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国治域下巴蜀的华夏化

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创建,其自然成为华夏的“具体化、政治化象征”.在其治域下,地处西南之隅的巴蜀也开始了华夏化进程.通过“开土列郡”,巴蜀首先从政治体制上跻身华夏帝国行政序列;随着秦汉对巴蜀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更化改造,巴蜀民众渐趋“染秦化”,“好文雅”,从而逐渐与中原习尚、主流文化趋同;随着政治文化上的认同,巴蜀族源谱系亦发生变化,“黄帝”后裔的族源建构推动巴蜀从血统上完成华夏化.华夏化的巴蜀成为中原与西南夷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蜀曰邛":古蜀国的邛人及相关问题探讨

<华阳国志·蜀志>记:"蜀日邛,皆夷种也."据此记载及其他相关史料,原蜀国确存在有邛人.但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之邛人部落"邛都夷"却分布于滇以北越嶲郡"邛池"一带.那么,蜀地邛人与越嶲郡的邛都夷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二者孰源孰流?蜀地的大石文化遗迹与越嶲即今川西南发现的大石墓是否均是邛人所为?此问题从目前的考古文化看虽尚有较大不确定性,但对于认识蜀与西南夷的关系以及蜀人的族系面貌却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与讨论.     

川东南地区在秦汉“华夷”交流史上的影响

位于长江上游、地处四川盆地南部边缘的川东南地区,在秦汉时期是中原王朝与西南夷接壤的第一线,“南方丝绸之路”陆路运输系统和长江水系航运系统在此交汇,使该地区成为蜀地与夷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枢纽。作为政治门户,它具有掌控西南、拱卫巴蜀和交通域外的重要作用;作为纵向商贸延伸和横向货物运转的必经之途．它还是沟通西南夷的重要经济枢纽;而且,这一地区也起到了文化前沿的作用,从现今发现的出土文物和石刻遗存上,均可看出当时的文化交融和文化传播情况。     

《史记》中“僰中”、“西僰”考辨

《史记·西南夷列传》把西南夷又分成“西夷”和“南夷”。司马迁作这种划分的基准是西汉时期的巴蜀;巴蜀以南的夜郎称“南夷”,以西的邛、筰、冉、駹、斯榆(徙)称“西夷”。《史记》中还有“僰”的记载,或称“僰中”,或称“西僰”。对于僰是属西夷,还是属南夷,人们看法不一。辨清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僰人的族属是十分重要的。     

“嶲”、“昆明”考

西汉时统称巴蜀境外的少数民族为“西南夷”。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大体总括了西南夷各部落的概况,在其列述的七个“君长以什数”的(约百十余)部落地区,还有“毋君长,毋常处”的巂、昆明部落。由于语多简略,故对于巂、昆明的情况至今不甚明了,以其方位而言,司马迁仅用了“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等12个字。一般认为同师在今保山一带,楪榆即今大理。依此,则巂、昆明之地西界怒江,北不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但“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则是《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川渝两地出现分流：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巴渝文化”的嬗变。“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抗战、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文化概念的创新,意义非凡,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     

略述彝汉历史上的经济交往

凉山彝汉两族之间,存在着长期而广泛的经济交往。在这种交往中,两族人民优势互补,共同进步。形成双方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结。为开发凉山,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凉山地区的社会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一、“牛皮山货”与“盐巴铁货”的必要交换 凉山有句俗话:“夷人离不得汉人的盐巴铁货,汉人离不得夷人的牛皮山货。”由于历史的原因,凉山人的居住地域大体是彝人住山,汉族居坝。在明清移民前,汉民主要居住在历代政府所设州、郡、县、卫治所周围的河     

两汉政权“以夷制夷”策略运用的主要方式和特点

根据当时诸“夷”的不同情况和“制夷”的实际需要,两汉政权在运用“以夷制夷”策略时方式灵活,手段多样,特点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以夷伐夷”、“联夷克夷”、“夷虏相攻”、“以夷治夷”以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诸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策略水平。     

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夷”

说“夷”张富祥齐文化是上古东夷文化的嫡裔。夏商时代所称的“九夷”（“九”实为众多的意思），基本上是指当时泰沂山区及其以东地区的夷人部落或小方国，他们的散居地可说全部在今日所称的齐文化区。“夷”为族称亦起于齐地，古籍率称“东夷”，但对这一称呼的来源及其...     

西汉“太常郡”创置时间新探

关于太常郡产生之时间范围,周振鹤先生认为在景帝中元六年至武帝末年之间,孔祥军则认为当在汉初。文章通过对汉景帝初“二十四郡、十七诸侯”记载的分析,从而证实从汉初到汉景帝初诸郡中并不存在太常郡,并进一步将太常成郡的时间限定于景帝二年之后到武帝末年之间。太常掌郡的意义在于,太常以中央大员身份参与地方事务,从政治制度方面看,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看作是景帝以来君主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太常郡在元帝时废除,是对历史错误的纠正。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开发进程中历史阶段的划分

战国末至西汉武帝的二百余年 ,中国西南出现第一次大规模开发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时期的开发进程中 ,自然形成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和北南两区域的划分。北部巴蜀开发领先于南部“西南夷”地 ,而南部开发亦仰赖北部先期开发的成就。前后两阶段 ,一以贯之 ,为同一整体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代的"筰都夷"、"旄牛徼外"与"徼外夷"--论汉代川西高原的"徼"之划分及部落分布

汉代川西高原地区的部落分布中,出现了同都夷地区紧密相关的"旄牛徼外"和"徼外夷"等,这些特定称谓蕴含和折射了川西高原地区"徼内"、"徼外"两地人群间的界线、关系与二者互动等情形,反映出都夷地区是当时联系"徼内"、"徼外"以及邛人、人往来及通蜀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地区。     

“辽东外徼”考释

“辽东外徼”考释刘子敏“辽东外徼”之称仅见《史记》与《汉书》中的《朝鲜传》，史学界探讨战国秦汉这这东北史，多有涉及，但直到现在，对其具体所指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未得出一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笔者撰写此文，打算从文献学和考古学两个方面入手，对“...     

北朝炎黄祖先记忆与“中华”认同

炎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共祖”,是由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确立的,而北朝是炎黄祖先“共祖”身份确立的关键时期。十六国至北魏,边疆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往往祖述炎黄,以促使本族“华夏化”,确立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迁洛,施行“汉化”改革,推动了各虏姓家族接受“炎黄子孙”身份。至西魏北周,炎帝、黄帝成为关陇地区鲜卑、汉人、氐羌诸族共同尊奉的祖先。至此,炎黄祖先正式由“华夏先祖”发展为“华夷共祖”,并影响到后来突厥、契丹诸族。这推动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和发展。     

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

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谢国先云南本无汉族。司马迁称此地为西南夷地区。常璩说：“南中（云南等地）在昔盖克、越之地”，①夷和越都是与汉族相对而言的少数民族。楚人庄王滇，为云南人口增添了新的因素，但楚人亦被视为蛮夷。汉武帝征服了云南地区，“募豪民日南夷”，②这...     

汉代“白狼夷”的族属新探

我国历史上,首次赴首都洛阳歌颂祖国强大统一政权的,是西南“白狼夷”部落首领“白狼王”唐蕞等一行.他们在东汉明帝(58——75)举行的宴会上演唱出领辞《白狼歌》三章,“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由此载入当时史册《东观汉记》及《后汉书·西南夷传》,千古传颂不绝,迄今尚有国内外学者进行研讨.这三章汉夷对译的《白狼歌》辞,在我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现将当时汉夷对译《白狼歌》三章列下:     

论隋炀帝的民族政策及影响

隋炀帝为适应多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明确提出“混一戎夏”的思想,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落实“无隔夷夏”的民族政策,形成了以德化为主、优待边民的民族工作方针,取得了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积极效果,对后世的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别图景中的幼儿园男教师多重身份互动研究

幼儿园男教师持有多重社会身份，多重社会身份竞相角逐以实现在个体信念和行为中的凸显，个体亦经历着需要平衡多重身份间冲突的内心焦灼。为深入打开幼儿园男教师的心理“盲盒”，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范式，对8位幼儿园男教师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进行“解释性理解”，借助主题分析六步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不同身份之间相互掣肘，幼儿园男教师也仍然体验着身份顺应。具体来说，男性身份与幼儿园教师身份之间的冲突，因幼儿园教师职业图景与主流男性气质的不契合，表现为外部消极评价与自我负向概念，并由此制造出职业隔离与劳动性别分工现象；与此同时，男教师亦因其“少数”与“异质”，体验到快速晋升的职业发展道路的捷径，因“少数”而成为“团宠”的人际互动关系；多重身份互动的核心在于怀揣着对儿童的热爱，在凸显教师专业性价值的基础上解构教师的性别身份，打破早期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的性别差异与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