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基于2003—2019年中国与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降低语言壁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显示：语言距离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语言距离主要通过成本机制作用于贸易和投资;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语言距离对我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采用当地官方语言而非英语更有利于降低语言壁垒,推动投资活动顺利进行。明晰语言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减少语言障碍和文化摩擦,促进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经贸的持续稳定增长。     

不同动机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视角,借助2005—2016年OECD-TiVA数据测算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实证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并阐述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减贫效应——基于“五通”作用机制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9年11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五通”为基本概念框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减贫,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到了印证;“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对外投资、双边贸易,显著推动沿线国家减贫;“一带一路”倡议对与中国金融合作程度、政治互信程度高的国家减贫推动作用较大。“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与机制

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文章合并CSMAR国泰安上市企业海外投资数据、317个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及城市统计数据,分别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两个方面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SLS、系统GMM、DID等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投资次数;动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呈增长趋势;在异质性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对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作用同样较明显;机制方面,最低工资标准提高通过成本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条途径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和次数。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了从内外部分析OFDI(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选用2000—2014年平减处理后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TFP的Malmquist指数并基于LP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国外R&D资本溢出对本国TFP的贡献度为0.0333,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国TFP。此外,因果步骤法的检验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能够通过促进国内R&D资本提升本国TFP,说明国内R&D资本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溢出具有吸收性。     

“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影响母国对外投资的因素较多,其中不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母国对外投资存在不同的影响效果。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厘清“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对于保证我国企业的稳定性与生产过程的延续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以实证方法研究了“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政治风险中的外部冲突、法律秩序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显著;在不同的BIT指标影响下,我国对外投资与双边协议的关系不显著,其主要是受到我国双边协议质量低以及对外保护程度不足的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东道国视域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共赢的特征,是新时期我国推动构建面向欧亚、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当前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东道国的国际投资合作不断取得突破。基于东道国视域阐述"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机制,建立GMM模型分析OFDI演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一带一路"OFDI的形成机制不仅受中国与东道国总体交往的联系紧密性影响,东道国经济禀赋条件与制度质量环境也非常重要。为高质量提升我国"一带一路"OFDI的投资效应,需进一步强化政府间全方位战略合作机制,优化投资空间布局,创新合作型投资模式,提高"一带一路"OFDI公共服务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负债水平关系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9个国家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VAR模型对沿线国家负债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沿线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沿线国家人均GDP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人均GDP在开始时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逐渐递减,长期看存在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沿线国家的负债水平有微弱影响,而沿线国家的历史负债对其自身的债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其历史负债也会抑制中国对外投资并存在"滞后效应"。本结果有力地反击了国际上关于"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加重沿线国家负债水平的争论。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47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近12年来我国对样本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我国2004—2015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具有显著负影响,表明我国倾向于向市场规模较小的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此外,东道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水平、税负水平是吸引我国企业对其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发展潜力因素影响并不显著。     

海外园区的建立是否促进了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

海外园区的建立是否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成为亟待关注的现实问题。利用PSM-DID方法,基于172个国家2006—2018年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海外园区的建立对中国在东道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海外园区的建立可通过基础设施改进、政策互动、信息传递效应促进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在东道国层面的异质性考量中,研究发现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在发展中国家、非邻国、未与中国签订FTA的国家以及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更为显著。在园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中,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主导的海外园区,加工制造型、科技研发型和农业产业型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同时,园区产业类型的多样性可以显著地增强海外园区对OFDI的促进作用。     

"熵道":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文化建设思辨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和对外投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语言交流、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无疑面临由多元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冲突,使企业的“管理熵”骤增,进而降低企业效率、增加企业管理成本。目前尚未发现基于“熵理论”对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文化问题的研究。通过使用ZJW公司的实录资料进行验证后发现,管理熵测衡(MEM)模型可以有效地识别企业运营的有序程度,从而对导致管理熵增高的因素进行精准控制,帮助决策者将企业的管理熵调整至合理区间,在更大程度上确保企业实现预期经营目标。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提出识别并理解文化差异、进行跨文化培训,以及推进人才本土化等建议。     

促进抑或阻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

"一带一路"的推进加快了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而信息化是衡量地区吸收能力的风向标,拓宽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渠道。本文利用201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OLS、TSLS和SGMM方法,分析得出东道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可见信息化发展是打破贸易壁垒、加快推动国际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同时,鉴于东道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出口规模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作用,以及东道国政策支持和工业水平的抑制作用,本文提出应当依托信息化发展,把握外贸优势,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转型营造良好环境,从而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而助推中国企业"走出去"。     

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OECD和RCEP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合作平台,在此过程中海外移民与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交易成本和外来者劣势理论,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阐述文化距离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利用OECD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海外移民网络的扩大减弱了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海外移民网络会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我国OFDI的关系;海外移民网络促进OFDI的正向作用在文化距离较小、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我国应主动发挥海外移民网络及华侨华人作用,团结海外移民力量,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建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评价体系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投资转型的背景下,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已然成为跨国企业关注的焦点,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重要领域。因此,探究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投资的选址和战略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投资便利化指标的评价体系,评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发展水平,在分析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探索了我国与沿线经济体投资合作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并对如何提升沿线区域投资便利化水平和增进双边投资合作建设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与实践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统筹国内外资源要素、完善流通体系建设，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通过开辟国际循环新空间、拓展国际循环新领域、创新国际循环新模式来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以政策沟通为引领，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内区域战略的有效对接；以深化互联互通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硬联通”与“软联通”并举；以产业合作为载体，拓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领域创新为机遇，激发“一带一路”发展新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与高质量进口

采用2010—2019年中国与各国开展进口贸易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事件冲击,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可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进口规模和进口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可以扩大中国的进口规模,且效果稳健;其进口扩张效应在国内各地区不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更有利于技术含量高、生产工序复杂的工业产成品以及零部件的进口。此外,对产品进口质量的实证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产品质量有提升作用,同时能优化产品结构,从而对经济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法基础分析

“一带一路”的战略是由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外交场合中所倡议的,现已演变为中国国家愿景与行动以及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的区域合作战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过去66年里已签署双边条约1000多项,为“一带一路”未来合作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未来只有通过平等协商,尽快出台反应区域社会共同民意的区域性国际法律规范,才能早日实现“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内沿线省市产业结构优化

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新阶段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新引擎,更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三维指标,基于2010—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省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主要通过贸易调整供需机制、投资环境优化机制和科技创新改革机制促进了国内沿线省市产业结构优化,相较于“一路”沿线省市“,一带”沿线省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作用更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区位选择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58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GMM回归法从动因层面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效率寻求动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具有战略寻求动因。且不同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异质性特征,如在独联体、中亚—西亚以及中南半岛等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资源寻求动因,而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并不具有这一动因。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如在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政治制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该区域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效应超过了制度层面的负向抑制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区域的资源寻求动因,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区位选择战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