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存储行为的刑法规制路径——以“快播”案为切入点

网络存储平台的主要功能是资源的存储与交换,设计初衷是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在广义的网络存储行为中,存储技术的研发行为、以合法目的将网络存储技术投入市场的行为、技术支持提供方只知网络存储平台的投入市场是合法行为而不知用户利用网络存储平台从事犯罪活动但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这三类行为都不应当负刑事责任。以非法目的将网络存储技术投入市场的行为,用户使用网络存储平台传播非法内容的行为,平台开发商及运营商应当进行监督管理而不监督管理的行为,技术支持提供方明知网络存储平台的投入市场是为了非法目的而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的四类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     

在线诉讼对刑事诉讼的冲击与协调——以刑事审判程序为切入点

随着科技与司法关系的日益紧密,在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大量增加,在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主要适用于远程讯问、远程作证和在线庭审等场景。在线诉讼在给刑事诉讼程序带来高效与便利的同时,也对实现直接审理原则、控辩双方有效质证以及诉讼参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为实现在线诉讼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协调发展,应理顺刑事诉讼中在线诉讼与线下诉讼的关系,保障辩方在在线诉讼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实现控辩平等原则,并建构完善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机制。     

欺诈发行证券罪的立法反思与教义学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欺诈发行证券罪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扩大了犯罪行为对象的范围,同时新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为独立行为主体,实现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行为的正犯化。立法层面的调整具有现实价值,同时也带来了法律适用中的困惑与争议。在行为对象方面,“发行文件”以及“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表述均具有开放性,需要立足于前置法,对上述概念进行限缩解释。在行为主体方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共同犯罪中的行为定性存在争议。应贯彻追究“首恶”的基本立场,加大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欺诈发行幕后行为主体的刑事打击力度,认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直接责任人员成立共同正犯,以实现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主体结构模型观——以诉讼模式为视角的分析

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学者们在划分民事诉讼模式这一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本文提出应将诉讼中诉权与审判权的相互关系作为划分民事诉讼模式的依据,进而将诉讼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同时,通过三种诉讼主体结构模型的提出,本文试图对诉讼模式理论与诉讼主体结构理论予以整合。     

诉讼和谐何以可能——以刑事诉讼为分析对象

论及诉讼和谐何以可能,必须把握诉讼和谐的三个基础：道德基础、利益基础与程序基础。诉讼和谐在于人道主义的道德秩序,在于规避零和博弈的利益格局,在于正当程序。     

环境公益诉讼必要性分析——以环境行政执法机制的缺陷为视角

环境行政执法不力是导致我国环境公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环境质量状况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唯有在环境行政执法体制之外建立起环境公益诉讼这一新的监督方式,才能平衡环境公益保护中污染企业与公众的参与力度和救济途径,以此督促环境行政执法远离“寻租”,并矫正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联系,最终达到提升环境行政效率、保护环境公益的法制目的.     

法律、民意、政策：建国初期婚姻诉讼审判的依据——以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为例

建国初期,法定理由、群众和基层组织意见（民意）以及党的政策三者是判决离婚与否的主要依据,且各自功能不同,政策在案件审判中占主导性地位,民意可以左右案件审判的进行,法律只是判决理由形式上的补充。解放初期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法院的婚姻判决书及各地同期的婚姻诉讼案卷,较为准确地反映了这一特殊时期婚姻诉讼案件判决依据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我们了解建国初期的婚姻审判乃至整个司法审判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不真正连带债务请求权的诉讼形态——以民事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协调与契合为分析路径

在实体法上,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权人可以先后向不同的债务人或同时向数个债务人主张权利。但在诉讼法上,关于债权人能否先后以不同债务人为被告分别提起诉讼或以数个债务人为共同被告提起共同诉讼的问题,理论和实践中争议较大。本文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角度进行论述,认为债权人先后以不同债务人为被告分别提起诉讼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而债权人以数个债务人为被告提起共同诉讼亦符合我国共同诉讼制度之规定,应当予以准许。     

和谐语境下公益诉讼的经济分析与制度设计——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为背景

和谐社会内在地蕴涵着法治精神,利益的冲突需要正当、和平的诉求渠道与公正、有效的平衡机制;社会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传统诉讼理念以私益救济为核心的制度安排逐渐受到挑战。科技活动兼备公共效益性和公共侵害性特征,易产生公、私利益的冲突,公益诉讼是解决公、私利益矛盾的重要途径,可以作为科技管理的长效机制。在和谐社会的思想内蕴与精神旨趣统筹下,以法经济学分析为视角,考量公益诉讼的机理并以社会效益优化为逻辑起点,构建一套公益诉讼的制度服务于科技管理活动的需要。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纳妾行为的“合法”存在——以江宁县法院司法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

纳妾是我国的历史现象。早在西周,纳妾已经制度化。直到中华民国时期,纳妾的观念和制度才开始得到反思和批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司法对于纳妾现象采取放纵态度。通过把正式的婚姻仪式作为婚姻关系成立的惟一标准,把纳妾排除于婚姻范围之外,从而也排除了把纳妾行为判定为重婚罪的可能。1935年《刑法》把纳妾行为按照通奸罪处理,但是司法实践中很少发现丈夫纳妾行为构成通奸罪的判例,而是以民法中的通奸行为判定之,成为妻子提出离婚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     

消费者“只买不穿”购买行为分析——以大学生为例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消费者收入的提高以及服装业的迅猛发展,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中非理性购买的比例将越来越大。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只买不穿行为非常常见。本文以大学生为例,从消费者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与购买后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该行为的原因。     

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以加强宪政文化建设为视角

目前,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下,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可以通过行政自诉的途径维护其利益不受侵犯,但这一基于诉讼利益理论的传统诉讼制度,没有为公益的侵犯提供任何救济途径,成为我国行政诉讼的一个重大制度缺陷.在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宪政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设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制裁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违法行为,势在必行.     

中高级知识分子体育价值观及健身行为现状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在相应延长。然而作为一个特定阶层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其平均预期寿命与全国平均预期寿命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通过对中高级知识分子体育价值观及健身行为现状分析。其目的在于唤起知识分子对健康的重视,从而自觉投身于全民健身的活动中来,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可行性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     

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蔬菜种植户为例

本文以283户蔬菜种植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影响蔬菜种植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2.6%的蔬菜种植农户发生了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显著影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的因素有政府规制特征、农户安全意识、外部环境特征及农业保险因子。应加强农户培训与指导、完善农业保险、提高农户质量安全意识、加大政府规制力度,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水平。     

法教义学视角下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省思——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因果共犯论之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根据在于自身的法益侵害危险,中立的帮助行为因其自身行为的日常性,应通过客观不法抑或主观责任限制其处罚范围;通过司法解释将帮助行为正犯化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虽通过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设置将中立的帮助行为正犯化,但在立法动因上值得商榷;在共犯教义学若干共识性命题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通过主观归责要素"明知"及客观归责要素"犯罪意义关联性"的解释路径廓清入罪范围。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地理标志茶叶生产企业质量控制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以黄山市为例

文章利用黄山市76家地理标志茶叶生产企业质量控制状况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企业自身特征、政府监管状况、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关系、企业成本收益状况四个方面对地理标志茶企提高地理标志茶叶质量控制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惩罚力度、原料控制程度、目标市场、成本收益状况四个因素是影响地理标志茶企是否提高地理标志茶叶质量的关键因素。     

家庭农场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371个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

本文以371个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施药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农场主个体特征、家庭农场资源禀赋、外部生产环境等作为解释变量,利用logistic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农场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从业经历、从事规模经营年限和家庭农场的是否三品一标认证、种植作物品种以及是否与农业龙头企业有联系、是否获得政府补贴等变量对家庭农场施药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家庭农场主的性别、农业技术水平和家庭农场自有劳动力个数、土地经营规模、是否有完整的收支记录、是否示范类家庭农场、是否有注册商标、是否加入农民合作社等变量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