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吸纳与误读

斯蒂格勒着眼于现时代人类的生存之痛,揭示了市场营销与精神工业的合谋状态及其后果,在新问题域即象征的贫困、文化的政治、精神的灾难三个层面与马克思的技术思想进行了对话。经由对人类生命外在化的新阶段的反思,斯蒂格勒以马克思关于机器技术所带来的无产阶级思想为核心,实现了对马克思技术之思的三次吸纳,构建了其关于劳动、生活和理论的知识皆丧失的普遍无产阶级化理论。在一般器官学视域中,斯蒂格勒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阐释存在着形式化应用的嫌疑,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造成了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思想和唯物辩证法的误读,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窠臼。     

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变化

数字技术构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图绘,从传统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从工人阶级到革命大众、从阶级斗争到新社会运动、从商品霸权到景观霸权,这个风景线上刻画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产业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等的深刻变化,要求人们重新审视革命力量、阶级力量、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似乎给资本主义注入了起死回生或“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实际上却在进一步积累使自身走向灭亡的因素和条件,给人们认识人的解放问题以及走出乌托邦的幻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维度。技术与资本的合谋成了资产阶级的猎心策略,而无产阶级要掌握技术工具来为自己服务,就必须寻求新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把握数字时代本质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人类历史规律和全球关怀的现实命题。     

元宇宙的持存面相：话语·技术·生存之境——基于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分析

面对当前元宇宙发展的重重迷思,斯蒂格勒技术批判理路不啻为一种可行的解蔽范式。遵循其思辨逻辑,元宇宙内蕴话语向度、技术向度及人类文明向度的持存面相。在话语之维,社会舆论对元宇宙的预设性解读及发展憧憬,往往聚焦于感知与记忆的生长点,期待元宇宙实现人机交互的可感知与想象力无限广延的可记忆。在技术之维,作为一种尚在发轫状态中的前沿技术综合体,元宇宙正凭借对技术系谱集成、现实世界镜像与人类能力增强的赋能,现实地发挥技术义肢所具有的代具性作用。在人类文明之维,由于支撑元宇宙发展的技术基底擅于突破、改写人的存在论边界,显现未来可能性世界的此在意蕴,因此,元宇宙包含关于未来人类生存之境再造的开放性叙事。须处理好技术药理学收敛与一般器官学绽出、数字资本增殖与技术权利争取、人类纪熵化与智识本体化三对矛盾关系,在诸多可能性中辨明人类元宇宙化存在的生成性方向。     

马克思、斯蒂格勒与机器技术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机器论片段的再考察

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演绎了工业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机器技术、一般智力与固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机器形态加速变革,分析马克思的机器观并找到未来发展路径是直面时代问题的重要任务。目前,在当代西方左翼对于“机器论片段”的大多分析中,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肯认机器与技术作为推动社会的力量,而个人的理论知识与行为能力却又在资本的控制下被进一步剥夺,最终形成了“系统性愚蠢”的表征,出现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无产阶级化”。在本文看来,斯蒂格勒的机器技术观建立在马克思分析“资本”关系维度上,因此,分析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内涵的机器观是理解斯蒂格勒技术理念、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知识与解放关系的路径选择。     

通往“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性危机的破解方案

自由地生活在共同体之中是人类的本质需求。对于"共同体"与"自由"应当如何取舍,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从"共同体优先"到"自由优先"的抉择。现代社会的到来是以解构传统共同体为代价的,但现代人并未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反而陷入共同体与自由双失的"现代性危机"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是造成现代社会"共同体"与"自由"双双阙如的根源。马克思从实践及其造就的生产关系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践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异化于人的本质,使共同体成为异化于人且禁锢人类自由的"虚幻"存在。通往"自由人的联合体"需要扬弃私有财产、消灭异化劳动和分工,在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中变革异化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破解由资本带来的现代性危机。     

21世纪全球数字鸿沟审视与中国方案

数字鸿沟主要指在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拥有和应用数字化信息与网络通信技术程度不同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隔离以及贫富差距等两极分化现象。数字鸿沟是数字霸权的必然结果，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中生成，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蔓延。通过多维视域审视，有助于厘清数字鸿沟的分类、生成逻辑与治理困境。“数字丝绸之路”作为解决数字鸿沟的中国方案，旨在逐步缩小数字鸿沟差距，推动数字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发展趋势及建构理路

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下，揭示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实质，诠释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伦理意蕴及发展趋势是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当前，数字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的假象，其表面以“文明”自居，实则以高歌“数字解放”之名行“数字剥削”之实，以标榜“数字自由”之名行“数字控制”之实，以高举“数字民主”之旗行“数字殖民”之实。相较于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中国式数字文明在理念之维、发展之维上都实现了对西方数字文明的超越，在结果之维上也必将展现出引领人类数字文明发展新航向的历史必然性。未来，在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克服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弊端，变革不平等的数字所有权关系，推动数字技术自立自强，健全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共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建构一条新型文明之路。     

《天皇的礼物》中“慰安妇”战争创伤的多维阐释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文学界开始从人类整体出发呼唤和平、反思战争,并对战争中出现的屠杀、性暴力等创伤记忆进行研究。《天皇的礼物》作为伤痛记忆的文学文本,就呈现了“慰安妇”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卷入战争并成为男性战争牺牲品的历史。文本背后,作家泰瑞莎·朴也从战争催生出的压迫制度、战争导致的人性扭曲、战争引发的生离死别等三个方面,对“慰安妇”的战争创伤进行多维度的文学阐释,以期将“慰安妇”的创伤记忆转化为人类历史共同的经验教训,进而警醒世人对战争和性暴力的反思。     

数字经济视角下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及其规制

数字平台的建构是数据生成、积聚及数字资本得以扩张的基本前提,“产消一体化”的新型数据生产方式是资本实现扩张的手段,对数据的商品化利用则是数据得以转化为数字资本进而实现积累和扩张的核心。在资本和数字技术所赋予权力的滥用下,数字资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无序扩张,导致了数据的“无规制攫取”、用户生命政治剥削、平台寡头垄断以及“反市场化”危机等多重困境。对此,必须通过数据的共创共享,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建构数字命运共同体才能摆脱数字资本的霸权操控。根本而言,只有建构并展望数字社会主义美好愿景,才能有效克服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资本积累及其无序扩张所造成的各种困境。     

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批判的哲学方法论探本

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并不是生产力自身发展所带来的“积极革命”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借助国家、技术与垄断而导致的“消极革命”的产物。数字技术的发展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反而帮助资本主义开辟新的利润空间、调整内在结构、生产与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下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往往停留于对一般商品流通、交换、消费过程中人际关系物化和人的生存方式技术化现象的批判,没有挖掘数字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异化劳动问题。借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的理论工具,可以揭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异化劳动问题的三部曲：一是在表面上形式平等的交换过程中,社会关系内容颠倒地呈现为物化劳动成果的形式,其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物化和数字化;二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对技术与固定资本即物化劳动成果的从属,表现为数字技术条件下资本对人的实质吸纳;三是劳动结果被掠夺进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其表现为平台对原本属于公共资源的频谱的占有,并凭借这一占有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拜物教批判视域下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性意识形态解蔽

在数字化大潮中,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性意识形态被数字拜物教美化和遮蔽。基于数字拜物教视角对数字帝国主义进行批判,是切中其霸权意识形态统治本质的关键路径。数字帝国主义的崛起与数字殖民密不可分。数字殖民作为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型掠夺方式,不仅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实现了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和渗透,同时还以平台为传输中介,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送到世界各地。在数字拜物教虚幻性、遮蔽性、颠倒性的意识形态性质基础上,数字拜物教内在机制的运转进一步掩盖了数字帝国主义输出意识形态的霸权逻辑。以拜物教批判为基点,揭穿拜物教机制遮蔽下的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骗局,洞悉其统治本质,并且在实践中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发展目标,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将为彻底消解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统治,形成更适合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数字文明新形态积蓄现实力量。     

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消费异化的基本特征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普及不仅深刻变革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消费模式。迈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基于私有制的“资本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交相渗透、彼此强化,在消费领域疯狂榨取超额利润,导致数字化消费不断发生异化。新型的消费异化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不可控性、交叉性等时代性和技术性特点,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正在将人与社会导向片面甚至畸形发展的歧途。扬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异化,必须拆解“资本—技术”的联合机制,这既需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构建新型的所有制形式,限制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也需要合理规制数字技术及其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使之成为推动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要素。     

人的延异:后种系生成中的发明——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解读

斯蒂格勒将海德格尔历史性的此在重新扩展为抽象的人类主体("谁"),把关涉性的操持强化为广义的技术对象("什么"),并进一步将这种对象化的技术与历史性的时间链接起来,以开启不同于生命种系发生的人类历史发生的第二起源。人的生物实在之外的义肢性文码记忆构成了一种后种系生成中的"被发明",这种在自然遗传进化终止之后出现的可激活的文码就是技术,这也是人类历史性生存在自然中的延异式到场。     

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扬弃——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实质。在数字化时代下,新的劳动形式也应运而生——数字劳动。然而,数字技术在资本的渗透下,看似自由的数字劳动仍被资本逻辑宰制,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异化转变为数字劳动异化的当代形式,其异化样态越发隐蔽和深刻。对此,我们需要回归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唤醒人的类主体意识、推进数字资源共享、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扬弃数字劳动异化,促进数字劳动解放和人的本质复归。     

基于“颜色革命”的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公共外交探析

冷战结束后,支持特定国家的“颜色革命”是资本主义阵营和平演变战略的延续;目的是颠覆他国政权、重塑相关地缘环境,扩展和巩固资本主义阵营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受冷战思维驱动,资本主义阵营通过提升反对派动员能力、直接煽动民众情绪、施加压力削弱政府应对能力等微观层面的路径,改变他国“反对派—政府”的结构性力量对比;又在宏观的国际社会层面建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境,美化“民主输出”,以提升“颜色革命”受青睐度。资本主义阵营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将支持“颜色革命”的手段蒙上自由、民主的虚假外衣,利用公共外交对外进行战略扩张。这类充斥话语霸权的实践,贯穿于“颜色革命”全过程,不仅采用幕后交易和对外宣传措施,还辅之以对新媒体和新型沟通平台的应用,极具渗透性和欺骗性。其反和平性异化公共外交概念,与公共外交建构和平友好关系的价值相背离。对此,中国既要认清美西方利用公共外交推进“颜色革命”的实质,又要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观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坚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技术与人性

鲍德里亚的《物体系》认为资本主义技术文明“脱序”的根本原因在于 ,技术文明实践着“现实原则” ,而人的死亡本能不断驱使“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相冲突 ,要求回到文明的更原初状态中。鲍德里亚这一批判技术异化的心理分析路径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又有认识的误区。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者 ,始终不断地通过技术性的活动进行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 ,人类的历史即是人类自我超越、自我异化的历史 ,文明史即是劳动史、异化史。人的本能也是一定历史的积淀 ,人与技术互相规定、说明 ,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     

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研究

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为了巩固数字资本霸权,数字资本主义竭力塑造一种与其生产方式相匹配的数字文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这种数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社会主义数字文化正是在突破这一困境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文章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批判思想史,从意识形态蜕化、技术应用异化和社会再生产虚化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数字文化的幻象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的生成勾勒了一个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认为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土壤中探寻社会主义数字文化生成的逻辑主线。文章的现实指向是：基于所有制、分配制和技术应用角度,探索构建人民共有、人民共享和人民共治的社会主义数字文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深刻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     

资产阶级现代性:被重构的接受方式中的“我们”——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

斯蒂格勒认为,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精神重构,主要体现在对那个统一的大写的我们的改写,大写的我们即是使每个"我"获得自我认同的历史归属,也将投射出未来行进的方向。在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现实中,媒体永远在制造新闻和耸人听闻的事件,无处不在的爆炸性事件同时轰炸每一个意识个体,在这种由数字化编程和传媒产生出来的同质化的大写的我们中,个体恰恰丧失了西蒙栋所讲的个性化的所有存在感。     

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发展困境与出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数字劳动批判

信息技术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必然会带来新的颠覆性革命,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数字劳动正在不断地改写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数字资本为载体的数字劳动也是驱动数字资本增值的动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数字劳动的治理体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劳动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符码逻辑和物化逻辑,被技术拜物教捆绑的数字劳动者在主体性发展方面陷入能动式微、发展失衡和建构混乱的困境。将数字劳动者置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发现,数字劳动者只有彻底脱离异化和剥削,回归到以劳动为第一目的、以交往为第一需要的主体发展状态中,才能真正实现对个人本质的全部占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动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拒绝数字技术所引发的科技革新和社会进步,而是在广泛运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克服数字劳动者的异化状态,充分促进劳动者的主体性发展。     

智能算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图景、潜在风险与优化策略

智能算法与数字传播的嵌构融合,已成为形塑社会价值图式的重要技术变量。运用智能算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为其教育工作的数智化转型提供全新的发展契机：个性化推送系统将实现数字教育信息的靶向性供给;生活化传播范式将增强其价值逻辑的泛在性渗透;智能化场景设计将开启民族文化意象的具身性体验。智能算法技术的双重面向亦将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诸多技术性风险：“算法黑箱”引发数字环境失真化,遮蔽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信息茧房”导致算法信息片面化,消解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机制;“数字部落”致使虚拟交往圈群化,桎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情感流动。纾解智能算法的诸多数字症候,应以主流价值引领算法内容生产,以数字法规保障算法运行秩序,以主体培育驾驭算法技术风险,引导智能算法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数字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