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襟宇而发其才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相继称雄于文坛近百年之久。对于他们勃兴文学复古运动的群体形象,历来文学批评家大多以“拟古”二字加以概括。然而,叶燮、王渔洋等人,却在心平气和的再三审视中,看到了七子派的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有得与失的两面性,认为在反对“剽窃摹拟”、尊重创作个性方面,王世贞等人的诗评“间有大合处”。虽然他们对七子派文论中的“大合处”缺乏系统性的阐述,对其“间有大合处”的动因缺乏深刻的剖析,但却开启着人们深远的思索。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是一部政法司马迁《史记》的明史著作,其“考”“述”“表”三大体例,在命意、结构乃至记本方法上,都是对纪传体之形与神的模拟,因此其“别集体”实是纪传体的变体。王世贞师法司马迁是受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由文学上的复古而至史学上的模拟。     

古代文集编纂及文学观念的一次异变——王世贞创立“说部”的文学观念价值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创立“说部”,引起士大夫们的格外注意。目前学术界对“说部”的研究多侧重于目录学和文体学的价值,而对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新变缺乏足够重视。“说部”包含两大类内容：批评与学问。王世贞将此前处于辅助地位的杂考、诗话、札记等成果提高到与诗文创作成果等视的地位,突出“学问—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重要性,彰显其“文学创作”“学问—批评”双峰并峙以及学问、批评、创作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念,使中国的文学学科思想更具结构的完整性。这一观念是中国古代文集编纂观念和文学思想演变过程的一次异变,对此后中国文学观念与文集编纂思想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现代乡土小说研究及其经典化

《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整理、保存、评价”五四文学的重要选本,推进了现代乡土小说经典化以及乡土批评与研究。继1920年代周作人、茅盾等引进、界说“地方色”“乡土艺术”等概念后,《大系》最终确立了作为类型研究的“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术语,也呈现出鲁迅与茅盾对此的认识差异。《大系》对乡土小说文本的遴选、《导言》的批评推介以及《史料卷》对乡土小说家的评价,成为以后现代文学史叙事和相关研究的重要依凭。从《大系》可以看出编选者审美观与文学史观的异同,其中某些遮蔽、局限或偏见恰恰体现出“五四”一代在1930年代新的文化权力场中,借助经典遴选对新文学正统地位以及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     

汉魏屈赋论争的批评学意义

发生在汉魏时代的屈赋论争，涉及到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刘勰等文论家、批评家、史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批评史上颇有地位和影响。它正确评价了屈原及《离骚》的文学功绩和价值，树立了“楚骚”文学传统及经典地位，有利于文学向本体地位的回归，亦有利于对文体分类的认识并促进其发展，动摇了以“经”论诗的惯例，开创了以“诗”论诗的风气。同时，它充分显示出文学批评的成效和作用，引发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的产生。但这场论争表现出的中国传统经学对文学的浓重遮蔽，论争中的中庸色彩过重而无法成就超越、创造、革新的思想氛围等缺憾亦值得重视，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学都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折衷"与"回归"——"新写实小说"批评中的现实主义话语处境

新写实小说成为一个文学史事件的同时,有关“新写实”的文学批评也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理论命题。在现实主义批评内部形成了两派:“折衷派”与“回归派”。“折衷派”认为,新写实出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双重低迷的情况下,它是在对两者超越和改造后形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和倾向。“回归派”认为,新写实小说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围攻的突破,是传统现实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回归。“折衷派”和“回归派”的理论阐释都体现了在现代主义话语冲击下,现实主义话语的自我救赎。     

审美经典 经典审美——从《论经典》看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

哈罗得·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是一部审美经典,《论经典》作为本书的第一篇所表达的核心就是审美的文学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经典观。本文试图从“审美自主性”“审美批评”“经典的特性”这三个角度解读作者经典的审美观。     

“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考辨

“唐宋派”是现行文学史标称的一个明代作家流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主要成员。此种观点自1947年被郭绍虞正式提出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对明清相关文献进行考证、辨析可以发现,明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一个以“王、唐、茅、归”为核心成员的文学流派,然以“唐宋派”名之欠妥。原因有三：一是推崇唐宋文是明前中期一种普遍现象,“王、唐、茅、归”仅是其中持论者;二是“王、唐、茅、归”不仅推崇唐宋文,同时也推崇其他时代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散文;三是“王、唐、茅、归”推崇散文的标准不是以时代论,而是以是否符合他们所倡导的“本色论”而定。深入辨析考察“王、唐、茅、归”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可知他们交往密切,同声应气反对“前七子”文学拟古主义,共倡“本色论”文艺观,故将他们称为“本色派”更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明代嘉靖年间散文的时代风骨

明代嘉靖年间,无论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唐宋文派,还是李攀龙、王世贞、宗臣等秦汉文派,都曾相聚在“风骨”的旗帜之下,呈现出“建安风骨推今代”的风貌.严嵩一类奸臣弄权、南倭北寇的侵扰等两大社会悲剧,从相反相成的角度促成嘉靖年间“风骨”散文的两大主题:一是反对权奸乃至“骂皇帝”,二是抗倭御虏.散文创作中具有了新的内涵——融合儒家“节义”、鲜活的时代精神与刚健的文人骨气,其中也有希冀摆脱封建专制思想和复古思潮束缚的个性自由的文学精神,给嘉靖时期的散文“风骨”打上文艺启蒙思想的时代烙印.因而,嘉靖时期的散文风骨形成与“建安风骨”、“盛唐风骨”等同中有异的时代特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     

神话重构──现代主义通往传统的媒介

西方现代派文学曾被认为是一种与传统文学通然不同的文学流派，“所谓现代主义是指现代西方文学中反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动动，是对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与传统文学遇然不同的许多思想流派的总称”。①其实我们仔细分析研究现代派文学就会发现，“反传统”不过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因外在形式的变化而造成的一种视觉假象。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虽有其标新立异之处，但其内在精神，或者说潜藏在现代派文学外在形态之下的题旨意蕴，却是对传统的深化和升华。所以有人称现代派文学是“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现代形式”，或“基于现实主义艺术精神…     

孔子“中庸”新解

我国先民早有“尚中”观念.孔子前后均有“中+动词”即用“中”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目标和规范的说法.《论语》“中庸”之“中”名为“正道”而实指“礼义”,“庸”指“奉劳不已”,“中庸”实谓“循从礼义奉劳不已”.传统程朱辈“中庸主义”的说法不合孔子原意.孔子“中庸”在《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下言篇名均出《论语》)《中庸》中,标明“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至宋,大儒程颐解说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朱熹注《论语》解说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主义”.程朱辈代圣贤所立之言成了儒学定理,传统说法一直认为孔子是中庸主义的首倡者.     

台湾文学的共相与殊相

读了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发表于《自立晚报》的《总是听到老调》,深感惊讶、失望和遗憾! 叶先生针对1992年《台湾文学选刊》第一期发表的一组笔谈,在尚未读到《台湾文学史》(上卷)的情况下。就把“使用汉文去创作的台湾文学铁定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正确论断讥为“老调”,并以“双重性质民族结构”,否定台湾同胞具有“中国意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过去,叶先生并非这样看问题。在《台湾文学的悲情·<台湾文学史>的展望》(1990年1月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叶先生说:“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民族血统,一个传统     

从《聊斋》中几个妇女的典型形象看蒲松龄的妇女观

中国妇女从古以来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儒家经典《仪礼》制定出所谓“三从”之说,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又制定“四德”之说,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到了宋代,程朱派理学家们又特别强调女子守贞之说,程伊川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论调。从此社会上逐渐流行旌表贞妇、奖励女子夫     

方法论更新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出路

文学批评环境的恶化以及批评者自身能力的弱化,都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新的一轮危机。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性”等批评标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新生态,不再具有理论说服力和阐释的有效性。一方面,“纯文学”文学作品或文学姿态不再受宠,以“纯文学”、“文学性”批评标准所经典化了的“经典”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另一方面,通俗文学、民间写作、打工文学、80后新性情写作、欲望叙事和身体写作。却有被重新“经典化”的可能。如何有效地阐释当代的文学新现实,强化批评的能力,这成为当代文学批评者和文学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必须更新论述方法,放弃狭隘的“文学性”批评标准。采用“文化人类学”视野、“理解接受”理论、“交流对话”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情本体论”观察视角来对待和阐释当代文学文化新生态。或许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郭正域《文选》评点浅论

郭正域流传到今天的《文选》评本共有三种,它们之间内容都有出入,应皆是依当时流行的评本、又有所选择加工而成。作为较早的文人评本,郭正域的《文选》评点与出现于其前的书商操作评本有着质的差别,在《文选》评点学史上有着重大的价值与意义。在评点中,郭正域表达了对七子派主张的不满,明确提倡六朝文学,强调文学作品的“表情”作用。批评谢灵运作品的独特角度,则有补七子派一味以格调衡文之偏的重要意义。他的评点也提示着当代人对评点著作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以免造成文学批评史的遗珠之憾。      

走出思维的误区

在我国文学史的治学领域中，不知始于何时便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左右着。文学革命初期把国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写实文学与古典文学、社会文学与山林文学两两对峙，”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阐释的民间生动的“活”文学与御用文人制作的“死”文学壁垒分明，闻一多在《战后文艺的道路》一文说的统治阶级文学与被统治阶级文学径渭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学系统与非革命文学系统的排列分类，无不徘徊着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这一幽灵。在世纪之交，当我们重新考察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产生、构成、形态、品位、形式、倾…     

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

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论著(如中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对李梦阳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代表明代文学的拟古派。这实际上维持了清人(《明史·文苑传》及《四库全书提要》等)以来的观点。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已提出不同看法,高度评价了李梦阳的文学成就。国内有章培恒先生《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1985年在日本发表),亦力纠旧说。本文力图对李梦阳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与作用,进行公允的分析与评价。     

不事雕饰 一往情深——谈归有光《项脊轩志》的艺术特色

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既没有惊人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词语,只是围绕着项脊轩,写了自己读书、生活的情景和一些家庭琐事,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是它却以它独特的风姿吸引着读者。 归有光活动的时期,正是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风十分盛行的时候。他敢于和这种“以琢句为工”、“摹拟剽窃”的形式主义相抗衡,敢于直斥当时“主盟文坛,声     

《孔雀东南飞》主题新探

《孔雀东南飞》主题新探解国旺《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自从它问世以来，历代进步文人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明代王世贞曾誉之为“长诗之圣”（《艺苑危言》），清朝沈德潜称其为“古今第一长诗”（《古诗源》）。但迄今为止，人们一直未能真正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