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

随着灵活就业成为我国主要的就业形式之一，城市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研究不仅成为重要的实践问题，也已经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焦点之一。通过文献计量法，利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收录的文献，对城市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的发文数量、期刊分布、作者分布、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分析。     

新经济下灵活就业的内涵变迁与规制原则

近年来，新经济蓬勃兴起，催生了大量的灵活就业者，亟需对灵活就业进行合理规制。我国早期的灵活就业以被动型非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数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可以采用相对松散的规制原则。而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在就业动机、就业属性、就业质量以及劳动者权益诉求等方面均已发生转变，以主动型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质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应采用相对规范的质量优先的规制原则。因此，必须加强对灵活就业的正规化管理，包括规范企业灵活用工，从实质从属性角度认定劳动关系，健全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体系等。     

平台型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例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平台型灵活就业作为重要的新就业形态之一,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劳动就业,另一方面也存在较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以外卖骑手为例,平台型灵活就业由于劳动关系模糊、参与主体权责不清、无集体协商机制等特点,导致外卖骑手地位太过弱势、名义工资高而实际工资低、对劳动者隐性控制严格、平台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明显等问题.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平台型灵活就业健康持续发展,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强平台企业监管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应探索建立平台型就业者的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提供组织基础;平台企业应转变"用工"理念,改善就业者的安全和保障性待遇;劳动者自身应提升认识水平,增强维权意识.     

我国城市劳动力供求及就业问题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我国城乡就业已经连成了一个整体，很难截然分开。但作为当前就业问题的焦点，城市失业或就业显然是我们必须重点把握的。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地区劳动力供求的基本态势，认为根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就业质量，包括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提高效率就业的比重，保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于人才的大量需求，以使城市在引领我国现代化发展时发挥更大作用。     

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新经济业态催生了新就业形态。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是新时代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具有前沿性、复杂性的重大课题。平台经济的兴起及劳动者工作理念的转变等因素促成了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产生，这也导致传统用工关系中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二元论”划分模式不合时宜。劳动关系归属模糊、劳动风险加大、缺乏社会保障支持等问题，让该类群体劳动权益面临“保护网络的缝隙跌落”困境。大部分灵活就业群体实际上处于企业和社会“双重体制保障”之外的状态，现实中既被“经济性接纳”,又被“社会性排斥”,主要表现为他们实际上是平台企业的“核心”资源，却被企业挡在“外环”。同时，他们也是享受城市公共产品资源的体制外群体，与标准劳动关系形式上的差异性和劳动权益保障力度的不均衡性等引发数量较多、案情复杂化的劳动争议，从而影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不利于“稳就业”“保民生”等重要目标的稳步推进。为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应重新厘定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对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采取分类别差异化保护措施，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综合应对举措。     

集聚类型、城市创新能力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其永续动力是创新，而产业集聚是区域创新的重要前提。产业集聚可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文章就哪种类型的集聚更能促进城市创新做了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机理分析显示：多样化集聚比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培育与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前者产生的劳动力匹配、知识外溢和企业培训的激励效应明显大于后者，在吸引高技能劳动者以及提升现有劳动者技能和创新能力方面更胜一筹。实证研究显示，集聚类型对城市的创新效应还因城市区位和行业差异而不同，且存在一定的非线性特征。上述研究结论可为加快城市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关系认知及其权益保障——基于GH区的调查

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断涌现，其从业模式由“组织+雇员”模式向“平台+个体”模式转变。灵活就业的平台经济，使“简单的劳动关系”发展为“多重复杂的劳动关系”。由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利属性趋于弱化，导致其维权保障面临诸多挑战。设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专项社会保险基金和以党建为引领、以工会为主导的“五工联动”的服务模式有助于缓解目前困境。     

共享经济下灵活就业法律制度重构

就业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合理平衡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在当前以"灵活就业为主、正规就业为辅"的共享经济就业格局中,我国现行的劳动保障制度往往更倾向于对正规就业的保护,而灵活就业在法律制度以及政策规范上却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乃至空白。故此,在劳动者类型多样化这一特有的国情背景之下,我国应当在立法上准确区分传统就业和灵活就业,借鉴德国"三分法"的经验,赋予灵活就业者以"类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并构建与灵活就业相适应的多层次、多侧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权利救济机制,继而培育和形成一个有保护的灵活就业市场,从而助推共享经济的发展。     

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新举措

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失业率不断刷新。“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要有新思路,具体工作要有新举措。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理顺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鼓励、支持其发展。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政府为灵活就业提供政策支持以消除劳动者选择灵活就业的后顾之忧。发展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大力加强新增劳动力的职前培训、在职职工在岗培训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     

中国灵活就业者群体的阶层界定、结构特征与包容发展

灵活就业者阶层是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新兴社会群体，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演进、数字经济发展等的现实反映，诸多概念、认识问题亟待厘清。灵活就业者由个体劳动者、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四大类群体组成，在结构上呈现出“双圈—双层”的特征。一般来说，可将广义灵活就业者视为规模达2亿人的一个“群体”，狭义灵活就业者可规定为一个“阶层”。目前，围绕这一群体的劳动法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利益表达渠道、整合服务能力还较为欠缺。这种独特处境，限制了中国阶层结构弹性的发挥。灵活就业者阶层的健康发展，要以促进阶层关系“包容性发展”为基本方略，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政治整合、公共服务及舆论心理引导等方面寻求突破。在此基础上，深化、细化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认识。     

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影响效应的发生机制研究

针对人工智能发展究竟是替代了就业岗位还是创造了就业岗位这一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短期内替代效应更为显著,但从长期来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从微观、中观及宏观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者本身、产业结构、宏观经济三个层面影响效应的发生机制以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长期作用。人工智能发展一方面通过劳动者岗位替代、产业更迭及短期内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引发替代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就业岗位极化、智能全生态产业链形成与长期的经济总量增长发挥补偿效应。因此,应当理性对待人工智能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影响效应的发生机制,合理选择技术发展路径,让劳动者成为技术发展的真正受益者。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

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而不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外来移民会挤占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使用工具变量,对个人层面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此外,城市规模扩大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不相同。总的来说,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组别的劳动力均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得到了好处,其中较低技能组别劳动力的受益程度最高。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影响中等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概率。因此,采取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措施,并且特别针对低技能劳动力进行限制,将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的局面,不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     

当代中国灵活就业现状研究浅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灵活就业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灵活就业在中国诞生,同时,乡镇中小企业发展及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加速了灵活就业的发展。90年代,大规模的下岗促使各地政府出台了各种促进就业的政策。中国灵活就业有助于解决城市居民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缓解城市贫困,同时灵活就业机制顺应了市场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劳动力市场中劳资供需双方均衡的结果。     

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低保对象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以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例,在界定生产性服务业的基础上,运用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弹性和投入产出方法对北京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面向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吸纳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其直接就业效应与间接就业效应,并从结构偏离度的角度衡量了生产性服务业面向城市低保对象这个特定对象的就业增长空间。对于如何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提高城市低保对象就业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劳动领域刑事法制建设与劳动者合法权益

近几年，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裁员致使下岗、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亦流向城市，因而造成劳动力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所能提供可就业岗位有限，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因而劳动者的劳动环境有日趋险恶之势，有些现象和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问题是，现有的法律却不能完全为劳动者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依据，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发挥因此而受到制约。现象之一：恶意拖欠打工者的工资。每当年末，总有一个话题少不了，打工者辛苦一年拿不到工资，老板溜了。全国不同地区…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的分层保护及其制度应对

人工智能时代的用工形态呈现非典型化趋势,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难以涵摄新形态劳动关系的认定,倒逼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发生转变。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者分层要求表现为诸多就业效应,其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以及极化效应导致劳动者结构性失业和阶层极化现象加剧,需更加关注中等阶层群体。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及休息权受到影响,而劳动者分层保障机制的覆盖性仍有不足。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分层保护要求,不仅要确立劳动者分层标准,还要构建系统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护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劳动者为本位

“民以食为天、人以劳为本” ,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教条主义的“左”的思想影响 ,学术界对劳动特别是劳动者的研究既不充分、也不彻底 ,劳动者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和重要作用并未能很好确立起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 ,很重要的就是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者的研究 ,尊重和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促进就业再就业的实践与思考

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者充分就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蔓延的新形势下，做好企业职工稳定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民工流动就业和复员专业军人安置就业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日益成为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的重要任务。促进就业增长稳定就业局势，不仅对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科学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构建和谐社会改善民生影响深远。     

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增长效应来源：母国特性还是东道国特性？

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带来积极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那么它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吗?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就业增长效应为研究对象,显示母国特性与东道国特性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的重要因素。在建立理论分析模型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东道国特性还是母国特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都有一定程度的削弱作用。而通过赛马测试的方法研究则发现,母国特性对高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有更大提升作用,但对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就业增长效应有削弱作用,而东道国特性更多的削弱了高水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就业增长效应。     

代际传递效应对城市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

文章使用2006年CGSS数据,利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对影响我国城市女性就业的因素进行分析。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对就业有显著影响;父母自身的层次和掌握的社会资源在城市女性就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职务的层次、户口性质均对城市女性的就业产生影响,父亲的影响力度更大,在城市女性就业过程中存在着代际传递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