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廷杖探析

廷杖古已有之,至明代发展到极致并与国运相始终,殆尽于一种制度,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是有明一代著名粃政之一。廷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从太祖登基到英宗去世（1368～1464）,中期从宪宗即位到张居正去位（1464～1582）,后期从神宗掌权到明亡（1582～1644）。明代廷杖是＂重刑治吏＂之封建专制治国理念的必然结果,是皇权与士大夫之间对抗的产物,其泛滥也与此时期文官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关。     

朱元璋行廷杖的本质及心理分析

朱元璋开启明代廷杖,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自卑性格作祟,另一方面是他深谙廷杖折辱人尊严的本质,试图利用廷杖这一刑罚打掉士大夫官员的尊严、自信、人格与骨气,让他们再不敢抱有和君王共治天下的幻想,使他们完全依附于皇权,以实现皇帝个人唯我独尊的局面。以往的研究依据旁观者的描述去看待廷杖,将其看作是士大夫官员用来砥砺志节、激扬名节的捷径,其研究偏离了廷杖的本质。廷杖的本质在于折损士大夫官员的士人气节,打掉他们的人格尊严,从而给皇权制造大批忠实的奴才。朱元璋和他的继承者们也确实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是廷杖之刑对明代的士风和政治风气也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明代后期,折了气节的士大夫官员面对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的历史巨变,多变节自保,加速了明代的灭亡。     

锦衣廷杖与明代官僚心态

明代锦衣卫职守所施行的廷杖,历来为世人所唾弃。但在对明代廷杖的起因和过程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之后就会发现：明代政治生活中廷杖这一酷刑在其随着历史进程演变当中所造成的种种结果,无不时时刻刻反映着明代皇权与官僚阶层之间互动过程中的微妙关系。     

“廷杖”首创于朱元璋?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堂、朝廷上杖臣下.“廷杖”之刑到底始于何时呢?最近,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一文(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9期)中说:“自从朱元璋首创‘廷杖’之刑,即被当场打翻在地,扯去裤子,棍棒齐下,皮肉遭殃的文武官员更是不计其数.”据查,此说来源于《明史》卷95刑法志.其文曰:“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矣.”经过翻检史书,觉得此说不确,现质疑如下:     

明代言官与皇帝述论

明代言官是对十三道监察御史(简称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简称给事中)的统称.由于明代谏无专官,让御史和给事中兼负进言之责,所以也称他们为言官.这样明代言官既有纠举弹劾之权又有进言上谏之责.明代在言官的设置上颇费心机,使言官秩甚卑、权甚重、赏甚厚.因为秩卑其爱惜自身之念轻,权重则职司不受阻碍,赏厚则求效之心激切.明代言官仅为正从七品小官,其秩甚卑,却可以进谏皇帝,弹劾阁臣大僚,其权甚重;可以超迁为按察     

明代阁臣群体为相情结述论

明代的内阁阁臣越到后来越被朝中上下目为实际上的“宰相”,不少阁臣亦不免以“相”自处,乃至行相权之实。本文旨在说明朱元璋虽然从政治上废除了宰相制,但从实质上看,皇权不可能真正合并相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对内阁的把握及对阁臣的任用在潜意识或反映在政治事务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阁臣当作宰相看待,阁臣甚至被赋予近似宰相的权力,相权观念在朝廷内外官僚群体中亦渐趋复苏。内阁职权的逐步宰相化发展,皇帝和其他官僚亦逐渐对阁臣寄予宰相的期望,而在朝政的运行方面也随之对阁臣提出了宰相般的事权要求。阁臣思想意识中存在浓重的为相情结可以说是与时相应,阁臣群体为相意识的复苏实际上是合乎明代政治走势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荷校考

明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封建帝王曾以廷杖羞辱惩罚臣下,百官庶僚动辄被杖,血溅龙庭。武宗正德时谏南巡、世宗嘉靖时议大礼、神宗万历时劾夺情,皆有正直官员毙命杖下。在明代,作为羞辱惩罚官僚士大夫的手段,除廷杖外,还有荷校。荷者,负担也;校者,枷也。荷校即以枷加颈之谓。史称此法古已有之。唐代酷吏横肆,创“凤凰晒翅”、“猿猴献果”诸名色,逼供案犯。宋代“天禧中河决渭台,齐鲁承其敝,朝廷遣兵数万人,塞其横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负薪,邑官荷校以督其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13)。     

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四库馆臣提出明一代台阁之体滥觞于吴伯宗的真实内涵,主要是指从风格特征上来看,明代的政治文学萌芽于吴伯宗.其着眼点在于吴伯宗首科状元的政治身份,以及该身份所代表的明代新朝文人.但在易代之际的视野下考察明初的科举制度,以及吴伯宗学术与文学来源可知,吴伯宗具新朝文人之名却不具新朝文人之实.四库馆臣夸大吴伯宗文学地位的原因,主要因为其构建明代文学史的方法性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对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反思表明,对明代台阁体的研究应当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中.     

曾国藩廉政理念及践履

曾国藩在其一生中,坚持用廉政理念治政、治军、治吏、治家,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死后,穆宗皇帝震悼,追赠太傅,赏银三千两治丧,赐祭一坛,谥曰文正。     

廷杖下的明代士林精神走向

廷杖是明王朝的基本刑法之一。明初洪武年间的廷杖主要以惩戒整顿吏治为目的,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明朝中后期的廷杖则演变为疏离君臣的工具,严重损毁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在残酷的廷杖刑法之下,明代文人的士林精神一片狼藉。尽管离开官场和试图进入官场的文人,苦心进行着士林精神的修缮与重塑。但是,君王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肆意摧毁,改变了明代士林精神的走向。     

“巨人”当为“臣人”——《后汉书》校勘一误

《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在说到赤眉起义军的领导机构时,有这样一段话:“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史),泛相称曰臣(巨)人。”中华书局标点本依《后汉书刊误》将“卒吏”改为“卒史”,又据《汉书·王莽传》将“臣人”改为“巨人”,前者改对了,后者却反将对的改错了。《后汉书集解》引刘攽曰:“案三老、从事、卒史,皆是汉小吏名,或乡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为称呼,故有此号。后人不晓,误以史为吏。卒吏绝无义理,当改为卒史”。可见“卒吏”为“卒史”之误。“臣”字,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赤眉起义军,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下层劳动者,起义军的领导也不会有什么尊贵的称号,因此,“臣人”应当是封建制度下下层劳     

明代北京寺庙"敕赐碑"书家研究

明代出现了皇权独尊专制的状况, 因此建立寺庙者为了提高品位, 请求皇帝赐予寺庙名号.皇帝为了显示皇恩浩荡, 大都愿意为之赐名.于是寺庙要立碑作记, 简称之为"敕赐碑".碑记的撰文者皆出自朝廷中高官文臣, 碑的书丹及篆额者, 也应由朝廷中有影响及资格高的书家为之.因此北京寺庙的"敕赐碑", 便成为明代朝廷书家活动的重要缩影, 是研究明代朝廷书家非常重要的一手资料.故将北京的"敕赐碑"按发展情况分为三个时期, 结合朝廷书家、书事加以讨论研究.     

西汉郎官制度的形成

郎官制度是西汉的一项重要制度.郎官作为皇帝的宿卫和谋议之臣,对皇帝和中央政府有重大的影响,其既能升迁中央官吏,又能外调地方令守,是西汉政治达到上下通和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西汉政府选拔和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     

东汉诏除郎初探——以荫任除郎与上计拜郎为中心

诏除郎是在制度规定的拜郎之外,由皇帝临时特诏拜除的郎官。东汉官吏荫任子弟为郎非硬性规定的例拜,而是由于皇帝临时性的恩拜或特诏拜除,与西汉的任子制有异;皇帝从上计吏中拜郎与否,也全凭自己一时之兴,"一切之诏",没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存在。因而东汉的荫任除郎与计吏拜郎均为诏除郎。诏除郎体现了皇权在郎官外朝化过程中力图保持郎官家臣性质的努力,它的存在使三署中形成了诏除郎与孝廉郎的区分,其背后的根源则来自于皇权与官僚政治的博弈。     

明代皇帝视学初探

皇帝视学是指皇帝到最高学府进行的视察活动。明代皇帝视学仪包括皇帝到孔庙行释奠礼、幸彝伦堂、讲官讲经、皇帝宣谕、幸学隆施等内容。从明代历位皇帝的视学记录及其视学内容中可以看出明代皇帝视学目的是为了崇儒重道和加强对国子监的控制及经学教育。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考论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最初见于明代晚期。在随后的清代获得了广泛流传，多见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小说和戏曲。“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分别经历了“君虽不惠．臣不敢不事君”、“君为臣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等观念的衍化历程。明清时期君权的无限膨胀，君主专制的绝对强化是此观念产生、流传的现实背景。     

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相维与制衡:明代权力中枢间的阁臣群体

阁臣群体是直接服务于明代皇权的中央核心辅政官僚群体,这个群体在维系明代皇权延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他们的辅政活动与明代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构成了良性互动,他们在明朝中央权力运行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制衡作用。历史中的明代阁臣群体并未获得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地位值得进一步肯定。     

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