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网络犯罪的罪刑体系化

现代犯罪治理要求刑事治理体制机制进行转型，以实现犯罪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治理形式上表现为加强对犯罪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与综合治理。犯罪治理现代化决定了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实现罪刑体系化。我国网络犯罪之罪刑体系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其罪刑之构建以传统罪刑为导向，具有混融性特征。我国网络犯罪的罪刑构建侧重结果正义，导致网络犯罪的刑罚种类相对单一，罪责也缺乏有效的应变性，且对智能网络犯罪之罪刑缺乏规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体系性。网络犯罪的罪刑体系化要求对网络犯罪加以体系化与类型化，完善网络犯罪刑罚体系，使网络犯罪的罪刑实现均衡化，并对智能网络犯罪予以刑法规制。     

回应与突破：构建网络诈骗犯罪刑法规制新体系

网络诈骗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传统诈骗犯罪依托网络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形式。在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中，网络诈骗犯罪只能依靠传统的诈骗罪条款予以规制。然而，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当前的刑事治理已经呈现出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趋势，但受制于保守的刑事立法体系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与社会现实和犯罪发展相脱节。针对这一现状，应立足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需要，从构建开放性刑事立法体系、把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规范完善刑事处罚机制、完善刑事治理配套措施方面对现行刑法规制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网络诈骗犯罪刑事治理。     

涉众型金融犯罪预防机制研究

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涉众型金融犯罪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其治理问题上，如对已发案件受害人的保护。但实际上，其预防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对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同样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现阶段，除了要继续完备司法机关的一般预防措施，还应在深入分析和研究上海市建设发展“金融检察”历程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对全国检察机关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涉众型金融犯罪的预防机制。     

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制度愿景与实现路径

如何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新时代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也是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的直接目标。立足于“金融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的各个治理要素之间应当相互支撑、互为关联,最终形成治理合力。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作为一种高阶治理形态,不仅构建了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共治”治理模式,而且开辟了博采多元手段、提倡德法双治的治理新路。为了贯彻保障创新与打击犯罪并重的治理理念,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在强化治理对象的网络犯罪属性的同时,也应当秉持对网络金融活动的限缩性规制,方能实现积极治理主义下的合理治理限度。     

数字经济时代的刑事安全风险及其刑法防控体系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数字化形态，呈现平台化、链条化和无区域化等特点。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发展，不仅导致传统犯罪呈现数字化转型，而且会形成庞大的网络黑灰产业，从而带来金融、网络与信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刑事安全风险，给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带来严重挑战。刑法理论对此需要分别从立法论与解释论上予以积极回应。从立法论上，刑法的积极预防有其界限，应当采取_“刑法治理与多元治理并轨、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同步、源头治理与重点治理并重、刑法明确与兜底罪名相融_”的发展模式。从解释论上，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犯罪新形态，对传统刑法理论的管辖论、不法论、归责论、共犯论等均提出新问题，需要提出与建构能动主义解释论。     

我国网络犯罪治理的回溯与反思

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网络犯罪治理的演进有三个主题环节,即网络犯罪现象之正视、网络犯罪范围之界定和网络犯罪治理之践行,三者之间共识共存,休戚相关。其中,对网络现象的认识围绕网络社会的特征及其社会危害性探寻、网络犯罪的立法模式选择进行展开,对网络犯罪范围的界定主要基于如何正确理解刑事扩张与刑法谦抑性两种对应的立场进行,而关于网络犯罪量化标准与网络帮助行为的规制则与当前司法实践的联系最直接。在网络犯罪治理进程中,完成了对网络犯罪探索必要性的证明,凸显了网络犯罪圈划定上的立场和分歧,开始对网络犯罪的惩治预防进行了有益探索。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治理理论对我国犯罪治理的启示及应用

犯罪治理是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公共事务,国家与社会在面对犯罪治理问题时采取的策略选择构成了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寻求犯罪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新的理论依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我国的犯罪治理应吸收和借鉴上述理论,推进日常式犯罪治理,强化犯罪治理中多元化机制与社会参与,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完善社会参与犯罪治理的激励机制,并促进社会对犯罪人的吸纳。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法益保护前置化

"两高"颁行的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为全面治理网络诽谤犯罪提供了可行标准。《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的"情节严重"判定标准作出扩张,其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标准实现了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在适用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规定时,司法人员应对"危险向现实损害转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运用民事、行政与刑事机制来治理网络诽谤行为。     

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中国参与

在中国传统刑法规则领域内,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面临法律机制失灵的困境,与信息社会蓬勃发展以及居高不下的网络犯罪率形成巨大落差。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困境归因于国内法的制度掣肘与发达国家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狭隘的外交政策,导致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进程中内忧与外患共存。鉴此,须站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中国参与国际治理"为主线,以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现实需求为牵引,构建"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二元并重的法律归化方式,推进中国互联网法院能够拥有对跨国网络犯罪案件的审判管辖权,进而填补中国参与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盲区,改变"空想式"爱国主义的口号,促进中国刑法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实质融合。     

论刑法的“网络扩张”——兼评“关于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司法解释”

针对网络失范向现实社会蔓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引起的司法难题,"两高"通过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应对,实现了刑法的"网络扩张","关于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司法解释"便是刑法向网络扩张的典型代表。由于我国的传统刑法立足于现实社会,"现实"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局限性,扩张性司法解释也只能暂时应对网络犯罪的变化。根本上解决网络犯罪问题,需要克服我国目前大一统刑事立法之局限,针对网络犯罪制定专门的网络刑事立法。     

社会治理路径下我国白领金融犯罪之防控

白领金融犯罪是金融领域内的管理者、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业务人员等利用职业便利牟取非法利益,对金融秩序及他人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目前,由于刑法自身的局限性以及白领金融犯罪的复杂性、专业性等,我国白领金融犯罪的防控面临困境。综合性的社会治理手段多元、全面,在预防白领金融犯罪时有着明显的优势,能够有效控制犯罪的滋生。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有助于探寻白领金融犯罪的多元防控路径及具体防控对策。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     

论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

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犯罪治理之理念革新尤为必要。作为对犯罪现象采取行动或作出反应的实践过程，犯罪治理涵盖“本体、过程与效果”等基本范畴，犯罪治理的理念革新应围绕着上述基本范畴来展开。本体是对犯罪现象本身的认识，本体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树立正确的犯罪观。过程是展开犯罪治理实践的行动与方法，过程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犯罪治理中引入现代化的治理理论。效果是关于犯罪治理的绩效评估，效果范畴之理念革新表现为建立科学的犯罪治理评估机制。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生态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生态环境犯罪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司法大数据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情况、基本样态、核心成因与治理之策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研究表明,运用刑法手段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在我国取得了初步效能,尽管污染环境罪等典型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近年来处于冲高回落阶段;但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要素的交互在空间与密度上依然广泛与密集;基于刑法惩治所压制的生态环境犯罪发案与犯罪的原始动能之间仍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离散;部分生态环境犯罪发案显示出犯罪人基于生活利益而获取自然资源的客观情形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依然存在;提升刑法治理生态环境犯罪的效能尚需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维提升,从而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高质量发展。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影响,自2020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数量呈现出巨大下降。但需明确的是,此种下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暂时性,在本质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基于居家不出而形成的。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常态化、精准化,...     

网络犯罪二分法下的刑法解释问题研究

按照刑法规范文本的不同,可以将网络犯罪分为网络化的传统犯罪与专门的网络犯罪，这种网络犯罪二分法在刑法解释问题上呈现出种种差异。网络化的传统犯罪更倾向于法益侵害说、实质解释、客观解释、扩张解释，而专门的网络犯罪则更倾向于规范违反说、形式解释、主观解释、限缩解释。在解释的误区上，网络化的传统犯罪极易架空构成要件要素，因此需要采用形式解释的方法进行出罪；而专门的网络犯罪则易忽略法益侵害程度，因此需要借助实质解释的方式进行解释出罪。在对这两类网络犯罪进行刑法解释时要警惕“刑法万能论”的误区，采取多种手段治理网络危害行为。      

我国网络犯罪立法问题探究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事物,为现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传输的平台,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逐步普及,网络犯罪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并且在网络上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严重危害了社会环境。然而我国刑法学界对计算机犯罪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在新刑法中也规定了计算机犯罪的条款,但是由于刑法规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使得完善网络犯罪立法成为当下刑事立法的紧迫任务。     

毒品犯罪人社区矫正研究

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我国的禁毒形势依然严峻,治理毒品犯罪仍然任重而道远。而开展毒品犯罪人社区矫正研究,发挥社区在治理毒品犯罪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实现毒品犯罪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社区矫正理论精细化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毒品犯罪人的个体和心理特征的基础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武汉会议纪要》,吸收群众组织参与矫正,构建以戒促矫的矫正模式,对毒品犯罪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和毒品犯罪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