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代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的关系

中唐是唐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期。无论是文学样式或是作家作品的数量,都超过了盛唐。而韩愈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就是这个文学高潮的最突出的标志。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是一次散文革新运动,是对骈体文的总清算。从思想方面看,是一次提倡儒学、反对佛老的政治运动。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则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是对形式主义诗风的总清算。这两个运动都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复古思潮相联系的,也与韩愈、白居易二人进步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     

白居易《新乐府》是好诗──与何林天先生商榷

白居易《新乐府》是好诗──与何林天先生商榷司马公平白居易的《新乐府》早已被文学史肯定是一组好诗。且不论它是否在当时形成一场“新乐府运动”，就其对后世关涉国计民生内容的诗歌创作的影响来看是有益的、积极的。其成就不容抹煞。可是何林天先生《从“新乐府”辨析...     

宋词与江西诗派

在我国文学史上常常出现各种文学体裁之间在创作主张、题材和艺术手法方面彼此影响、互相渗透的现象。譬如,在六朝,“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俪文是和“嘲风雪,弄花草”的宫体诗同时风行的。在中唐,与韩愈倡导“文以载遭”、“文从字顺”的古文同时,白居易、元稹等开展了旨在“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要求“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的新乐府运动。在北宋前期,散文和诗歌创作的改革也是同时进行的。这是     

略谈白居易的《卖炭翁》

白居易是唐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杰出诗人。他既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是新乐府运动最得力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把自己的创作分成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综观全诗,精华首推讽谕诗(当然,其它三类也不乏佳篇)。而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它们大都成篇于三年左拾遗任间。《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代表作。     

梨花一枝春带雨——试谈《长恨歌》的语言美

白居易是我国中唐新乐府运动的旗手。他的诗歌,不但体现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形式,尤其在语言方面,形成了平易晓畅的新风格,从而雅俗共赏。广为流传。白诗语言风格的代表作《长恨歌》更是绘灸人口的上乘佳品。宣宗李忱吊白居易诗云,“童子     

从“新乐府”辨析看所谓“新乐府运动”说

“新乐府运动”是在我们建国后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中提出来的,并给予以很高的评价。近年来裴斐同志对此提出怀疑,并认为在我国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甚么新乐府运动。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很值得我们研究。我认为“史”的任务,首先是真实,既不要任意的贬低,也不要有意的拔高。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提倡“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谓“新乐府运动”,在文学史上是找不出来。     

白居易诗中衰老主题的文化阐释

中唐诗人白居易在文学史上以新乐府运动的主将得以留名。由于新乐府运动对现实生活和政治的关注 ,因而白居易经常被称为杜甫之后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固然不错。但事实上 ,在白居易两千余首诗歌中 ,表现衰老、病痛、死亡一类主题的诗为数颇多 (在本文中 ,我将此类诗所表现的统称为衰老主题 ) ,值得我们加以探讨 ,以增进对白居易的全面了解。(一 )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 ,以感叹死亡、病痛、美人迟暮、时光易逝为主的衰老主题 ,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主题之一。这一主题在诗歌中的最早出现 ,是屈原的《离骚》:“汩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     

白居易“补察时政”说的评价问题──兼为“政教中心论”一辩

白居易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和诗论家，是唐代诗坛倡导新乐府运动和“政教中心论”的代表人物。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最著名的创作纲领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的目的则是“补察时政”，即有助于皇帝了解政治的得失，从而对国计民生有所改善。这个“补察时政”说旗帜鲜明，言简意赅，比“为时”、“为事”更精确地道出了其“政教中心论”的实质。对白居易有关“补察时政”的诗论和诗作，在建国后的众多论著中都是持肯定态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在近年来却出现了异议，有些论者甚至提出…     

白居易评价之我见——兼与裴斐、王启兴先生商榷

裴斐先生的《白居易诗歌理论与实践之再认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66期)发表以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因为它不仅仅是就古论古,而是与现实、与当代文艺理论界的动态密切相关。裴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白居易“以政教言诗”是不是现实主义诗论?当时是否存在过一个新乐府运动?     

语文与语文革命——兼论中国语文学的内涵

对于文章和言语的研究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并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 ,历代文论便是这些成果最为集中的体现。语文是一个不封闭的永远处于运动发展状态的人文工具体系 ,推动这个运动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是语体 (言语 )与文体 (文章 )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语文革命的语文改革运动往往是伴随着思想文化革命发生的 ,这样的语文革命在古代和近代各有一次 :一次是公元九世纪上半叶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 ;另一次是五四时期以建设白话文体为宗旨的近代语文革命     

也谈《长恨歌》的创作意图

<正> 白居易名篇《长恨歌》的主题,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想结合作者创作前后的政治思想、文学观点和同时期的其它作品,也来谈一点他写作此诗的创作意图。根据陈鸿《长恨歌传》最后的交待,我们知道这首长诗作于元和元年。从元和元年到元和五年,即从白居易三十五岁到三十九岁这五年间,是作者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他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有很大的发展,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写出了“新乐府”、“秦中吟”等光辉诗篇。     

元和政坛与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流变

盛世回忆在唐宪宗朝具有政治符号的作用:宪宗即位之初,李绛等人凭借盛世回忆与唐宪宗产生政治默契,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其文学表现;元和初年,谏官政治不断走向高潮,《新乐府》即是该阶段的文学产物;元和后期,随着宪宗对崔群等人的情感疏离,盛世回忆作为政治权力的功能减弱,盛世回忆因之转化成了个人感伤的作品,即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从回忆、权力、文学三者关系,可以重新梳理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之变,进一步考察白居易拔擢、被贬的文化原因。     

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

本文通过研究歌行体裁的演变过程,对照新旧乐府的内容和形式,探讨了新乐府的缘起。认为在初唐至中唐大量创作歌行的过程中,由于“歌”类、“篇”类与“行”类的分工趋于明确,促使以“行’”、“词”、“怨”、“曲”及三字题为主的歌辞性作品,在取法汉魏古乐府的内容范畴、表现方式和题目承传性等传统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广义的新乐府,并从中产生了一批讽兴时事的狭义的新乐府诗。元、白本着诗六义的原则,用兴谕规刺须及于朝廷的标准对这一创作潮流加以批评和规范,又以一批“新题乐府”和“新乐府”组诗作为示范,融合了风诗、汉乐府、中唐前期兴讽歌行的创作精神和表现形式,正式确立了“新乐府”的名称。因此与其说新乐府是元、白的倡导,还不如说是对杜甫以来新题乐府歌行的全面总结和提高。在以上论证的基础上,本文对新乐府的界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尺度,对“新乐府运动”的内涵作出了新的解释。     

皎然的《诗式》和司空图的《诗品》

唐代的诗歌,基本上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艺术风格很不相同的道路发展的。一个是以李白和李贺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一个则是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包括刘禹锡、皮日休、杜荀鹤等在内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但是除此而外,以王维(就其主要倾向说)、孟浩然以至韦应物、司空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虽然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主要地却是过着地主阶级的有闲生活,脱离现实,寄迹放浪山水,为所谓超然物外的消极思想所支配的。如果说,唐代的诗歌革新和新乐府运动,在理论上得到了陈子昂、李白、杜甫和白居易     

“经世致用”说的文化品格及启示

“经世致用”说是贯穿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条红线，它生长于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大都充满思辩色彩，“尚用”的墨学应运而生；东汉初“谶纬神学”盛学一时，王充高扬“尚用”大旗，给予迎头痛击；魏晋南北朝时玄学清谈之风日炽，颜之推针锋相对，首倡应世涉务之学。从新乐府运动领袖白居易，到北宋著名变革者王安石，到顾炎武、龚自珍无一不是力矫时弊而高倡“经世致用”之学的。今天重温“经世致用”说无疑会爆出这样一个闪光的历史启示来：“玄学”误国，“实学”兴邦。     

论杜甫的新题乐府

文学史家在论及杜甫时,都毫无例外地将他反映现实的“乐府叙事诗”视为最突出的成就.诚然,杜甫“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的作法,“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这已是文学史的基本常识.然而杜甫究竟有哪些诗可算是新题乐府?它们怎样继承和发展了汉乐府的创作方法?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加上近年来又出现了关于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否存在的争论,原来就不十分清楚的问题,就更有必要作一番刨根问底的研究了.本文拟在笔者重新界定“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的前提下,着重探讨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以期对文学史上的这一重要现象,求得更切近事实的认识.     

我校杜得敏副教授应邀参加洛阳“首届国际白居易学术研讨会"

“魏紫姚黄次第新,洛阳又逢牡丹春”。壬申年四月,于历史文化名城洛阳,召开了“首届国际白居易学术研讨会”,其时,正是魏紫、姚黄、赵粉、窦绿争芳斗艳季节。中华学者、东瀛文士,群贤毕至,少长成集。以文为友,以花助兴,子香山寺侧,伊水边上,议《新乐府》,说《秦中吟》,实属诗文论坛上一代盛事。     

白居易的诗论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剧,大大削弱了李唐王朝的中央统治。由于宦官专政,朋党交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加深,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不断加剧,造成了土地的大量集中,加上连年战乱,给予了关陇、河湟一带以极大的破坏,这一切都使阶级矛盾急剧尖锐起来。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目睹时政日非,“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怀着匡救时弊的强烈愿望,兴起了一个有名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就是这一运动中最突出的代表。     

白居易三论

白居易的一生,由家及国,由己及人,由人及物,都极真诚,极挚爱。仁爱宽厚与狷介刚直,是白居易人格的基本特征。“志与行”、“济与善”二者是互衬互补、表里相一的关系。他的《新乐府》与《秦中吟》,蕴含着诗人诗作中最可贵、最优美的,既关心着人民、又关心着时代的诗的最崇高的品格。白居易的诗论,充分肯定诗的伟大的美感力量,将诗心紧贴时代与人氏,并指导艺术创作向着更加能够反映社会本质的方向发展。     

白居易与佛教

白居易是唐代诸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大诗人之一,日本学者加地哲定在６０年代写的《中国佛教文学》一书在介绍唐代佛教文学时,把王维、柳宗元和白居易等几位崇佛诗人并列介绍,认为他们“对佛教有理解”,能“体味到佛教境界”①,其书对白居易重点介绍其偈文,颇有见地,然未可称详备。对于白居易与佛教的真实关系问题,国内的研究者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有的结论尚有商榷之处,例如宋人姚宽在《西溪丛语》中认为白居易是“晚年药术竟无所得”后才皈依佛门;近人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中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