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真实性的存在论证明--论海德格尔美学的意义及缺憾

本文对海德格尔从存在论角度论证艺术真实性的思路作了梳理,并就有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     

语言的逻辑与“逻辑”（Logos）的语言——简析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语言观的批判

指出逻辑主义、工具主义语言观的不足之处,提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语言观,是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重中之重。在他看来,非形而上学的语言理解和逻各斯的原初含义息息相关。形而上学的语言观把语言当作固定的对象物和符号系统,是人类语法逻辑的展现。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不是逻辑和理性的系统,而是古希腊“逻辑”（Logos）意义上的“聚集”和显现,是非形而上学的、主客一体的原初“发声”。     

“解构”·“克服”·“经受”——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思

海德格尔的哲学运思始终都是自觉地以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即存在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并不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范畴。他希腊式的形而上学之思总是呈现出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是笛卡尔以降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特征。把握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立场和观点是理解西方二十世纪哲学走向的一个关键,在他的思想历程中,有三个环节或术语:解构(Destruktion)、克服(berwindung)、经受(Verwinden),这是准确理解他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枢纽所在。     

重建，而非摧毁——对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再思考

在海德格尔那里，“克服形而上学”并不是要摧毁形而上学，其根本动机乃是要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努力寻求一种解说存在意义的新境域，从而得以在新的地基上重新经验形而上学的本质。     

中国哲学“体知”的意义——从西方诠释学的观点看

"体知"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面对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方法,与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儒家的"体知"观念则更重在个体生命的修身成德和道德实践性的充分扩展,凸显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旨趣。作为认识社会、体悟人生的实践型智慧,"体知"重视内在的省察,反观自我之心灵,而非一味地逐于外物;强调个体生命的亲历性和在场感,将知识的获得和生命的直接体验融合为一体,视求知为一个知识内在化的过程。同时,"体知"又包含了身、心、灵、神等不同的层面,在社会实践的场域中,不断地反思和重构已有的历史意识。就个体生命而言,"体知"是一个接受教化、融入群体的过程,又是见证人类普遍精神、存续文明脉流的不息活动。     

“虚灵明觉心”：唐君毅建构形而上学的道德修养基础

“虚灵明觉心”是唐君毅先生建构形而上学的道德修养基础。本文分析了唐君毅“虚灵明觉心”思想的来源、特点及学者对此“心本体”理论直接与间接的批评意见,认为唐君毅“虚灵明觉心”形上本体论是一种“人义论”“人本论”性质的“现代性真理”建构,具有现代人文的开创之功,并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哲学诠释厘清了一条可行性道路,同时也有理论上的瓶颈及深度上的不足等问题。     

从“本体论”到“伦理学”:西方形而上学的本真转向

生存实践性的主题意识在后形而上学的合法性上占有自身的"席位"。要真正理解"后形而上学"的深层根据,必须置越于纯粹理论话语的圈子,从"实体思维"转向"实践伦理思维"的界面,看到后形而上学的理论命运与人生存命运之间的内在生存的隐喻关涉,而非单一的在某一限定的维度里进行单一形式的逻辑思辨或置界、越界,这才是后形而上学生存的旨趣,同时也是伦理学维度在其"晦蔽""去蔽"后的"敞亮"。     

早期海德格尔对“历史”意义的解构

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意识兴起,为了解决其中出现的"历史"问题,海德格尔在1922年夏季学期的讲座中,对该词的意义进行了解构。这一解构显露出了对历史意义的一种更深刻理解:应当从我们自己的当今时代出发,把历史理解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历史乃是生活自身的历史,必须投入到生活体验中去,在其中解构生活,让生活恢复其本来面目。     

再造“光晕”：一种存在论的可能视角

“光晕”作为20世纪西方美学与艺术批评领域的重要概念,以其复杂性和难以界定的流动性同与之相关的诸概念共同构筑了本雅明历史哲学思想中理念的“星丛”,同时获得了一种美学上的本体论地位。本雅明以“光晕的消失”对机械复制时代传统艺术的式微进行批判,围绕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提出了一个与“主体性”密切相关的现代性难题。今天,技术的不断进步将我们带入了“数字化生存”阶段,借新媒介技术创作的数字艺术声称再造了一种全新的“光晕”。然而“光晕”从诞生之日起实际上就关涉着人与艺术的本质问题,其消失或恢复的背后关联着复杂的历史性问题。本文沿着一种存在论的视角,对“光晕”的原初概念及其消失进行重新理解,可为数字时代艺术再造“光晕”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亚里士多德文本的现象学阐释——海德格尔“那托普报告”的构境论解读

青年海德格尔在著名的"那托普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新世界观。其中,对亚里士多德的文本解读成为这种新世界观的重要文献依据。可是,海德格尔并没有依从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历史语境,而是对其进行了拆解式的现象学透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之中,海德格尔读出了形而上学地保真交道环视王国之上的功用价值取向。     

形而上地讲形而上学——论海德格尔重提“存在问题”的意义

海德格尔在其一生的哲学生涯中 ,都在试图为形而上学找到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 ,为此 ,他重新提出并进一步界说了“存在问题”。从中我们认识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为我们所理解或研究的形而上学并不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而充其量只是科学 ;而对于任何一门科学来说 ,事实上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诺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即是“存在问题”。     

从“本体诠释学”到“解构的实践批评”——对斯皮瓦克理论精神意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描述

著名的后殖民主义、新女性主义比较文学理论家斯皮瓦克曾坦诚地说自己受德里达与马克思的影响比较大,但又肯定地说自己不是解构论者,也不是基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她在对解构论深入细致的马克思理论批评与对马克思理论深入细致的解构论批判过程中,尤其在广泛、具体而深入、系统的底层人研究(包括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逐渐实现了对德里达超越视觉主义性质本体诠释学的解构的实践批评超越,并提出著名的学科终结观点,树立学科之后研究路线。     

论当代形而上学视域下的“中国梦”之价值

西方哲学的基本视域大都植根于其久远的精神传统之上的,这一思想根基就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整体结构与关注聚焦点在于如何通过形而上学的不断阐释来推进和重塑形而上学,西方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复活大都在新的前提下,来助力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提升自身的活力。现代形而上学的理解方式和阐述样态有着新的特点,体现在与时代精神的旨趣相吻合,总是力图在超越旧的精神状态的过程里,重铸现代形而上学的价值。本文提出了形而上学现代架构中的基本样式,强调现代形而上学的价值,并尝试着从形而上学与“中国梦”的契合点上挖掘形而上学的特有功能,即表现在对理性超越的不断追求,对实现过程的历史包容,对现存状况的批判反思以及对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强调在当代形而上学的视域中建造“中国梦”的价值目标和追求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儒家经典形式转换的诠释学意义

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根本,这些典籍的产生与成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的经典基本上是以口头的方式集结与流行的,到了西汉,始有整体性的书写转换,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在儒家经典传衍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文字书写的出现将口语表达做了抽离化的处理,产生了提升与变形,在理解的复杂性上便远远超出了原有的表意。因为去情景化的缘故,文字书写为后续的理解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歧义性,也打开了无限的释义空间。书写对于口语而言,不只是具体的内容得以记录,而且扩展了记忆的历史,使得片段的、不连贯的记忆变成了可以叙事的统一体,一种有限的具体性便融入了普遍的世界关系之中。从口传到记录成文,再演变成为有系统体式的各类文章,这就为书写和阅读的诠释学间架奠定了基础。在此形式转换中,汇聚成篇的经典文本成为观念交互性展开的集散地,也是人们从历史经验来观照自我、汲取思想养分的重要源泉。     

从先验逻辑到存在绽出——海德格尔想象力对康德想象力的超越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版范畴先验演绎和图型论中,康德以主体性先验演绎逻辑规定了先验的想象力作为认知过程的一个必要功能--具有积极地建构经验对象的能力.海德格尔在时现象学方法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借助于对源始的时间性的分析.赋予了先验的想象力新的价值:想象力的综合不再像知性概念那样是规范的,完全依赖于知性统觉,而是自身收成的.是完成自身超越的本源性力量,它不仅独自构成了一切对象知觉的最源始条件,还是人类理性得以超越出来的根本原因.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认知想象力的批判使得海氏哲学完全超出了知识论层面,打开了存在论的视域.     

“显现”概念的现象学位移：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阿伦特

“显现”概念是胡塞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现象学最直接的交汇点,他们都将“现象”的原初意义理解为“自身显现”,这既体现了三者在“回到事实本身”问题上的一脉相承性,也彰显了现象学理论谱系的相互关联性。但他们对显现内容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又充分体现了他们各自理论的自足性。胡塞尔强调“纯粹意识”之显现,将“什么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转换为“如何显现”的现象学问题,开创了现象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海德格尔强调“存在者自身之显现”,将“现象”从意识领域拓展至整个存在者领域,实现了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而阿伦特则强调“人之复多性的显现”,揭示了现象学所隐含的公共维度,实现了现象学的政治转向。     

“存在的建基者”：海德格尔论诗人对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性意义

海德格尔将“自身”（Selbst）作为“人是谁？”这一问题的追问基础,并指出“我”与“我们”都同样源初地奠基于“自身”之中。因此,“本真性的我”与“本真性的我们”一直是海德格尔哲学思考中并行不悖且不可分割的两个同等重要的维度。通过对海德格尔20世纪30年代的文本更深入的研读,我们发现海德格尔的诗学所强调的另一个维度被我们所忽视了,诗人不仅建基供个体此在诗意栖居的家园,而且也建基本真性的民族共同体。     

对孟子“夭寿不贰”句之解读--以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思想为参照

孟子云“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中包含着“夭寿（生死）与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修身立命”这两方面的问题。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在时间的视域下,将此在解读为“向死而在”,与言说“生生之大德”的儒者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命定的偶然性（个体的人必然有具体的实质限定）、必死性（有限个体必有其死）和使命义（人禀受善性而有道德使命）这三者构成了《孟子》中的“命”义。孟子反求诸己,追求人的本然善性和生之尊严;海德格尔则认为面对死亡的决断,是个体成为本真存在的关键,而儒者的生活方式可视作本真存在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