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业研究综述

钱庄是中国古代的主要金融机构之一.近代中国发生了一场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巨大变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出现一种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状态,在金融领域就表现为传统钱庄与现代银行长期并存.对本课题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本文试图从钱庄的起源、性质与作用、与洋行、银行的关系、钱业公会、钱业区域性研究、钱业人物、钱业家族的研究等方面在学术史上进行一番梳理.     

关于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认识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人对于现代化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四个现代化”转变为现代化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包罗宏富的转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代化范式”可以将革命史的内容包含其中,与“革命史范式”相比,“现代化范式”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实际情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从单方援助到互利共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六十年

为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中国外交经验,本文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本文分三个阶段就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战略以及双方的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在20世纪50—70年代,双方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中国单方面援助为主导的经济交往;在20世纪80年代,双方确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走向了互利共赢的全方位经济合作。     

论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关系(1908—1936)

近代汉口商业贸易繁荣,外资银行业发达,钱业根深蒂固,在这特定的时代里,新兴的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发生了激烈碰撞,产生了互动。在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初创期,它借助浙商这个纽带,整合在汉浙籍商人的实力,与钱庄发生密切联系,在放款、货币发行,以及抵御金融风潮中与钱业展开了良性互动。但由于两者的利益冲突,以及银行公会的发展壮大,两者的互动广度和深度逐步缩小。近代中国金融领域,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关系,虽然体现了近代银钱关系的一般特性,但同时又兼具显著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被历史言说与为历史言说——中国现代化与百年报刊话语嬗演

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末世的近代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的历史过程,它的苦乐悲欢、成败得失,都通过报刊话语得到宣泄、得到表现,构成20世纪中国报刊话语“被历史言说”与“为历史言说”这样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一方面展现了20世纪中国处于空前转折与巨变时期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中国报刊话语袭承中国传统文本为天下言说、载道传道、忧国忧民的可贵品格,同时也体现了它与历史的一种互动互应的制约关系。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 ,为“救国图存” ,振兴和发展近代工商业 ,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模式 ,制定颁行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律 ,在中国近代立法史上具有开创之功 ,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也存在缺陷。清末经济立法中移植西方经济法制的经验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法律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及其现代性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既受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影响，使之带有特殊社会形态的印记。同时又受到近代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里带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范畴和命题。在德、利关系问题上，一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主、从”关系来看待德与利关系，而主张德、利一致。在“仁”与“人”关系上强调民众是经济的根本目的，反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只主张“仁义”反对“人欲”的观点。认为权利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封建礼教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还坚持管理与伦理融通一起来管理天下，发展经济。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毁誉不一的“买办”阶层

“买办”是近代世界范围内欠发达国家（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今为第三世界）的共有现象，但程度不一。百年租界史中，中国特色买办阶层长期存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是不能回避的历史真实。中国租界（主要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近代化，是在外贸洋商侵入的推动下完成的，而不像西方近代化是由欧美本身的产业革命得来的，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由此，买办的生命线首先是受西方列强雇佣的“商”，前者是辅助洋商经营贸易和金融投资；其次的生长点才是“产”即引进科技产业、厂矿实业，以催生民族经济。中国买办阶层在五口通商后逐步发达。到1920年，买办人数超过10万。本文指出一个参照系——以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日本租界及买办阶层的嬗变历史作为借鉴，揭露和分析中国买办固有的封闭性、虚荣性、懦弱性，指出这些特性导致大多数买办富豪家族在20世纪繁荣奢华之后，必然走向衰亡。行贿成为洋商打开中国市场的一个潜规则，大量腐败案件与外贸有关。洋商通过商业贿赂，垄断市场、垄断技术。中国的官僚买办为私人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此外，本文对“买办研究第一人”——PaoKuangYung（包培之即包光镛）做了考证。     

近代中西日文化交流中“政治”概念的演进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传教士的介绍和西学书籍的进入,以及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说借道日本的大规模和系统进入,加以近代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断吸取新知的内在驱动力,都在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习惯,“政治”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合成词,成为涵盖以往“政”、“治”词族的具有包容性的词语.“政治”作为一门知识、一门学科,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逐步形成那个时代的“政治”知识体系.这一进程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而且进一步引导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马叙伦等为代表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批评,以“新史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史学革命,其最初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中国现代史学之建立上。笔者认为在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中,新式知识分子借“史学”的革新,对“民族”、“国民”等近代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反叛之路

可以说，20世纪文学是在反叛传统中起步的。从此，反叛给20世纪的文学生命带来永不安份、永不停滞的活力，为中国文学和文化创造了一个世纪的业绩，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反思的话题。当我们反思20世纪的“反叛传统”时，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关于反叛，H关于传统：20世纪用什么作为武器反叛？什么是20世纪对传统认识上的洞见与盲视？毫无疑问，西方文化是中国Zo世纪反叛传统的重要武器。当鲁迅喊出“救救孩子”的时候，当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的时候，国人不仅看到了传统文化“吃人”’，也从黑屋子里看到了一束另一天地射进的强光，…     

和谐社会与科技、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同,“李约瑟难题”一直是我国科技史界和自然辩证法界讨论的老问题,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间曾经存在的矛盾也存在颇多的争议。本文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思考的出发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滞,以及在构     

新历史主义与武则天题材小说创作

产生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思想不仅影响着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历史小说,而且对传统型历史小说写作也构成了强劲影响,这点尤其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武则天题材历史小说写作中:不仅从其与此前同类题材作品比较中可以发现新历史主义历史观、“文化诗学”及商业协商的影响迹象,而且这种影响也体现在历史小说艺术审美的多样化探索方面。     

“文明”与“武明”之辩证——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意义

19、20世纪之交,康有为遍游世界,在研究了现代国家竞争的经验、特别是德国崛起的经验后提出了“物质救国论”的重要主张,其“物质”包括经济、科技和国防三个方面.此论虽然在反对民主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显得“保守”,却准确把握了近代以来中国一再失败的直接原因,实际上提出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对我们今天深入理解“硬力量”与“软力量”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在理路——以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为中心

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格局而成为区域乃至全国商业中心,并显现出与中国传统城市不一样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经济、文化特性,因此倍受海内外城市史研究者的青睐。其中尤以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研究最为典型,其对18—19世纪汉口的商业与社区的研究,在冲击—反应、中国传统城市功能结构以及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等三个方面颠覆了西方学界对传统中国的认知,并提出即使没有近代开埠和西方的冲击,汉口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社会的大胆假设,从而构筑起新的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     

民族情感与历史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人种起源问题的阐释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近代中国历史撰述所遭遇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人种“西来说”的信奉、对人种外来说的质疑乃至批判,以及对“土著说”的“暂行断定”,彼此之间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种“土著说”得以立足于学术界,主要源于“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古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也推动“土著说”历史认识的发展。这一变化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积极寻求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作的努力,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反映。     

严修、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建

严修、张伯蓄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也是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过程中的代表人物。他们作为跨越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爱国教育家,把南开大学办成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创办现代大学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严修、张伯冬不只是属于南开,而且属于中国。严修（1860－1929）,字范孙,是著名学者,作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待郎,晚年弃官回天津倡办新式教育和地方公益事业,与南通张春向有“南张北严”之称。蔡元培说他“于旧道德素称高贵”,周恩来赞扬严修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张伯警（1876－1951）,字寿春,比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