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微博、公众参与及其法治路径

政务微博基于平等、便利、开放等网络特征,有利于民意的表达与接收,体现了社会民主发展的良好趋势。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形式,政务微博的相关行为是出于行政主体促进效能、服务公益的积极意识。应当将其理性定位为公众参与的政治平台,减少义务约束,倡导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可以要求政务微博承担以公信力为基础的谨慎义务,并通过信息行为之诉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救济。     

海口市“放管服”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路径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海口市“放管服”政务服务水平,分析海口市政务服务现存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基层监督能力较弱、“互联网+”政务服务仍有不足,未建立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致使基层群众无法在基层政府办理相关事项,行政系统内部也存在信息传递失真等问题。针对政府内部信息传递机制和监管方式不健全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创新监管方式与推动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对标先进地区,借鉴“放管服”改革经验,逐渐提高海口市政务服务水平,推动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提高政府效能。     

破解后官僚制合法化的伦理谋划

西方公共行政的组织理论意向是谋求替代韦伯范式官僚制的后官僚制。后官僚制的合法性离不开伦理的维度 ,后现代主义力图实现道德的无根化或祛伦理化。拯救现代性的意向是启动商谈伦理或美德伦理 ,他们都建构在民主的载体之上 ,但民主的形式却是多元化的。     

“官僚制”的文化省察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以及他的合理性、合法性范畴 ,是 2 0世纪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但是 ,在韦伯的这一学说中 ,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面对官僚制和合理性问题上的各种缺陷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作了思考 ,并提出了人文救治的方案。但是 ,韦伯的方案只不过是在官僚制外部寻求补救。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 ,但交往合理性如何内在地包含着整合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动力 ,却是不清楚的。所以 ,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其实 ,科学的发展已经展现出了走向与文化重合的客观趋势。即使在过往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理性建构中 ,如果进行哲学的终极追问的话 ,也可以看到文化和价值特别是信仰的意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观点是 :政府公共政策化 ;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 ;政府应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 ;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等。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们应对“新公共管理”这一早已引进中国的西方行政改革模式重新加以审视和解构。结合我国行政改革的现实状况 ,分析其主要观点 ,借鉴其做法 ,将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路径优化探析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迅猛发展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以及各种4G、移动设备的快速普及丰富了政府治理的工具,使政务服务逐渐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为实现高效化、智能化的政府治理奠定了基础。本文探讨当前"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分析了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的一些困境并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优化路径。     

公共官僚的自主性及其意涵的辩证解析

公共官僚是当今公共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所以,官僚的自主性问题(autonomy)也一直是政治学、行政学的关注焦点;面对我国当今公共官僚所引发的众多治理失败困境,毫无防备地引进西方“后官僚制”的理论武器是不理智的,因为我们无法复制西方国家后工业的知识经济模式和成熟、弹性的社会治理结构。所以,与“消解官僚制”搭配的政府内部竞争市场、公共服务民营化、弹性虚拟组织等改革策略不应是我们处理官僚自主性困境的主流解决办法,也不应当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战略选择。基于我国独有的政治制度和国情,在坚定地推行以“依法行政”为主题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以德治国”的深层含义,逐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应是我国行政发展的核心主题,也是摆脱西方“官僚制迷局”的新思维。     

“古典管理理论”评述：内容、贡献及反思

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韦伯的科层管理、泰罗的科学管理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原理。其贡献在于 :突出了管理中采用科学方法的重要性 ;指出坚持学习会不断地改善工作方法 ;确定了在组织有效运作中的许多重要原则 ;强调了薪金作为激励因素的潜在重要性。本文同时对古典管理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 :首先 ,认为高效率的组织都具有类似的、可普遍适用于所有组织的管理原理 ,即存在组织管理的“最佳途径”是脱离现实的 ;其次 ,古典管理理论假设人都是“经济人” ,而忽视了其它使管理有效的因素 ;最后 ,官僚制并非是计划、组织和协调最好的组织结构。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

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其自身的特点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奠定了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官僚制也成为人类自工业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 ,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 2 0世纪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自 1970年代以来 ,官僚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 ,但并非意味着摒弃官僚制。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 ,考察官僚制理论 ,理性分析中国的政治行政生态 ,将会发现中国官僚制在未成熟之际就将演化发展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模式———后官僚制 ,中国未来行政组织制度演进的路径将蕴藏于其中。     

冯友兰“无为”生活方法的和谐追求及其内在矛盾

冯友兰晚年认为,他在《新世训》中所阐发的生活方法,不过是世俗生活的一些成功之术,然而深入分析,却并非完全如此。就《新世训》中《为无为》篇提出的"无为"生活方法的主旨来看,它不是教人在世俗生活中追求个人成功,而是指导人如何实现内在心灵和社会生活两方面的和谐。与此同时,这种糅合儒家和道家无为思想的无为生活方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种矛盾,冯友兰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将其消解。     

政务微信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政务微信,是一个新生事物,过去半年的发展可谓炙手可热、遍地开花,正成为学术研究和探索的新兴课题。本文通过对政务微信现状把握的基础上,探索并发现政务微信发展面临着领导者政务服务思维困境、目标定位困境、公众满意度困境、制度化资源协调和运行机制体制困境四重困境的阻碍,并就对此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以期对相关部门的政务微信决策及政务微信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老年群体内在需求满足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以适老版移动政务“赣服通”为例

当下老年用户已成为移动政务领域新的用户增长点,探究老年用户的内在需求满足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对于改善公共服务、缩小数字鸿沟、提高社会公平、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依恋理论构建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检验了不同制度和技术支持水平下老年用户的异质性。以适老版移动政务“赣服通”老年用户为调研对象进行模型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能力需求满足和关系需求满足对情感依恋有正向影响,同时通过情感依恋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自主需求满足对情感依恋没有显著作用。制度和技术支持在三种需求满足与情感依恋之间表现出不同强度的调节效应。建议适老版移动政务设计者进一步优化其设计与功能,不断提升老年用户的主观幸福感。     

政务处分与行政处罚双罚制的规范建构

针对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政务处分法》创造性地建立了政务处分与行政处罚双罚制度,主要集中于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领域。从条文的规范内涵来看,双罚制存在必要性规范和选择性规范两种模式。在具体实施中,首先要确立相应的裁量标准,其次是在程序层面需建立有效的协调规则。从制度的规范化建设而言,监察机关作为实施双罚制的关键力量,首先要形成有目的、有标准的自我约束立场。在此基础上,需从两个维度进行具体建设：一是在实体标准层面建立类别化的认定方法,按不同规范模式建立相应认定规则;二是在程序层面建立双向性的移送规则和工作机制。     

庄子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内在矛盾

庄子的思想存在着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于庄子没有把道的观点贯彻到底造成的。这种内在矛盾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若把道的观点贯彻到底就会导致自我否定。《庄子》作为一个文本,是世界思想史上将哲学与诗完美结合的独一无二的经典,这样的文本是不可研究的。我们所谓的研究既违背了庄子思想的本意,又是对这个经典文本的某种破坏。     

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及其内在矛盾探讨

大众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所具有的现代性及其内在矛盾充分体现着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大众文化现代性及其内在矛盾的探讨和揭示,有助干我们对现代社会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判断,并进而把握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出路

实践唯物主义是在反叛传统哲学体系的前提下形成的 ,它构成当代中国哲学舞台上的一个亮点。但是 ,由于本体论方面理解的混乱 ,哲学基本问题的反矛盾思维 ,以及对实践概念的泛化性理解 ,诸种失弊使实践唯物主义的发展陷入尴尬。其摆脱困境的出路及其前途在于 ,实践唯物主义要重新设置自身的位置 ,形成与其它哲学形态的并列意识 ,突出唯物主义的实践理性 ,打通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文本。如此 ,实践唯物主义才有持续存在与发展的空间     

另一种结群：网络直播中青年社群的聚合现象

网络技术的发展,催生出围绕着具体话题和内容而集结的直播青年社群模式,这源自直播形式的代入感与青年集体归属感之间的结合。在直播社群之中,青年通过由生活空间的缔造、生活场景的革命、生活节奏的展现与生活动力的机制等总体形构出的直播生活日常,逐渐地感悟到直播社群的本质在于个体化的群聚。这种依靠青年个体社会力量的结群现象,除了对于他们的社会交往、社会认同、社会信任乃至社会行动者身份的确认等具有积极的作用之外,还产生了社会隐私安全的公共性危机、社会消费行为的失范以及对社会核心文化的冲击等问题。网络直播青年社群作为新型社会群体的形式,孕育着调整、解放、整合与重构整体社会社群的可能与希望,对其的分析与破解,将重启社群式微之思,继而踏上建构未来社群之路。     

“恩格斯的国家祸害论”确实应该重视——回应夏美武等先生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为了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保留国家机器是必要的。然而,在自我赋予执政权力、自我传宗接代、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已经夺得政权的党如果不下力改造这种国家机器,却会成为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官僚特权阶级,同无产阶级相异化。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条件下,要想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必须推行政治民主化。兑现宪法已有的民主承诺应该是第一步。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悖结及其调和——兼谈公共行政范式的逻辑自洽

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张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说史上备受关注的重大话题,官僚制的极权主义、信息垄断和专业主义尤其被指责是对民主价值的正面冲击.通过理论界学者为理性官僚制反民主的辩护,我们不难发现,官僚制的“反民主性”实际上根源于它所生长的现代社会困境——“现代性悖论”,而不是官僚体制本身存在反民主的劣根性.本文在分析传统范式的基础上试图找寻平衡矛盾的场域,即民主式的官僚制行政,以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进而为公共行政学的逻辑自洽找到了一个支点.     

中国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政策供给逻辑

政府推进信息化建设和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目标是提升政府效能,打造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可以说,互联网+政务服务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推动职能转变的新动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路径和放管服改革的基本依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政府实施信息化建设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的125个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总结政策特征和政策工具使用的变迁规律,进而探讨技术驱动下,有助于政府提升服务效能,打造廉洁政府、透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