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界的亚洲动物史研究新趋势

去殖民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浪潮中兴起的动物史研究，引起了亚洲史学者的注意。在过去20多年中，亚洲研究和亚洲史学者纷纷从人文学科的不同领域转向动物史研究，其中亚洲动物史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虽不如欧美动物史研究的国际影响深远，却是方兴未艾的史学新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亚洲史研究的“动物转向”。亚洲动物史研究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角度和视野的转变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全球史兴起后，逐渐与动物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     

基础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可行性

口述史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和现实相联系,由此产生的出版物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如把口述史方法运用于基层教育问题的研究,既可以拓宽教育史研究的史料来源,还有助于实现研究过程中精英视角与下层民众视角的结合,并最终调动起研究者对人的经验的重视,对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教育史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

关于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中国学者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形成了两类典型的叙述.在此基础上,值得进一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国外环境史的引入以及此前中国学界许多领域所涉及的相关研究对于当前中国环境史学科建构的意义.如果说,国外环境史成果为我们展示了构建环境史学科框架的蓝图,那么,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基石和砖瓦.迄今,中国环境史学科大厦尚处于设计之中,其建设必将是一项巨大、艰辛的工程.     

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

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这种治史队伍与史家史学传承方式的多元化与规模化,是官方重视史学及史家积极参与史学活动所形成的结果。     

论临桂词派的"词史"精神

“词史”的概念是清人比照“诗史”提出的。晚清以王鹏运为首的临桂派词人以史入词叙写时事,以史家晦笔反映敏感的政治事件,通过个体心灵的感受反映出那个国运陵夷时代的民众心声,体现出了与“诗史”相通的词史精神,为晚清词坛增添了新的亮色。     

马克思“批判的历史科学”发展历程

在史学史的视野中,马克思“批判的历史科学”具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从中学拉丁论文开始,马克思就进入到了史学研究的领域,随后也间或接触到一些经济史方面的书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结合黑格尔历史辩证法与《克罗兹纳赫笔记》摘录的政治史、经济史知识,给出了自己对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方法论原则.此后,马克思进入到“原本”的研究之中,其间也发表了一些专业的史学论述,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鸦片贸易史》等著述.晚年马克思逐渐淡出了论辩领域转而再次进入了史学领域,并摘录了欧美史家大量的著述.     

对编纂史学史著作的几点建议

近几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史学史热潮。自一九八○年三月以来,至少已有四部中国史学史著作出版,填补了建国后三十年史学史著作的空白局面。拜读几部之后,欣喜之余,又觉似乎有点缺憾,冒昧写出,希望能起点参考作用。一、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相对而言,比通史、断代史和政治、经济等专史的学术意味浓一些,发展规律较独特些。因而有的史学史著作往往流于就史学论史学,孤立地从学术上研究史家特点、史著得失、修史方法及制度等问     

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

三十多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一般说来,对于某一史家的某种史书的思想、体裁体例、价值与局限等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广泛使用的模式。近年来,一些同行已经意识到,需要在继续运用这一模式的过程中,探索新的研究路向,进而提升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水准。理论研究、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等问题的提出,是在相关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一点思考,目的是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于传承中有所发展和创新。     

日本环境史学的研究与发展

环境史研究是日本历史学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话题,近年来,涌现出了不少优秀成果.日本学界对环境史的定义虽不尽相同,但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1]日本环境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之路,它虽依附于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却以顽强的生命力获得了快速发展,填补了各学科之间的空隙,并通过各学科之间的配合、跨学科的研究手法,以全新的视角构筑起了一门新兴的历史学.     

关于环境史研究意义的思考

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思考。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同学来说,我认为,首先应认识环境史研究对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这表现在:环境史家致力于研究长期以来历史中所忽视的环境问题或环境灾害以及环境保护等内容,从而大大拓展了史学的范围。他们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运动,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在每一个时期都具有塑造历史的作用,并且更新了对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环境史在治史原则、叙述模式与具体方法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不仅如此,环境史研究也具有现实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环境问题,并增强环境意识。     

“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

近十年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有增多的趋势.这些书籍的出版或许正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而这种“全球转向”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目前历史学的几个次学科如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医疗与科技史、物质文化史、外交史都多少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其中,医疗史如何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下来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有关这方面,西方医疗史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像是Sarah Hodges的研究.反观中国医疗史,目前仅见Vivienne Lo(罗维前)提出以全球视野来写作中国医疗史的诉求,她强调跨越社会、文化、地理边界及时间的知识与实践的传播的重要性.本文即在此脉络下,透过西方的全球医疗史研究的概况,来思考现有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成果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探讨的重点有二种:药物流通与疾病的全球史.总地来看,这波医疗史的全球转向,的确开展了过往医疗史研究未曾关注的课题.其中,全球视野是这些文章或专书特别强调的研究取向.然而,全球医疗史不必然就否认地方医疗史研究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强调全球与地方是如何相互地联系、交流、挪用、塑造、影响及产出.     

历史的重写与史学史的超越

史学史首先给史家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观念框架,其次给史家提供了一套写作历史的程序和技巧,最后给史家提供了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史料。一旦摆正历史学家与史学史的关系,重写历史就有了可能。在这里,史学史之于历史学家已不单单成为一种具有内在约束力的特殊传统,而且成为一种具有现实开放性的生存方式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国史占绝对多数。回顾东洋史研究,是按王朝和地域确定研究范围;文学的两大中心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有着不同的治学风格;对中国各时代的研究都有代表性的学者涌现。最近证实个别问题的研究较多,题目多种;人们关注新发掘的资料;中日历史学界考察、交流情况越来越多。日本除了在大学增设东洋史专业教育外,还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刊载东洋史的学术刊物陆续涌现。     

韩国非主流"研究者"群体的高句丽史认识倾向

韩国古代史学界,除正统主流史家以外,还有被称作非主流的特殊"研究者"群体.他们与我国所谓"民间学者"有所不同,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且多是负面的,因此应从史学史的视角来梳理非主流史学群体的形成、发展以及对高句丽史的认识倾向,尤其是近年的主要动态及主流学界对其的回应.     

关于重写20世纪史学史的思考——以“新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

重写20世纪史学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理论、方法、思路及体裁等诸多层面,而对原有问题展开新的探讨,亦属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以往被界定为存在于“五四”之前的史学思潮.事实上,其传承和发展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形成了与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齐头并进的史学流派,一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概括来说,梁启超在“五四”以后并未发生根本转向,而是对早期新史学予以深化发展,完成了史学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或之后,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标志着新史学从早期思潮和学派雏形正式演变为一大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等.这一派的理论主张自成体系,其要点为:重视在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坚持在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倡导跨学科治史方法等.     

中国古代治史修养思想论略

治史者的史学修养关系到史学著作的可信程度和质量高低,因此,备受历代史学家关注.孔子提出"书法不隐",成为古代史学修养思想萌芽的标志.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秉笔直书成为著史的笔法和史家的道德信念.唐代刘知几的"三长论"明确了史学修养的范畴,初步建构了治史修养理论体系.元明时期,治史修养思想进一步完善,"正心说"和"二善说"成为清代"史德论"的思想先导.章学诚是集大成者,首次提出"史德"范畴,确立"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良史评价标准,提出养心术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治史素养思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国亡史作”新解——史学史与情感史视野下的元好问碑传文

金亡前后,元好问以"国亡史作"的忧愤之情和自觉意识撰写了大量的碑传文。从史学史和情感史的视角来看,其碑传文叙写中呈现了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在金、元两个北族王朝易代之际,其民族意识、文化立场、政治认同相互纠葛的复杂状况,折射出他们以"中州文脉"为中心,形成超越种族、王朝和地域的"中州"士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这不但为他们自身在动乱时代的人生选择建立思想基础,也为"大一统"王朝的再兴准备了国家想象,更使"国亡史作"作为中国文化的历史意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

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得到了现代诸多学科发展的推动和新兴的城市史学的影响。当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并形成了城市历史地理和古都研究、城市社会史研究、城市文化史研究、城市经济史研究、比较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史学理论研究等热点专题领域。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城市史学的学科建设、城市史研究视野的拓宽与领域的开拓、城市史的整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等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西方历史学有着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自古希腊发端至今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科自身的关注则始于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全盛时代。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从方法上来讲,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注重对西方史学遗产及时代趋向作出动态考察,注重开展中西史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于西方史学、西方社会的了解与反思,更从整体上推动我国历史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