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的边疆学说及其对我国沿边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启示

特纳的边疆学说改变了美国历史研究的欧洲起源观,转而从美国西部边疆的拓殖中寻找美国特性的根源。特纳对边疆、地域和地区的研究建立了地理和历史关系的新范式。这种范式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地理和战略观念不同,不应不加区别地直接套用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应该关注“中心—外围”和“缓冲地带”观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沿边地区的发展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和实践进行指导。     

边疆文化构建与边疆治理

随着国家实施沿边开发开放战略,边疆地区依靠自身的优势和特色,逐渐成为经贸活跃、文化交融的“热点”地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进的今天,边疆不再是传统军事安全层面上的单纯的政治边疆、国防边疆,它已成为国家全方位开发开放的前沿。在保证边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前提下,消除威胁边疆社会发展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隐患,整合各种统制机制治理好边疆,从边疆文化的构建入手,通过边疆文化的社会功能,探索治理边疆、稳定边疆、繁荣边疆的途径,从而使边疆地区得到长久而稳定的繁荣发展。     

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困境与转换路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边疆治理制度由旧转新的过程。内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治理,边疆治理现代化生成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边疆治理有其自身特殊的使命,需要着重解决国家政治制度与边疆社会公共生活的衔接问题以及边疆与国家腹地的整合问题。对上述两大问题形成的内在张力及其当代困境进行检视,能够揭示我国边疆治理的制度逻辑与未来选择的可能性道路。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相比,边疆治理的差异性决定边疆治理现代化必然遵循双重逻辑转化,一是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二是从“边疆本位”转向“国家本位”。然而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挑战阻碍了逻辑转化进程,造成当今边疆治理面临极大的困境。为此,未来边疆治理这一逻辑转换仍然需要坚持以“国家本位”为先决条件,既重视边疆治理的资源输入和能力建设,更重视逻辑建构,不断向“治理取向重构”“治理结构重组”“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重塑”注入制度逻辑转换的力量。     

中国陆地边疆的软治理与硬治理

我国陆地边疆地域辽阔,随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由此带来我国陆地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地位相应地突显出来.我们以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对以往陆地边疆治理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可以把我国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边疆治理模式概括为软治理模式和硬治理模式,从治理效果来看,发现两者各有利弊.通过比较和权衡,我们认为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最佳格局应该是实现软治理与硬治理的有机结合.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云南白盐井儒学看西南边疆国家意识在地化

白盐井地区是古代云南井盐产区，明清时建有多所庙学机构，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发展儒家文化，将国家意识“涓滴”于边疆地方社会。此举效果明显，民众捐资兴办儒学积极性高、当地近圣文化流行；在当地民间传说中，还出现了将内地神灵移植到本地信仰叙事的转化。这种自下而上的崇儒和认同内地文化的现象，反映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在地化效果显著，边疆少数民族已形成广泛的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这一个案揭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统一性的积极政治效果，对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有重要启示。     

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历谱识认

中国边疆治理始终交织着治理思想、机构与政策三重“一体化”要素。萌显于夏商时期的边治思想,后经帝国统治者及思想家充实完善,及至明末清初终成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统治者为将国家认同的边治思想发展为可以富边惠民的制度,自商周时起,就开始设置边治机构,制定边治制度,科学有效施政,从而创造出一个有机的中华“大一统”帝国。然而,从久远的边疆治理历谱来看,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直接或间接地依循了国家主导型范式,从而导致了许多的负面后果。边疆治理中,民族国家在充分赋予边疆社群较大主体性的前提下,应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边疆民族多元理性需求来设计和施行制度,从而厚重地建塑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出“国”与“边”、“边”与“民”同一的共同体社会。     

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设

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都是交由普通教育机构或相关治边部门统一管理,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少数民族教育的专门机构是以国民政府时期蒙藏教育司的创设为标志并随着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的日益凸显而被国民政府逐渐重视并加以完善起来。国民政府教育部按照国民政府行政三联制原则,配合创设了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蒙藏教育司和各地方教育厅内所设的民族教育科股或专人是国民政府边疆教育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边疆教育的设计机构在中央为边疆教育委员会,在地方为边地教育委员会。边远区域教育督导员在边疆地区的设置标志着边疆教育视导这一以视察和辅导边疆教育行政管理和边校各项事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监督机构已经成为边疆教育行政工作的主要部门。     

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

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述评高荣东汉时期，由于国势不振和政治中心的东移，其西北边疆政策也由汉武帝时的积极进攻主动进取变为消极防御、被动退守。其间，东汉王朝虽曾几度命将出征，但“其目的在攻匈奴，非为西域”。①就总体而言，东汉消极退守的西北边疆政策并没有根本的改...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论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底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主义制度植入边疆并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它走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成功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理念根植于边疆治理之中，由此人民治理方式应运而生。人民治理可以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底色，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凸显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优秀治理办法的结果，是多层次、立体式的边疆治理策略体系。     

特纳的“边疆假说”理论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拥有丰富的地缘边疆资源,也拥有悠久的边疆经营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特纳“边疆假说”理论(“社会进化论”、“非均衡性发展论”、“环境适应论”、“美国例外论”等),对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有一定的启示.特纳认为“边疆”是美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核心动力,并最终推动了整个美国的文明进步.事实上,边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也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边疆的拓殖、经营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印度独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及成效

独立以来,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领土的完整、边疆的和谐,印度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和社会措施。这些措施也让印度中央政府实现了边疆治理的目标,但是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不仅仅只是实现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目标,边疆地区的反响也是中央政府边疆治理成效的主要反映。而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却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予以认可;另一方面是对中央政府边疆治理的不满。     

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政策回顾

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需要采取措施达至边疆的善治.但这离不开熟悉、运用党的边疆治理政策,因而有必要回顾中国共产党历来的边疆治理政策并从中获得启示.     

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

近代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权模式向民族国家模式转变,由晚清开始的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贯穿于始终。近代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谋求中央政治权威的重塑、西方列强次级势力的渗透、复杂的民族与宗教状况、落后的文化教育、与内地差异的政治形态,构成了近代中国边疆社会政治环境的真实状态。19世纪至20世纪初,国人的边疆认识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开始注意到海防问题,由单一的陆权国家开始向陆海复合国家迈进;二是开始明确关注边界问题,逐步产生了国家主权意识。经过历届政府及政治家的长期实践,以明确领土范围及边界划分的西方疆域理论形态基本上为国人所接受。     

“金角银边”与中国陆路“边疆经济带”建构

在中国边疆有序开放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前提下,陆路边疆地区存在着“金角银边”的区位优势,因此地方政府应积极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国家则需要整体规划,主动建构陆路边疆经济带。中国陆路边疆沿边界一线形成的“一带”,与整个陆路边界线上“界”与“路”交汇地区的城镇所形成的“一带多点”的“金角银边珍珠链”,可以凸显陆路边疆发展的潜力,体现国家“边疆经济带”建构的思路。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公民教育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实施公民教育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而主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的边疆教育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公民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观念、促进文化交流、提高边疆民族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为此,国民政府制定一系列法令法规、计划措施在边疆教育中实施公民教育,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使得各民族了解现代公民知识,增强爱国意识,对开发边疆、巩固国家的统一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成效是非常有限的。     

东北边疆治理视阈下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我国东北边疆位于东北亚区域的中心地带,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还有广泛的地缘利益,并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因此,东北边疆文化治理问题是国家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民族交流交融程度低、西方价值观念渗透严重以及民族地区特色文化强化不到位等原因,导致东北边疆地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较低.出台惠民经济政策、普及汉语、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抓住学校教育主阵地、增进民族文化提炼和发展,是各民族对中华文化高度认同的关键.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结构、制度政策与事件—过程：边疆政治研究的分析范式

边疆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边疆政治的特殊形态与运行机制,这也对边疆政治研究提出了特殊要求,除了进行多学科角度研究之外,还应该注重多范式的分析。结构分析、制度政策分析与事件—过程分析是边疆政治的主要分析范式,各范式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价值取向、动态与静态等方面存在区别,但是在研究层次特别是时间维度上相互补充。讨论边疆政治研究的分析范式,将有利于促进边疆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与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