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与非常态网格化治理的共同模式与守正创新

网格化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新模式,依据治理情境的不同,网格化治理有常态与非常态治理之分。常态网格化治理注重格内日常事务的治理,而非常态网格化治理则是应对公共危机做出的超常规治理选择,两者有着共同的治理模式。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社会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治理的预警性、清晰性和整体性内在需求。常态网格化治理在面对公共危机不利因素的高度积聚时存在着治理与情境的失衡,即存在着适用性障碍,暴露出治理上短板或不足,需要升级、转换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这要在依循共同的治理模式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补短堵漏和全周期打点来构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体系,进而提升网格化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关于国家治理中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国最为核心的软实力。提高软实力首先在于观念变革与制度创新,有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也反映出什么样的国家治理理念。计划经济对应着一种制度设计理念,而市场经济对应着另外一种设计理念,各自都有内在的整体性与一致性。     

中国国家利益维护与拓展的制度风险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 ,国家利益主要是内部利益 ,同时也包括许多重大的外部利益 ;国家利益不仅需要维护 ,而且需要进一步拓展。中国内部的发展与稳定 ,是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基础和保障 ;适宜的国际环境是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条件。而中国能否继续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 ,能否保持社会稳定 ,能否营造适宜的国际环境 ,最大的障碍是制度风险 ,即现有制度的缺陷和新制度的供给不足。解决制度风险的思路 ,就是加快推进制度的创新和建设 ,建立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保证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基本制度的一整套制度体系 ,从制度上确保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制度何以产生治理效能：7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作为结构性规则的制度要发挥作用,必须通过社会成员的能动性才能实现,制度的作用主要在于执行。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机制,以法律法规和规划政策为形式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社会实现了秩序和发展的目标。正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机制及过程解释了"中国之治"的发生。     

论当代中国制度治理的效能发挥

现代国家的制度治理是在国家根本和基本制度的指导下,运用具体制度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范式,蕴含着制度工具科学、制度体系协同、制度模式有效的内在要求,并外在地表现为制度在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中发挥着更广泛、更有力、更深远的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体现了执政党的高度政治自觉。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绩效,关键是要发挥好制度效能。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制度治理实践还存在制度供给不及时、制度体系建设缺乏协同性、制度执行面临多重阻力、制度遵从的社会文化基础脆弱等现实问题。要使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充分发挥制度促进社会公正的价值功能、坚持问题导向、提高制度执行力、营造厚重的制度遵从文化。     

制度供给、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农村治理

治理分为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两类项目。在中国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下,有必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经济和政治治理的变迁情况。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央政府针对农村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受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的权衡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条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原则,都是内生于以财政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建构过程的。特别是由于治理的实施既有赖于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间的权衡,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而蕴涵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中的政府收支责任及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对中国农村治理有重要影响。     

制度、制度创新及中国的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派是西方重要的学术流派,它的主要贡献是对制度以及对制度创新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而诺思则把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结合起来,使制度创新理论更加完善。对诺思的制度创新理论加以研究,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解释力。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网络条件下流言的传播机制与特点——非常态传播的个案研究

流言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传统社会里主要是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流传,但在网络时代,流言的传播机制和路径更加复杂。认清流言的传播机制与特点对于流言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玉田流言"的分析,从传播媒介、传播层面和传播效果等方面,探讨了网络时代流言传播的机制和特点。     

中国古代官吏惩戒制度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官吏惩戒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成效显著,在规范行政、惩处违法、褒奖功臣方面,对保证官僚组织有序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内构建的惩戒制度,其局限性也是难免的,所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更会影响其效能的发挥。惩戒制度作为一个官僚大系统中的小系统,不可能脱离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更难改变当时的政治环境,其成效的大小,往往与君主之意志、党争之消长以及时局稳定与否有直接的关系,也影响到具体的实施。古代官吏惩戒制度虽然不可能适用于现代,但在某些方面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其合理性与弊端,可为现代公务员惩戒制度的构建提供经验和教训;其分类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公罪与私罪原则,以及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承担,伴以经济上的处罚,对现代公务员惩戒制度的构建也有启示;官吏惩戒的议定程序,对构建现代公务员惩戒权力集中问题也有启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君主易于受到蒙蔽,而君主自身的局限,使他们在驾驭官僚方面存在难以想象的困难。     

制度供给与边疆治理现代化:价值取向、问题症结与路径探索

制度供给在边疆治理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实际上,边疆治理就是国家不断地通过制度供给来达成治理目标的实践。边疆治理现代化对制度供给的价值取向与要素构造具有内在规定性,既要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又要适应边疆地方的实际。当前边疆治理中的制度供给存在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制度供给的层次与结构亟需整合,以及制度供给的法理性和现代性与边疆地区文化习俗之间的耦合性需要调适等问题。边疆治理的制度供给需要综合考察制度自身的属性、功能与边疆区域的特殊性,从制度供给主体权威性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结合、制度供给内容体系不同层次与领域制度的耦合与统一、供给方式上强制性和自发性与引导性供给方式相结合等多个方面探索有效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供给路径。     

突破结构功能主义：中国信访制度研究的三维框架与治理逻辑

信访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方式。从结构上看,信访具有政治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从功能上看,信访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连接点。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多使用传统的结构—功能路径,缺少对信访制度整体性、动态性的观察。结构、功能、过程可以作为理解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三个维度。信访研究不仅要关注一个更加完整的信访制度丛,研究信访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而且应该更加关注信访过程中的行动者及行为互动。结构、功能、过程三个维度的研究用整全的、动态的方法观察信访制度,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更能透视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70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走过了曲折、初创、巩固、发展的70年。回顾历史,旨在清晰认识中国审计制度建设的特色,审视中国审计制度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融入国家治理框架,思考审计制度的独立性、规范性、运转性、协同性,探索审计体制改革的理念更新、组织机构完善、“大监督”体系创设的路径。     

“非常态”的民间消解——土族求雨仪式解析

为应对严重干旱而举行的土族求雨仪式,是应对"非常状态"的一种民间措施。基本包含持续干旱下的"失常"、全村动员、求取圣水、(下雨)、谢神等过程,其中赤脚、鹅卵石、柳枝、圣水等包含丰富的象征意义。而不定时举行的求雨仪式,是多种文化元素的借鉴和杂糅,充满巫术色彩,具有不确定性,但能够强化村民对村落的向心力和身份认同。     

晚清华北地区天灾人祸与老人非常态生活

中国自古以来有敬老养老的传统和习俗,清代统治者也以孝治天下,但是在天灾人祸的非常态情况下,传统的伦理道德几乎被遗弃,充分表现出人类身上最原始的野性。文章拟以晚清华北地区为例,展现这一非常态时期老人的生活,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非常态法律制度的失控和伦理道德的失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