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应对中农户生计与粮食安全

从社会根源看,新冠疫情并非人们通常所称的"突如其来",实际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即它与都市化和全球化的陌生人交往模式有一定关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次疫情不过是现代人日常生活微观行为的结构性爆发。小农社会及其心态在此次抗疫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间或可说蕴藏了具有真正中国特色的防疫抗疫经验。同时,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不容忽视的乡村社会危机,尤其体现在对农业生产和农户生计的影响方面。后疫情时代需要特别关注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从保护农民生计安全的角度,创造条件激发农民的生产致富积极性,真正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的基础。     

国际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困境及其经济政治逻辑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构成人类社会自西班牙大流感之后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出现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萎缩.面对这一重大危机,国际社会启动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中的灾难应对机制,展开了多方面合作,以对抗疫情,稳定经济.然而国际社会合作中多方面困境导致合作效果不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对经济实力变化以及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困境引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竞争甚至对抗化调整,抗疫与稳定经济之间的矛盾、美国推卸抗疫不力责任等是造成这一集体非理性局面的经济政治因素.破局则需各国尤其是大国搁置内部矛盾,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实际,充分协商和切实推进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方面的务实合作.     

西方人道主义思潮批判的伦理逻辑与实践智慧——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沉寂已久的人道主义思潮再次复萌并且持续升温,并逐渐演化为西方国家转嫁疫情风险、推卸防控责任、向中国进行普世价值渗透、消解中国抗疫效能的意识形态工具。能否遵循人道主义伦理逻辑,坚守人道主义底线,肩负人道主义责任,通过人道主义实践凝聚全球抗疫力量,就成为中国抗击疫情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担当,有力回应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挑战,重新定义与诠释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内涵,并赋予人道主义以更具国际公信力的时代意义,同时也为后疫情时代世界政党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风险,锚定全球化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实现路径。     

后疫情时代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启示

实践表明,作为群众接触最多社会治理层级的基层社区,已经成为城市切断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传播的关键单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抗击疫情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疫情阶段,我们需做好如何进一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入研究,对抗疫期间部分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问题进行反思.以A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分析了居民参与度较低的原因,并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组建居民理事会,成立志愿者组织,完善居民公约等路径以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努力把新冠肺炎疫情给社会带来的灾难转化为优化基层社区治理的拐点.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疾控人员的职业认同建构——以浙江疾控系统“我的战疫故事”话语分析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疾控人员奔赴一线，英勇抗疫。疾控人员通过重述“我的战疫故事”，明确和调整疾控职业的角色、行为和规范，重申和强调疾控职业的理念、情感和价值。近两年出现了一些疾控人员职业认同的调查分析研究，但未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疾控人员的话语实践。本文选取了浙江疾控系统内“我的战疫故事”征文为话语文本，进行甘姆森建构式话语分析，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疾控人员如何通过重述抗疫经历建构职业认同。研究发现，疾控人员通过明晰职业角色、专业规范和职业素质，强调职业使命、群体认同和自我实现，以及从群众认可、团结协作、未来展望中，在职业、自我、社会等三个面向建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职业认同。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清零”还是“共存”,国际社会面临“一病两治”的模式选择。国家能力切中了国际社会抗疫实践的肯綮。中国依靠组织动员体制优势,突出了“强中央政府能力”,坚定奉行“清零模式”,并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弹性,取得了显著的抗疫成效。本文在总结中国抗疫政策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即包括8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凝练出四大层级排序和四类过程应对机制,阐释了中国抗击疫情的政策逻辑。据此指出,中央领导力供给是中国抗疫实践的保障,中央—地方疫情指挥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功能,而发达国家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高度专业化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中国应加强科技支撑和专业知识评估,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度和弹性,增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中国抗疫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向度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抗疫的思想旗帜,其中马克思主义人学为严防严控的总体布局提供价值依归,为以人民为中心的防控策略调整提供思路方法,并构成评价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尺度,对疫情防控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生命至上是贯彻始终的核心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动力,集体主义是凝聚力量的核心价值取向,团结合作是应对疫情国际化的基本主张,历史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得到充分彰显.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也反映出当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寻找解决的智慧和方法.     

后疫情时代文明危机的消解与澄明——风险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及其方法论意蕴

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意义危机,知性科学把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割裂开来,以否定人的感性生命存在去寻求超感觉世界的普遍规律,以单一程式化的知性思维去规定感性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风险辩证法是人类洞察风险社会文明危机本质的哲学智慧,对当代人类科学理性及其文明发展悖论的反思成为它的主要任务。风险辩证法破译支撑知性科学的现代形而上学基因密码,揭示科学理性、风险知识与话语权力的内在关联机制,剖析现代性意识形态与知识样式的现实生活前提,消解知性科学对个人生活选择的独断,澄明科学理性的感性存在论基础,赋予科学理性以人的感性光辉,将感性、知性和理性统一于人类的历史性的科学和社会活动中,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达风险社会现实、彰显生命意义与自由精神的思想桥梁。风险辩证法面向风险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在感性的现实生活冲突与矛盾运动中把握风险社会时代脉搏、历史走势和人类命运,从本质上奠定破解时代问题之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新知识类型与理论创新的学术定向。     

相关的“邻人”：秩序、记忆与共同体——新冠疫情下的省思

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化蔓延，日常秩序的坍塌已成不争的事实。面对资本与生命的对垒、自然与社会危机的交织，无论是个人还是共同体，都不得不在疫情挑战下重新审视以往自身的生存样态。毋庸置疑，危机的有效应对必须以对危机的正确理解为前提，而在突如其来的全面失序面前，人们却往往固守于对既有秩序的依赖，倾向于对危机做常态化的解读。更进一步而言，与这种将危机正常化的尝试紧密相关的，是人们恢复安全感与控制感的要求，由此也使得个体性的认知表达逐渐呈现出以其群体归属为框架的特征。这意味着，对危机的不同理解是人作为能动主体建构的结果，从而反映出客观事实之外主体自身的现实变化，其中尤以随着旧秩序崩塌而来的种种旧边界的被打破，社会内部共同体的崩溃与重建为典型表现。概言之，人们试图重建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秩序的过程，同时也是重构人自身生存处境，亦即重构人与人、个人与共同体等共同生活中的相互关系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危机与文学的价值取向——走向生态境界生存的文学期待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危机其实就是人类生存境界 (意识 )的危机。人类要想走出这种危机 ,就必须由本能境界的生存走向生态境界的生存。为此 ,人类应该花大力气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革新的基本指向是摆脱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和占有性 ,在高科技与高文化相统一的实践基础上 ,正确认识人的价值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当前 ,形成一个坚持富有同情心的公正原则的人类公共领域 ,有利于人的自我革新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全球化时代现实发展的这种趋势 ,通过重构人对文学的期待来揭示文学应有的价值取向 ,即以审美的形态把人的一切方面的存在 ,整合为一种向生态境界生存发展的新状态。     

抗疫人民力量：内涵、根源、作用与疫后弘扬

抗疫人民力量,本质上是遵规守纪、服从大局的政治力量,是负重逆行、勇赴国难的道义力量,更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力量。抗疫人民力量,源于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榜样的诚心感动,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政治自信,对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的高度信任,对中华道义传统的纯朴坚守,在抗疫过程中具有助力抗疫决策的成功落实、抗疫物资的有效供给、全民抗疫的团结协作、抗疫战争的全面胜利等重要作用。抗疫人民力量既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凭借,也是疫后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民力量。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内涵的加速重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自2020年以来,世界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挑战。席卷全球的疫情也成为了加速传统全球化与全球价值分工体系重构的催化剂,同时也让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与经济全球化的公平性问题逐渐暴露。传统全球化内涵亟需再定义,以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了零和思维和极端利己主义,以关注全人类利益为价值取向,为全球化内涵的再定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发展方向。     

网络时代的信息困境

我们已经身处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人本身，由此产生一系列由信息引发的问题。人本质上的信息向度被扩大，人同物质世界与信息世界的关系发生变化，网络时代的人形成一种网络理性。这一切造成了网络时代“自我”的严重分裂。这是人类的新危机，也是我们在网络时代“创造自己”的新机遇。     

中国抗疫行动中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再现及启示

人类发展史是一部与危机、病毒斗争的历史,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中国抗疫工作始终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秉承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充分发挥团结精神与世界担当精神,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群众取得了抗疫的巨大成功,也为全球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公共危机事件的挑战,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挥中国制度所体现的整体观,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的批判性思维启示及信息生态平衡的人工智能应用

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全球舆情,不仅空前凸显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而且凸显了深化批判性思维研究的必要性。正值信息文明扑面而来的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爆发,信息科技在助力抗疫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复杂舆情。这一正在继续的社会信息现象具有重要启示: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通过批判性思维哲学基础的研究,建立起与社会信息生态的关联,在越来越复杂的信息环境中,由批判性思维中的前提性反思深入到信息生态,并为人工智能在这一层面的应用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社会信息生态平衡保持的智能化,助力前提性反思的发展,通过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和信息生态平衡的智能化保持,构成二者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推进批判性思维和社会信息生态健康发展。     

意义、情感与认同：疫情纪录片的生命叙事研究

后疫情时代,影像媒介在故事建构和文本叙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叙事也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观念。以新冠疫情题材纪录片为例,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叙事实践,聚焦疫情故事的讲述如何建构意义、传递情感和社会认同。生命叙事实践作为一种"表现性话语",通过个体叙事积极地进行自我主体意识的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意义相通的共情场域中唤醒和联结情感记忆,并在情感创伤的"外化"过程中获得心理疗愈。同时,该实践在共情传播过程中以情感话语和"去他者化"话语分别构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对疫情危机的反思：从“西方中心论”的弊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当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呈现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次疫情危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与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让“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再次凸显出来。对疫情危机进行反思,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时代的政治哲学功能阐释

人类正在加速进入一个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需要将认知数字化时代下的人与社会和数字化时代如何重塑人与社会纳入其中。数字化时代是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也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时代,其基本特征表现为社会智能化、经济数字化、世界屏幕化、万物互联化、数据多样化,其政治哲学问题主要有虚拟与现实、进化与异化、技术与伦理。数字化时代的政治哲学问题在政治哲学的主体思维、辩证思维、批判思维、实践思维、伦理思维等功能下能够有针对性地得以化解。数字化时代下的政治哲学功能有助于人类提升自我主体意识,增强人文关怀精神,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新冠疫情时代下农村残疾人社会救助困境研究

我国现在处于“十四五”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时期,农村残疾人本就是社会中的脆弱边缘群体,解决农村残疾人的相关问题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在处于疫情时代之下,现有的社会救助服务体系不足以应对农村残疾人的社会救助问题。通过对国内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分析农村残疾人在疫情时代下所面临的新困境,以及探究现有社会救助服务体系在实施中所遇到的问题与社会救助服务体系在新冠疫情时代性所存在的不足。为了进一步防止农村残疾人受到疫情带来的影响,提出一些针对残疾人在健康支持、经济援助、社会支持、就业援助与提高社会关注度等方面上的政策性建议,可有效地保障农村残疾人群体处于新冠疫情时代下自身的生活与发展,以及确保未来的乡村振兴的实现。     

后工业时代危机的应对——日本核泄漏引发的警示

目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过渡时期,后工业时代的优越性已经为我们所领略。但人类在享受后工业时代带来的便利和利益的时候,却忽略了历史的惯性作用。后工业社会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受历史规律的制约,它仅仅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人间天堂。它自然继承了前两个社会阶段的所有矛盾,这些矛盾关系再经由后现代社会时代特征的催化,必将会带来比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更加难以解决的危机。此次日本的核泄漏危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我们不仅要应付工业社会的各种危机,还要感受后工业时代危机已到来的紧迫。寻求一种适应后工业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文明形态已成了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