲学问题,但是彼此之间却壁垒高筑、以邻为壑、互不理睬,长此以往,哲学如何承担文明的基础、文化的核心重任?哲学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学科壁垒的痛楚,“打通中西马”的呼声日益强烈。人心思合,但出路何在?这是我们此次访谈所关心的问题。赵敦华教授在西方哲学、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造诣很高,有丰富的论著出版发表,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相当的研究。近年来,他高度关注中国哲学走向问题的反思,先后发表了“‘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哲学的‘进化论转向’”、“西方哲学的出路:终结还是转变?”、“研究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正本清源’方案”、“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十个误解”、“中国古代的价值律和政治哲学”、“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论”等重要论文,他提出的“大哲学”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他的“正本清源”、“推本溯源”和“返本开新”的构想为打破“中西马”隔阂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思路。     

“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

“大一统”本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常识概念,但是,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深化,新史观的输入,其渐成解构对象。而今,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它再次成为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性概念。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大一统”研究,其内涵、研究历程、概念重启的缘由需要进一步厘清,也需要回应诸多理论挑战。现代政治思潮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构成传统概念再诠释的政治与学术边界,也赋予其新的政治意涵。近年来的“大一统”研究实质上是对“何为中国”的现代政治知识回应,是中国国家理论的构想,“大一统”的知识论证有赖于“现代中国”的理论想象。     

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可以明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和季羡林先生的“佛教语文学三转”之不同,佛教语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完全不同的演进轨迹从而显现。陈寅恪先生因“史学三变”而灿烂夺目,季羡林先生则因“体”一“用”一“体用圆融”的“佛教语文学三转”而彪炳辉煌。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直觉论解析

早期现代新儒家是指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为主要代表。直觉主义是贯穿早期现代新儒家的一条思想脉络,是在继承传统儒学中重体悟的工夫修养论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哲学理智主义中的合理因素,以纠正当时西方科学理性主义过盛的流弊所形成的哲学方法;也是以本心或宇宙整体为研究对象,以内省体悟为主要形式,通过道德实践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即天人合一的道德修养的工夫论。直觉主义在早期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中的表述和地位不尽相同,梁漱溟和熊十力将其视为获得哲学真理的“根本智”,冯友兰和贺麟则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方法论,这种区别与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形上学基础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均将直觉方法作为达到其最高境界所不可缺少的途径,这是其他哲学方法所不具备的地位。     

体验、解析、会通——张岱年哲学方法论的综合创新

体验、解析、会通的有机统一,是张岱年《天人五论》所建构的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排斥直觉法,因而不同于现代新儒家和清华学派的哲学家;同时,它把辩证法看成一般的学术方法而非独立的哲学方法,这又使其不同于当时的新唯物论者。这种方法论是在综合中西哲学方法以及近现代各派哲学方法基础上的一个综合创造。     

学理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申府辩证唯物观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家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张申府创造性地总结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唯物辨证法的精髓就是实而活,并有意地以中国哲学充实、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能够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和运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张申府主张对各种优秀文化采取以我为主、辩证综合的方法,切实地吸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使得张申府的辩证唯物观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传播效果上,都切实地做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申府先生既能有如此的理论自觉。不但难能可贵,也为我们当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