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与近代革命诗潮的发生发展

1903年,继诗界革命的运动流波,国内掀起了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诗潮。为深度解析晚近革命诗潮对诗界革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透视于右任诗作诗话与近代革命诗潮的精神关联,从革命诗潮视域考察于右任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于氏早期《半哭半笑楼诗草》诸作,在诗体诗风上尝试跳出“诗界革命体”的藩篱,补充和发展“三长”理论,在题材题旨上竭力宣扬民族精神、民主意识和反清思想,奏出了革命诗潮的先声。民元前后,于右任诗歌创作、诗学评论及革命诗刊创办的壮举,一方面固结了陕西早期同盟会成员,另一方面推进了东南革命诗群的蓬勃发展。靖国军运动前后,于右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其文学思考和创作实践,引领了陕西靖国军军人诗群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革命诗潮。于氏将诗界革命引向新的高度,推进了国内革命诗潮的蓬勃发展。     

《民立报》时期的宋教仁

《民立报》是继《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相继遭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迫害、封禁后,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革命报纸。民呼、民吁、民立三报创办人都是于右任,被人称之为“竖三民”。“竖三民”中,以《民立报》办的时间最长,时人称它“振振有辞,崇论闳议,大为党人张目”,是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国内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一九一○年冬,宋教仁由东京到上海,会见了于右任,两人“相见即作深谈,时中国外交正亟,先生(指宋)言其关系与准备之策,旁及报社之宗旨趋向暨进行之方,抵掌而谈,记者(即于)心折。”经于的极力挽留,宋教仁便开始了与《民立报》“困厄坚忍”,“相依为命”的主笔生活。《民立报》成为辛亥前夕一家有声有色的革命报纸,与宋教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于右任曾说:“今日我报之有成绩者,先生实规其先畴。”宋教仁主《民立报》笔政时,署名“桃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两报时期于右任的革命宣传活动

于右任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在辛亥革命前致力于办报宣传革命。《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是其办报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为报纸存续时间较短不为人关注。文章考察了两报的政论类文章,认为其政治宣传的内容重点突出,集中在清廷的立宪骗局、路矿纠纷以及官场黑暗,其政治宣传的风格观点鲜明,亦庄亦谐,在民权、自由、民气等关乎现代政治民主以及中国彼时的国民性等问题上,独树一帜,发人深省。     

《民吁日报》之封禁与日本侵夺安奉、锦齐铁路事件

<正> 辛亥革命前夕,国内外反动势力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舆论钳制十分专横。报纸因文字招祸,遭到查封禁售的,不胜枚举。上海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宣传革命的重要据点。作为中国同盟会在国内言论机关之一的《民呼日报》,自一九○九年五月创刊后,于同年八月为清政府强迫停刊。报馆主人于右任对此十分愤慨,认为清廷禁压“民呼”,乃剜去民之双目,“民不敢声,故仅吁耳”,是年九月复创《民吁日报》。时于氏被租界当局逐出,故由其友人朱葆康出面作发行人,范鸿仙光启为社长,谈善吾任主笔,继承《民呼日报》未竟事业。报馆仍设在上海望平街160号。戈公振之《中国报学史》曾记于氏“三民”报(即“民     

关于上海《民吁日报》的封禁日期

辛亥革命前夕,反动势力箝制国内舆论十分专横,报纸往往以文字贾祸,遽遭厄运。陕人于右任,莅日本谒孙中山,入同盟会,受命返沪,创设革命舆论机关,针砭时政,鼓吹革命,颇为读者重视。其所办《民呼日报》被清廷逼迫停刊后,于一九○九年十月继办《民吁日报》。不久因又触清日两国政府忌惮处,复遭封禁。其事曾揭载报章。然而民吁报馆之封禁日期,至今众说纷纭,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其一,戈氏《中国报学史》认为“出版仅四十二日”即11月13日被封禁;《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社1982年版)认为“发行仅四十八天(一说五十余天)”。其二,持11月18日说者有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与王成圣的《于右任传》(台湾中外图书社1973年版);持11月19日说有《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高旭与晚清革命诗潮

1903年前后,大量充满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的诗篇出现在以近代化报刊为主阵地的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革命诗潮。高旭诗歌之创作题旨在此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发表阵地逐渐从《新民丛报》转移到《国民日日报》、《觉民》、《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复报》等革命派报刊,其诗歌内容以宣扬民族民主革命为主旋律,以剑气激发民气,以箫心唤起国魂,形式和风格则承继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方向,在如潮水般涌起的革命诗潮中充当了主力军,引领了时代潮流。     

“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

“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黄遵宪的诗学理论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的诗学理论以“诗外有事 ,诗中有人”为总纲 ,力主以今人所见之理 ,所历之境 ,所遭之时势入诗 ,为了无生气的诗坛吹进若干时代与生命的气息。 2 0世纪初年兴起的诗界革命 ,既是对黄遵宪诗学理论的继承光大 ,又是对其诗学理论的深化丰富。     

五四代际之争与辛亥原点再议——以《失掉的好地狱》为中心刘春勇

《失掉的好地狱》与《杂忆》写作于同一天,后者颇为详尽地讲述了鲁迅的辛亥经历,深情地回顾了民国建立的经过以及民元时期的"希望",同时表达了对民元之后的中国社会的失望。在鲁迅看来,自己及辛亥同人之所以倾力于文学,并非因为文学是高雅之物,而是那里面记录着弱者的苦痛与呻吟,这正是辛亥一代同五四一代("现代评论派们")的本质性区别。正是这个原因触使了鲁迅在五四退潮时期,不断地在文字书写之中重返辛亥原点,重拾辛亥革命的精神之力,这成就了《失掉的好地狱》这一系列文本的书写,并且通过这样一些书写,鲁迅"扬弃"前一个阶段因辛亥革命失败之顿挫而苦痛不已的自我和已然登上"高雅之文学殿堂"的五四同人,而向新的革命征程进发,去拥抱异样的具有强力之意志的"别一类人们"去了。     

《江苏》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兼论晚清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运动之关系

1903年前后,大量旨在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振聋发聩的诗篇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创作潮流。《江苏》杂志刊发了金天羽、陈去病、黄宗仰、柳亚子等大量诗歌,鼓吹革命排满、诋排专制、掊击列强、批判奴隶根性、倡言民主、赞美共和,是其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构成了此期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革命诗潮也为蓬勃发展的诗界革命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重要一翼。     

于右任先生诗歌的风格——为纪念于右任先生诞辰一○五周年而作

于右任先生作为一位科举出身的诗人,在近代诗坛上确有其独特的风格。柳亚子先生在解放前评价近代诗人时曾指出:“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幅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引自《人物》1980年第1期)当代文学家姚雪垠也指出:“国民党中也不乏诗人,……例如于右任,……写了不少七律诗,寄托很深,艺术锤炼也好。倘若这一类作品在现代文学史适当论述,不仅使文学丰富了内容,也会在海外产生积极的政治影响。”(引自《社     

略论《诗大序》的诗学理论及其影响

《诗大序》是毛诗首篇《关睢》前的序,是我国诗学发展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是对儒家诗论的经典性总结。一直以来,《诗大序》以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我国的文学批评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在儒家诗学的发展中起着承前起后的作用,它论述了关于诗歌本质、诗歌功用等一系列重要的诗学问题,如吟咏情性的观念,诗与政通的思想,主文谲谏的意识,美刺论,六义说都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交往的诗学——钟惺、谭元春论《诗归》书与竟陵诗学的登场

钟惺、谭元春合编的《诗归》是反映竟陵派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是促成竟陵诗学成为晚明诗坛主流话语的核心力量。这种诗学力量的形成,除了来自选本自身所传递的颠覆性诗学理念,同样离不开二人在推广方面所做的努力。钟、谭二人通过借助与友人间的往来书信,揭示《诗归》在编选宗旨、诗学理念、诗歌评价上的独特之处,由此彰显《诗归》“与世独异”的编选策略,标明异于“后七子”、公安派的诗学立场,传扬独具一格的批评观念,构建自成一体的话语系统,从而在晚明诗坛树立起竟陵诗学的旗帜。     

王夫之《诗经》诗学研究

《诗经》诗学研究是《诗经》研究的薄弱环节,正是在这个环节上。王夫之以其深邃的思想和辛勤的耕耘,登上了古代《诗经》诗学研究的顶峰,总结其成果及其经验,对当代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性灵与格调对抗视阈下的明代诗选——以《古今诗删》、《诗归》为中心

从格调派独尊盛唐、推崇格调到性灵派倡导性灵、打破格套,在性灵与格调对抗的诗学语境下,明代诗选作为重要的批评方式和传播媒介,也参与不同流派与观念间的诗学论争,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古今诗删》、《诗归》等具代表性的选本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对抗性,在才情与气格、大家正宗与无名之家等方面的评选差异,同时又存在共通之处。     

杨中州选注《于右任诗词选》正误

作为于右任诗词的爱好者，刚看到杨中州选注的《于右任诗词选》（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时非常高兴．因为此书虽是选本，但收的诗词并不少，颇有一些是《于右任诗词曲全集》（于媛主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9月版）所未收的。但仔细一看，又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书中错误不少，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有些错误在此书初版（《于有任诗词选注》，     

论荀子和屈原的诗学观

荀子与屈原,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最早自觉地“作诗言志”的两位文学家。荀子通过作《佹诗》将已成为文献的《诗》还原为文体的诗,并界定诗人所言之“志”应在“圣人之道”的范畴,这对汉代诗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屈原是新体诗的创造者,他在《离骚》、《九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念,归纳有三:一是“发愤以抒情”,“抚情效志”,确认诗是表达个人情志的文体;二是“露才扬己”,突出抒情诗歌的个性化表现;三是“怀质抱情”,“内美”与“脩能”并重,以“情”为文采与美的表现。屈原这些诗学观念,奠定了中国抒情文学的理论基础。     

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

在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中,"新意境"是重要的构成因素。王韬对"新意境"的追求是开风气之先的。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主要表现在《蘅华馆诗录》中的酬赠诗和海外诗两类作品中。尽管王韬诗中的"新意境"在他的全部诗歌中还是很有限的,不及后来黄遵宪表现的丰富,但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新南社简介

1923年10月14日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陈望道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新南社。该社以继承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引进新思潮,探索人生道路为其宗旨。该社是在成立于1909年的南社的基础上改组而成,他们继承了南社的一些传统,但与南社又有所不同,该社更注重引进世界思潮,对“国学”重在“整理”而不是一味颂扬。1923年10月14日,新南社在上海从聚餐的形式召开成立大会时有38人参加,选举柳亚子为社长,邵力子、陈望道、胡朴安为编辑主任。通过了《新南社条例》和《新南社编辑部组织法》等文件,规定新南社的出版物,一律用白话文,内容不拘门类,不分译著,从“美” “善”为主。1924年1月出版1期《新南社社刊》,其它出版计划均未实现。1924年5月5日,照章举行了第2次聚餐会。到会的有汪精卫、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