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两报时期于右任的革命宣传活动

于右任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宣传家,在辛亥革命前致力于办报宣传革命。《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是其办报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为报纸存续时间较短不为人关注。文章考察了两报的政论类文章,认为其政治宣传的内容重点突出,集中在清廷的立宪骗局、路矿纠纷以及官场黑暗,其政治宣传的风格观点鲜明,亦庄亦谐,在民权、自由、民气等关乎现代政治民主以及中国彼时的国民性等问题上,独树一帜,发人深省。     

宋教仁与《民立报》

一 宋教仁(1882-1913)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报刊评论家.在从事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他很注重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把报刊作为其革命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先后创办、主编或主撰了几份著名的革命报刊,如<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醒狮>以及<民立报>等.有两百多篇文章①见诸于各革命报刊,且大多为政论文章;显示了宋教仁较强的新闻实践能力和坚定的民族民主革命信念.     

被忽略的"上海书写":早期《申报》所载词人词作研究

关于上海的"都市书写"一直是近来的热门话题,从文学角度讲,"上海书写"主要以小说为主.文章主要考察以早期<申报>为媒介及传播手段的"词"作为另一种"上海书写"的工具时,在题材、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发生的变化;同时,探讨词在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如何利用报刊等新的传播方式反映上海都市的变迁,以及如何记载并体现在传统文化观念浸染下的人们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上海时的态度和心态.     

家世与国势：满臣端方崛起若干史实研究

端方是清末督抚中的能臣代表,具有满洲八旗身份与显赫的家世,得到帝师翁同龢等人垂青与提携。在近代中国变幻纷呈的政局中,端方的个人命运始终与国运脉搏紧密相连。以帝党和后党的双重身份参与戊戌维新,戊戌政变发生后,不降反升。庚子事变中,借助行在在陕的机遇,建立丰厚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与湘系集团的交际,与岑春煊的交恶影响了其后的政治走向。端方的权势与人际网络的形成,折射了时代变迁与晚清政局的赓衍。     

从创办初期的《申报》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大上海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的开埠口岸城市之一,以其特殊的地理优势,迅速发展成为中西交通的枢纽点。时间转到19世纪70年代,中西冲突中的大上海在裂变的阵痛中呈现出明显的过渡状态。本文立足于创办初期的《申报》,从其丰富的史料中探索此一时期上海的进步演变过程,进而理清转型时期上海的文化发展脉络。     

英国政府的"一个吵闹而多嘴的朋友"——《泰晤士报》对列强侵华活动的报道及其影响(1897-1899年)

英国《泰晤士报》有关中国晚清时期的大量报道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珍贵史料。本文以该报有关1898年前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活动的报道为例,指出这些报道不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须注意的是它代表的公众舆论力量当时已成为影响英国政府有关决策的一大因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摩登时代与霓虹灯外——两位美国华裔学者的上海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研究一度在美国的中国学界成为显学.两位美国华裔学者李欧梵和卢汉超,于1999年出版了研究上海的力作—《上海摩登》和《霓虹灯外》.两书共同之处是:对上海的深沉爱恋;利用资料丰富:跨学科特点;关注都市日常生活叙事和大众文化.两书存有许多不同:李欧梵追寻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卢汉超展现上海日常生活中的传统;李欧梵的上海是租界内的摩登世界,卢汉超的上海是棚户区的破落景象和里弄的日常图景.也许和怀旧有关,两书的中译本在大陆反响不同.     

《大江报》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

《大江报》是晚清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从诞生到被查封,三起三落,充满传奇与坎坷;以鼓动革命,推翻满清为主旨;风格独特,无所顾忌,敢于直言,成为革命报刊的先锋。该报以湖北新军官兵为主要宣传对象,深入军营,广泛动员,号召革命,为武昌首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闻史的回声——甲午战败原因的《申报》考量

时值甲午战争两个甲子,本文从甲午战前20余年的《申报》新闻和评论中取材,从新闻史的视角回顾中国甲午战败的原因.本文提出了四个以小见大的问题,分别是:“水师还是海军?”“练兵还是表演?”“军人还是杂役?”“传统还是洋务?”利用《申报》报道和评论对这四个问题进行回答,给出了甲午败因的新见解,同时也思考了近代报刊与社会舆论的互动.     

民国时期上海人的休闲生活——以1927-1937年《申报》广告为中心的考察

休闲生活是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研究民国时期上海人的休闲生活对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现代化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申报》广告为我们透视当时上海的休闲生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人民喉舌":九一八事变后《申报·读者通讯》之舆论研究

1931年9月,《申报》开辟了《读者通讯》专栏,报道九一八事变后,民众纷纷就时局发表的意见和建议:批评不抵抗政策,要求一致对外;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吁请政治改革。《申报.读者通讯》将民众的意见公诸于世,并加以放大,从而加强了抗日舆论的力度,遂成为"人民喉舌"[。1](P191)     

《申报》视域下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反抗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保卫民主自由而进行的一次战斗。作为当时有影响力的重要媒体,《申报》对二次革命给予了极大关注,它对二次革命的报道和评论,较为明显地透露出否定这一历史事件的舆论价值取向。这种舆论价值取向,既与《申报》的阶级立场倾向有关,也是当时社会心理的真实反映。     

于右任与近代革命诗潮的发生发展

1903年,继诗界革命的运动流波,国内掀起了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诗潮。为深度解析晚近革命诗潮对诗界革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透视于右任诗作诗话与近代革命诗潮的精神关联,从革命诗潮视域考察于右任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于氏早期《半哭半笑楼诗草》诸作,在诗体诗风上尝试跳出“诗界革命体”的藩篱,补充和发展“三长”理论,在题材题旨上竭力宣扬民族精神、民主意识和反清思想,奏出了革命诗潮的先声。民元前后,于右任诗歌创作、诗学评论及革命诗刊创办的壮举,一方面固结了陕西早期同盟会成员,另一方面推进了东南革命诗群的蓬勃发展。靖国军运动前后,于右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其文学思考和创作实践,引领了陕西靖国军军人诗群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革命诗潮。于氏将诗界革命引向新的高度,推进了国内革命诗潮的蓬勃发展。     

近代上海舞厅的社会功能——以20世纪30年代《申报》广告为主体的分析

作为市民公共活动空间,近世上海舞厅发挥着独特而无法替代的社会功用.舞厅所提供的场景、氛围、运行机制和心理暗示,促成近世上海社会空间的拓展和人际心理承受距离的拉伸;延续了男女两性自我印象整饰的激情.舞厅里的非言语沟通轻松随意,剔除了理性的缜密思维,利于神经的放松和精力的恢复.同时,舞厅导致了近世上海男性欲望的满足和女性自信的获致,成为社会稳定安宁的一个支撑点.结果,舞厅与近世上海人成为互为选择的关系.     

文学上海的精神漫游--论朱蕊的《上海之妖》

朱蕊的散文《上海之妖》,立足上海,却放眼世界。在写出上海的外在形貌和内在气质、历史文化和精神蕴含的同时,还展示了作者从上海出发,实现“世界”漫游的人生／心灵之旅。在用文字呈现上海和“世界”的过程中,作者融现代的敏锐与古典的雅致于一炉,使《上海之妖》在艺术上具有一种既充满现代意识又具有古典神韵的别致。     

五四文学革命:上海的蓄势与北京的荣光

“文学革命”的蓄势和起点,与北京并无太大关联.五四文学革命的酝酿与发动,是上海时期《新青年》杂志的荣光,无论陈独秀鼓动的思想革命,还是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其雏形、基调在上海时期就已经奠定,北京时期不过加以扩大与深化而已.文学革命由小圈子内的讨论变成全国的舆论焦点,与“双簧信”事件有关,而这一事件是非常“海派”的.文学革命的先锋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都是在上海起步的;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观念和富有审美冲击力的创作,大部分出自上海的作家.     

《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

<纽约时报>是19世纪中期创办的一家美国主流媒体,该报多次报道上海的电稿.为我们体认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演变的先锋和主角的上海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纽约时报>留下了上海人口增长的记录;它报道了以外滩为扩展源.以英美租界为中心,不断向周边辐射和扩张的城市化过程;反映了第二、第三产业向上海城市空间的集中和聚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上海的普及.上海近代的城市化进程与鸦片战争后不久的开埠直接相关,它是以民族的屈辱、利权的丧失为前提、为代价的.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的特权<纽约时报>大唱赞歌,并不道余力地在走私、拒交关税、会公廨、治外法权、租界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为自己国家和其他列强辩护,体现了在国内外的双重标准.另一方面<纽约时报>不得不承认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掌控下的上海租界在近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黑暗面,承认上海有苦力、有骚乱和刑事犯罪,揭露英国人的贩毒活动,但时于同在上海的本国人的鸦片贸易却保持沉默,不置一词.在多重利益的驱动和制约下.<纽约时报>要想完全讲真话、讲实话是不大可能的.     

以笔战枪:辛亥之后的孙中山与上海传媒

孙中山终其一生对革命宣传极为重视.大众传媒引入中国后,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舆论中心.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后长期生活于上海,对上海这个媒体平台,自然多加利用.本文以上海为切入点,探析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与上海传媒的关系,希冀全景展现孙中山的舆论思想和宣传实践.     

晚清上海假冒慈善社团问题研究——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

在形形色色的晚清骗局中,假冒慈善社团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在上海,不法分子冒用或隐射善堂名义,以“行善”为名,行欺骗之实,损人利己,害公肥私。为了既方便行骗,又逃避打击,此类假冒善堂、捐局常设于监管不周地区,高悬门牌,诱人上当,还雇佣“线人”前往外地“募捐”,俾进一步扩大不当得利。不法分子利用民众乐善好施之德,竭尽“招揽”手段,以诳人财物,此举无疑严重破坏了慈善事业的信誉与功效。虽然晚清假冒善堂现象的成因复杂,但必然与清政府治理不良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