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如何创制革命文艺新经典——以根据地解放区《白毛女》为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与解放区,革命文艺经典的建构普遍采用“创制新经典”的路径,《白毛女》便是典型代表之一。在众多参与建构的力量之中,图书出版是容易被人忽略却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本文立足于文本生产、修订再版、改编演绎、丛书运作等4个出版运作维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歌剧《白毛女》如何在政治权力的直接作用下被“定制”为革命文艺经典的过程,剖析政治权力、出版运作与经典建构之间的内源连接关系。     

情感动员：歌剧《白毛女》的情感史意蕴

情感作为一种介入社会再生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曾发挥了显著的动员功能。歌剧《白毛女》源于鲁艺文艺工作者对流传在民间“白毛仙姑”传奇故事的革命化重塑。文艺工作者在对其重塑过程中,将其中的个体性情感冲突转化为民众对压迫者的集体控诉,并用仇恨和共情消解其中的爱情元素,将情感指向从白毛女的个体复仇转向社会体制的重构。这一重塑,使得“白毛仙姑”到歌剧《白毛女》的情感模式发生了本质改变。《白毛女》的广泛上演焕发出巨大的情感动员功能,不仅重塑了民众的情感结构,还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情感动员价值,具有深刻的情感史意蕴。     

文艺政策影响下歌剧《白毛女》的经典化过程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歌剧《白毛女》的历史地位和内容版本的变化实际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在《讲话》影响下歌剧《白毛女》作为诠释党的文艺政策的经典之作面世,而后又经历了十七年时期文艺政策变动之下由构建经典到解构经典的戏剧性命运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歌剧《白毛女》的彻底失语,新时期以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全新调整实现了思想领域内全面的拨乱反正,使得歌剧《白毛女》得以重登舞台再见光明。不同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白毛女》具体样式、文本内容、演出情况的变化上,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厘清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变化,同时在政治文化的观照下也会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民族经典的建构与传播——兼论《白毛女》70年的政治文化历史与实践

《白毛女》经典地位确立和传播的过程所裹挟着的丰富的政治文化信息,使得长期以来对其的学术批评不仅在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方面,而且在社会历史及政治文化等层面都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空间和争议性的学术话题。因此,从《白毛女》"经典"地位的建构和确立过程及其借助电影、政治外交等媒介和手段加以巩固和扩散的历史逻辑出发,反思"新的人民的文艺"体制下的美学规范与生产运作过程,对认识不断"集体"修改着的"红色经典"及其文艺传统,有着重要的文艺史价值和意义。     

从歌剧到芭蕾舞剧:论《白毛女》创作的叙事演变

歌剧《白毛女》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作,是20世纪脍炙人口的作品。《白毛女》故事原型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几种具有影响力的形态,文章以40年代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歌剧和文革时期出现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作为研究对象,追溯其从民间流传到成为40年代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又随着时代变迁走向革命样板戏的历程。深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干扰其版本变化和叙事细节的具体原因。以两部作品内容和形态的异同为切入点,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文艺政策和作品产生的影响力,从政治权力话语干涉和民间话语两方面分析了叙事产生变化的原因。     

从赵树理到莫言——以《“锻炼锻炼”》和《天堂蒜薹之歌》为例

赵树理发表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和莫言发表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具有主体意识表达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基层政权力量和底层民众关系的矛盾与对立。"农民作家"赵树理试图通过自己的"问题小说"解决农民问题,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为农民说话。越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越难以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赵树理和莫言提供了范本。     

伍尔夫和严歌苓笔下的“双性同体”解读——以《到灯塔去》和《白蛇》为例

在《到灯塔去》和《白蛇》中,伍尔夫和严歌苓分别以女性视角写出了受时代影响的女性气质的被摧残和迷茫错乱。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和严歌苓的《白蛇》都从人性化角度出发,对“双性心理”的女性给予关注,以超性别立场对同性恋给予了肯定。     

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及署名问题

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以民间传奇故事《白毛仙姑》为素材,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张鲁等作曲的歌剧《白毛女》,以开拓性的思想、艺术成果成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作品,被载入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史册。在此后的60多年间,它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剧、京剧、川剧、沪剧、越剧、粤剧、鼓词。     

从“自欺”到“自抑”——《小城畸人》解读

运用存在主义的＂自欺＂和＂自由＂等理论,联系《小城畸人》中作者对于＂真理＂与＂畸人＂的态度,分析畸人形成的两个阶段：从＂自欺＂到＂自抑＂;通过俄亥俄州温士堡小城的象征意义和主人公乔治.威拉德的最后离去,指出乔治的离开预示了一个新的畸人的形成。该小说集所揭示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     

试从现阶段社会矛盾看"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是新时期新阶段的“矛盾论” ,是对“两类矛盾”学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只有适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才能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     

当代高校大学生厌学“两课”原因探析

笔者认为当代高校大学生厌学"两课"的原因来自学生本身、社会和教学三个方面,但最主要的是整个社会对"两课"重视不够,用人单位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对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道德水平的考核机制.     

社会发展逻辑的重构：由“权力资本”走向“资本权利”

在社会发展中,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演变往往有其客观必然性,通常一种良性的利益集团政治有助于推动社会民主进程,但一种畸形的利益集团架构则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利益重构下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事实上推动着中国特殊利益集团一极独大利益分配格局的形成,并已经开始成为社会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阻力。既然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是从发展中来的,那么解决的根本路径也必然要到发展中寻找。因此,可以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四维一体的社会发展逻辑来代替"政治-经济"相互强化的社会发展脉络。     

《狼图腾》:从沉默到宣泄以及"别一种另类"

长篇小说<狼图腾>引起轰动,是当下特有的文化背景及其创作的个性特征所决定的.姜戎独特的生命体验使他的文学理想未能汇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洪流,而90年代以来文学的逐步多元化和文学激情的缺失为他的小说创作及其轰动创造了条件;作者从新时期前夕直到浮华年代用半生的心血去写狼,并且赋予作品"小说"与"立说"的双重品格,这种"别一种另类"的创作既是<狼图腾>成为优秀小说的重要条件,又是它难免欠缺的原因所在.     

从《颜氏家训·音辞篇》看洛阳语音的历史地位

洛阳是我国著名的古都。洛阳地区在历史上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京都洛阳一带的语音是全国的通语和标准音。这在《颜氏家训.音辞篇》等著作中,都有记述和反映。     

从《论语》君子观谈“最美人物”的价值与常态化培育

《论语》中的"君子"是古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人格,时代"最美人物"是对"君子"的继承与升华,两者在不同的时空境域中有着内在的契合性。"最美人物"亦是新时代的"君子",它彰显着丰厚的时代意蕴:以人为本的哲学价值、道德自觉的伦理价值以及和谐的美学价值。因此借鉴古代"君子"的培育养成方式,有利于从常态上构建完善的"最美人物"评选机制、激励机制与宣传机制。     

一样的时代情绪,不一样的《高兴》——小说《高兴》和电影《高兴》对读

小说《高兴》成功改编为电影《高兴》,是2009年初比较重要的文学和文化事件。虽然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都是传达一样的时代情绪：国民经济一体化或曰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整体高兴乐观时代情绪下的悲凉。然而,由于文学和传媒各自性质不同,两个《高兴》是不尽相同的。电影的成功改编是遵循了文学与传媒共通的艺术规律的结果,也是文学和传媒互补的产物。正因为克服了文学文本的诸多弱点,凸显出了许多亮点,《高兴》电影才被大多数人认可,在商业和文化上实现了双赢。     

性格的析分与整合：唐玄奘及《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

吴承恩以历史传说以及<慈恩传>中唐玄奘的形象与性格为原型,以阳明心学为指南,实现了玄奘之于<西游记>的人物析分,同时又通过取经神话完成了四性的整合,以此实现取经与修心的完美结合.     

"刘三姐"作为象征符号的演变与重构

本文联系国家、社会、文化变迁,运用象征人类学理论及新历史主义观点,剖析了"刘三姐"隐含在国家主流话语及民间话语中不同的象征意义,并以"刘三姐"的当代境遇,说明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国家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改造民间文化,而作为主体的民众面对国家主流话语并非别无选择,既受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又能够依照自己的观念秩序进行民间文化的再造。     

佛经《毘奈耶杂事》中之智童巧女故事及其流传

佛经《毘奈耶杂事》中记载了16则有关智童大药和巧女毘舍佉的故事,包括:验呕物以判真假丈夫、沙绳、两难之题、搬移花园、公牛奶、以驴赔骡、计破村外失钱案、偷情不成付钱脱身、巧媳妇妙悟家书、以水中马影付赌注、辨两马之母子、辨蛇之雌雄、辨木棍之根梢、水中珠影认作真、美妇巧戏登徒子、猴子学人上了当。这16则故事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都有类似的故事,这些经由口头传播,基本结构相同而外貌变异的故事群,在故事分类时,合称为一个类型。对不同国家同一类型的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将推动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