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拯救生命之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正式实施15年来,从有偿献血向无偿献血转变,我国献血制度不断规范化,为我国医学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拯救了无数生命。互助献血,一个陌生而敏感的词汇。当前各大医院临床用血量增大,血库供血紧张,对于没有在用血地献过血、择期手术的患者,医院方动员患者家属展开互助献血以满足手术用血需要,这是在无偿献血不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的情况下衍生的一种不得已的采血方式。面对这张带有"强制"色彩的献血单,不少患者和家庭既诧异又无奈,甚至对互助献血存在抵触心理。在献血过程中,为了能得到足够的血液,患者家属四处求助,这种无奈与供需矛盾相互影响,折射出互助献血的法律漏洞及推行过程中的各种困惑。面对拯救生命之血,在无偿献血的积极意义还没被全社会广泛认知,献血者数量仍明显偏少的情况下,临床用血紧张状况仍会持续。作为解决"血荒"的     

我国《献血法》的修改完善研究——以无偿献血困局的形成与法律应对为视角

我国在1998年10月1日颁布实施的《献血法》使我国的无偿献血工作走上了法治化轨道,对我国的无偿献血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最近几年,我国的无偿献血事业陷入了"血荒"的困局,这与我国现行《献血法》制度设计的不足以及实施过程中的走样直接相关。为了使我国无偿献血走出困局,需要采取适宜的对策予以补正。     

互助献血:“血荒”的困惑

梁海的叔叔因胃部肿瘤住院需要手术。因为病人重度贫血,手术前后需要输注大量血液,为此医院给家属开了一张互助献血单,这让梁海与血站及互助献血有了亲密接触。"今天无偿献血,明天免费用血",是梁海对无偿献血的最初认识。出于乐善好施的天性和自己及直系亲属可获益的动机,梁海在大学时就无偿献血6次,工作后也献血6次,每次均为400毫升。去年梁海的母亲因病住院,手术时确实享受到了无偿献血带来的益处,但因为叔叔不是梁海的直系亲属,不能享受优先用血的优惠政策,最后医院主治医生还是开了一张互助献血单,让梁海组织亲友到血站献血。无奈,梁海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借助网站、论坛、微信、微博等平台,向亲朋好友以及爱心人士求助。在QQ群里,梁海的求助引起了一场关于"互助献血"的     

当公民身份遭遇女权主义

公民身份是西方政治话语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当公民身份遭遇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公民身份的“性别盲点”和“性别霸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女权主义对公民身份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公民身份的彻底摒弃和颠覆,而是对公民身份的“去蔽化”,是对“去蔽化”后的公民身份进行“改写”和“重构”.     

社会动员的变迁及内在机制——以公益献血的动员研究为例

自1998年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以来,中国公益献血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往学界往往将这种进步归因于社会体制、政府管理能力、组织结构或者献血者素质的变化,这些解释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献血事业的特色和经验,但其视角却局限于过大、偏和弊。社会动员机制也可以作为公益献血事业进步的一个解释维度。针对献血的社会动员经历了政治动员、物质动员和主体动员的阶段性过渡和有效衔接;在献血动员变迁的过程中伴随着动员意义的建构。公益献血进步的探讨,不仅能反观社会动员的变迁,而且管窥了社会动员变迁背后的社会转型。     

关于增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探索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日益认识到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从剖析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入手,进而探讨其增强的途径。公民与公民意识公民,是对民主制国家的正式成员的尊称。公民这一概念,产生于古希腊时代。但真正具有现在的涵义,则是近代民主制国家建立后才赋予的。所谓公民,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公民是自由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有独立的人格,能与其他人处于同样平等的社会地位;公民有权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在政治上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即所谓公民权;     

现代公民教育在英国的确立与发展

英国现代公民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对现代"公民"意义的诠释引发了对现代公民教育的新的要求.英国现代公民教育强调培养国家公民、全球公民的身份意识和能力,同时继续保留和倡导传统价值观.现代公民教育对于英国精神、文化和道德的构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使得英国可以在保持宗教和道德传统的前提下,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对道德的挑战与要求.     

公民资格:西方民主的一种解读视角

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民资格演变的过程。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人尚不曾拥有以尊重个人权利为核心特征的公民资格。现代公民资格概念在17世纪才开始出现,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英、美、法三种模式。可以说,从古至今,公民资格在形式上经历了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在内涵上,则是落实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过程。现代公民资格的“一般化”跨越了社会结构,伸展到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成为人民主权和个人自由两个政治信条的连接点。民主成熟程度是与公民资格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后发展国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可避免地首先需要对本国公民资格的普及、保障与张扬作出努力。     

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运转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论析

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力源泉之一,也是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当前,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具有可行性。但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公民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公民主体资格认识不清、公民话语权缺失、公民能力有待提高、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完善等障碍。今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公民教育、培育公民能力的基础上,以基层社会合作治理为突破口,是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     

新传媒语境下我国公民新闻的建构

公民新闻是近来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特别是当自媒体兴起后，我国的公民新闻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那么，这样一种新传媒语境下我国的公民新闻应该如何建构？在新媒体语境下公民新闻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正是本文探讨研究的主要问题。     

论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规则——对国家赔偿法相关立法说明的考察

国家赔偿法立法说明的法律文本所表明的观点是:公共设施致害应适用民事赔偿规则,其赔偿责任主体为负责管理公共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但无论从公私法区分的法理上分析,还是民法通则126条的适用范围及权益救济上的局限性而言,进而从我们对世界潮流的关注上讲,应将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即公共设施致害应适用国家赔偿规则。当然,对于有特别法规定的公用企业造成的损害应依特别法解决,国家不负担赔偿责任。     

环境污染侵权与恢复原状的调适

恢复原状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适用中常遭遇可行性证明困难,并在环境污染生态损害、污染场地治理方面难以直接适用。为充分发挥恢复原状对环境污染侵权的救济功能,须从恢复原状标准的分类构建、经济合理性例外规则的确立、最佳可得技术的获取、恢复原状实现方式变化及环境修复责任独立化等方面对民法上恢复原状制度进行改革与调适,方可有效运用于环境污染侵权中。     

血液：从商品到礼物——从社会政策角度讨论无偿献血制度的完善

血液作为一种资源，自从被人类认识并开发作为一种医药之后，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富商机的一种商品。但由于血液质量问题及其包含的伦理价值，历来关于血液是否应该通过市场买卖的争论很多。血液作为医药与商品的历史证明：无论从血液的质量、血液的使用效率等方面看，无偿献血都是最好的制度，并且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应用。     

浅析行政追偿的涵义及其性质

行政追偿是国家赔偿制度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定权力。为了进一步贯彻实施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对行政追偿制度的涵义和性质的理论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论法治与习俗--以社会行为为线索的一条社会学进路

鉴于人们在追求法治的进程中对道德与法律的过分关注,作者采用不同于法学研究的思路框架,以行为与秩序之间的调节介质作为视角,以社会行为作为分析线索,详细考察道德、法律、习俗这三种介质对行为与秩序的作用机理。指出:与道德和法律对于行为所起的条件刺激作用相比,习俗的重大意义常常被人遗忘。在某种程度上说,习俗为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和秩序形成提供着“程序”。以此作为立论依据,进而揭示其对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     

论当前规避法律的社会行为

规避法律的行为在我国大量存在且花样百出。规避法律的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主要有法制建设内部的矛盾、执法、执纪部门查究不力和执法部门能力受限等多种原因。所以,防止规避法律的行为,一要加强立法,二要加强对规避法律行为的查究力度。     

当代灾疫预防实践的社会伦理考察

当代灾疫预防应改变只＂防＂不＂预＂的社会方式,重建以干预消灭灾疫隐患为主要任务的社会预防策略。为此,当代灾疫预防必须以＂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为根本法则,以自然、生命、人、社会共生互生为价值导向,以建设生境化生态文明为最终伦理目标,并以＂生态优先于利益＂、＂需求优先于欲求＂、＂生存优先于发展＂为伦理指导原则,进行...     

全球网络安全与犯罪公约制定的基本问题

网络的开放性、跨国性决定了网络安全是全球性的难题。制定网络安全与犯罪公约,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统一行动打击网络犯罪,不仅可以阻止网络威胁和网络攻击事件的发生,而且还能为国家及国际解决方案的形成提供必要的体系结构。全球网络安全与犯罪公约的内容应包括打击网络犯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网络安全文化建设、提高执法人员执法能力以及打击网络犯罪的合作机制等具体制度。各国应建立终身的、系统化的网络安全教育机制。公约应涵盖网络钓鱼、垃圾邮件、身份盗窃以及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进行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网络攻击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执法机关在收集往来数据时,要履行严格的保密义务。在强化各国合作、追查网络犯罪的过程中,应尊重各国的主权。     

权能分治下的我国地方立法:法律与实践

在现行的立法体制下,地方立法因其既是中央授权的产物又要对地方人民负责而呈现权能分治的状态,但在地方立法实践中因制度实践与法律规定的部分背离而使地方立法的权限与能力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而在法治框架下地方立法的权能问题就转换为如何在中央与地方间合理配置立法权的问题。     

“女合得男之半”——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南宋的女分法

本文从《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的相关判例出发,讨论“女合得男之半”法的相关问题.“女分法”的立法目的是保障男性继承人在分家析产时,能够获得较大比例的份额,在满足这一前提时,给予未成年或未嫁的女儿一定的经济资助作为她们日后的生活之资和嫁资.男性继承人所得的一半并不意味着女儿获得的财产与之性质相同,只是借以计算女儿应分的基数.女儿分得的财产是一种纯利益,她们不承担祭祀的义务,因此她们也不具备传统家族法意义上的“承继”权利.